1965年春夜，二機部辦公樓燈火通明。一通來自昆明的加密電話劃破寂靜，“毛主席提到幾家骨干工廠能否一分為二搬進三線，你們抓緊研究，等不得我回京。”聽筒那端，周恩來的聲音微啞卻干脆。掛斷電話的劉西堯馬上把十幾位廠長、專家叫到會議室，直到凌晨才給中央送出結(jié)論：現(xiàn)有廠址不能分，但必須另建第二套。就這樣，三線布局從一紙設(shè)想到西南山谷，劉西堯隨后跑完川、滇、黔上百個峽谷，一邊選址一邊勘震。有人質(zhì)疑分散過度，他只抬頭說了一句：“非常必要。”

那年秋天，成昆鐵路正在烏絲河口炸山開洞。劉西堯蹲在鐵軌旁看工人點火裝藥，身后護路戰(zhàn)士悄聲議論，“二機部那位副部長，又來了。”選址報告交上去后，鄧小平專程走進川南大山查看廠區(qū)。崖壁間云霧翻滾，車隊時快時慢，劉西堯陪同講解工藝流程，鄧小平連聲說路險景好。三線方案最終敲定，核工業(yè)的后方陣地由此成形。

翻到1964年9月，戈壁深處氫氧燃焰映紅夜空。首次核試驗準(zhǔn)備就緒，劉西堯向中央專委遞交《工作提綱》，周恩來左右權(quán)衡，擺出“暫緩”與“盡早”兩案。毛澤東批示：“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十月，當(dāng)蘑菇云在羅布泊升起，U-2偵察機急返基地，世界媒體啞然。周恩來拍桌提醒：“連家里都別提，萬一失手，消息泄了麻煩更大。”會議散場后，他對劉西堯補了一句，“保密就是生命線。”

進入1969年7月，渤海地震。凌晨，周恩來電話直撥：“坐我的專機去現(xiàn)場，空中先偵，再落海島。”伊爾-28在四百米高空盤旋，駕駛員探身請示能否再降兩百米。“你敢飛，我就敢坐。”劉西堯回答。機艙溫度飆升，氣流顛簸，他卻將海面紋理、巖岸裂痕逐一記錄。回京分析后得出結(jié)論：震中在深海，破壞有限。三年后，國家地震局掛牌，劉西堯列席籌建會，從核安全的角度追加十幾項抗震指標(biāo)。

1974年年底，國務(wù)院為教育部物色新部長，名單報送西花廳。周恩來沉默良久，在紙片上寫下“二機部”三個字，又隨手撕成碎屑。華國鋒看在眼里。中央工作會議后，華國鋒與李先念把劉西堯叫到一邊，“你回二機部當(dāng)部長。”劉西堯指指同來的代理部長劉偉，“他干得不錯。”答復(fù)只一句：“決定已經(jīng)下了。”

1975年1月25日，第四屆全國人大公布任命，二機部第一次在《人民日報》公開亮相部長姓名。兩個星期前的大會堂，代表掌聲久久不斷，主席臺上周恩來面容憔悴，步伐卻堅毅。劉西堯坐在代表席抬頭望去，心里直打鼓：總理瘦得厲害。會后沒能再見，他后來才知道，總理此時已做過多次膀胱鏡電灼，疼痛劇烈仍堅持主持大局。

重返二機部，迎面是導(dǎo)彈配套彈頭節(jié)點被拖后的紅色警示牌。高質(zhì)量首件若錯過窗口期，整個型號要推倒重來。劉西堯把技術(shù)骨干集合在禮堂，凌晨兩點還在修改動員稿。第二天他站上臺，開門第一句，“完不成，我就離職。”三小時講話擲地有聲。散會后，他直奔理論設(shè)計室，鄧稼先端著計算草稿迎上來，“理論沒問題，得再做一次熱試。”劉西堯點頭：“不聲不響，放手干。”

1976年1月8日，清晨的北京飄起細雪。廣播里傳來訃告，許多廠房汽笛同時長鳴。守靈大廳里，劉西堯戴著黑紗，眼圈通紅。靈車經(jīng)過長安街，兩側(cè)人流無聲抽泣。辦完告別儀式，他回到辦公樓頂層會議室，桌面仍攤著那份進度折線圖。窗外機器轟鳴，他合上卷宗，只留下一行字：交卷尚早，任務(wù)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