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世界敦煌學的學術版圖

柴劍虹先生的新著《絲路尋珍》收錄他的28篇文章，其中既有訪問日記和行記，也有考察、參觀和參會的感言，還有部分演講報告，內容精彩，文筆優美，讀來令人欲罷不能。書中所收各篇，對我來說更有一種親近感，甚至喚醒了我的一些記憶。

《絲路尋珍》，柴劍虹 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6年出版

通讀全書，我認為有幾點值得關注：

第一，學術信息量非常大。如《首赴蘇聯考察敦煌寫卷日記摘抄》所記在蘇聯科學院列寧格勒分院（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閱讀敦煌文獻的一些情狀：“今天開始可以看敦煌寫卷了。早晨10時許到研究所，近11時丘古耶夫斯基來，到12時40分才提取出今天我們要看的卷子來……我將需看的寫本逐一過錄，發現卷子未經整修，極易破損，到了將來也許有些部分再也恢復不了了……下午繼續看寫卷。今天我一共過錄11個寫本（正反各算一），收獲頗大。”（第17頁）“從這兩天閱卷的情況看，蘇聯藏卷保存狀況較差，大多寫卷并未經修復裝裱，因此破損嚴重，而且極易失散……許多卷子孟氏（孟列夫）是在二三十年前查過的，現在他與丘氏均無助手，他們都已快退休了，再不帶徒弟，將來這批卷子的命運就很難保障了。”（第17—18頁）后面還有抄錄敦煌寫卷《黃仕強傳》和《文酒清話》的具體細節。一般研究人員即使有相似的經歷，若沒有柴老師那樣的學術眼光，也很難將所見所聞及時記錄下來。

柴劍虹在東方所抄錄敦煌寫本

柴劍虹書中寫到了許多國際著名的敦煌學家，一方面可知他與國際學界交流非常寬廣，另一方面說明他是位“有心人”，每次出訪前都會做足功課，與相關的學者提前聯系、準備相關資料等。如2005年赴俄羅斯時，柴老師就隨身攜帶了《俄漢小辭典》。我當時非常汗顏，我大學學的是俄語，雖然將所學已經還給老師了，但家里就有《俄漢小辭典》，也沒有提前預習。從柴老師書中看到2000年其在法國與一些旅法中國學者的交流，也反映了柴老師的交往和細心。如6月3日：下午給吳其昱先生打了電話，和吳先生見面后得知，他“正在整理自己的論文，準備編成文集。”（第83頁）；6月7日：中午與陳慶浩先生吃飯，飯后陳陪柴老師去看左景權先生，得知左先生的“一些中文論文經林聰明教授聯系，要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出版，但至今無消息，他十分惦念。”（第86頁）6月16日：與張廣達先生見面，“十分感慨。”（第97頁）另如2019年秋日陪樊錦詩先生到法蘭西學院領受“第二屆汪德邁中國學獎”時，10月15日中午在法國朋友家午餐，餐后“到陳慶浩先生家；很巧，臺南王三慶教授今日飛到巴黎，暫住陳家”。（第335頁）這似乎都是個人的交往與私誼，但將其串起來，就是另一種視角的敦煌學學術史。

敦煌P.3257寫卷

第二，由于柴劍虹長期擔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秘書長、副會長，本書所收各文學術視野寬廣，考慮的問題比較宏大，都是敦煌學的重大理論問題。如《漢學在歐洲》一文中寫道：“從1909年正式開啟了中國與世界敦煌學研究的歷程”，“正是由于中外學者共同開拓了敦煌學，使其從一開始就是一門國際性的學問”（第69頁）。在2001年參加“草創期敦煌學日中研討會”的感言中，柴老師說：敦煌文獻發現已過了百年，“敦煌研究早已成為國際學術界的熱門，但‘敦煌學’究竟算不算一門獨立的學科，至今還有對峙強烈的不同意見。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敦煌學學科理論的建設還十分薄弱，這首先就反映在對敦煌學史的研究很不夠，往往只停留在對各種成果的一般介紹上，缺乏系統的、理性的、綜合的歸納與分析。”（第101頁）

從百年敦煌學史可知，敦煌學研究有三大重鎮——中國、日本和歐洲，歐洲則以法國為主。法國的敦煌學研究很有特色，成績也很突出。柴老師在書中對法國敦煌學作了簡潔的梳理：“當年，伯希和等老一輩法國漢學家，正是憑借著較高的漢學修養與獲取文物資料的便利條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也培養了一批學術接班人。二戰以后，法國漢學的削弱自不待言，但韓百詩（L.Hambis）、戴密微（P.Demiéville）、謝和耐（J.Gernet）、蘇遠鳴（M.Soymié）等人的出色研究仍為世人矚目。同時，一批旅法的中國學者，如左景權、吳其昱、陳祚龍等先生，以他們深厚的國學功底和高漲的工作熱忱，參加了法藏敦煌寫本的編目整理與研究，作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第70頁）這簡直就是法國敦煌學史的縮影。

第三，關于敦煌學與漢學。敦煌學屬于“東方學”的一部分，而東方學基本上等同于漢學，如20世紀20年代傅斯年在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時說：我們要使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陳垣也大聲疾呼：我們要將漢學的中心從巴黎、京都奪回到北京。本書中對“漢學”的思考，既是很好的理論探索，又可以讓讀者了解國際學術的發展趨勢。如提到歐洲的“漢學”，“則濫觴于16至17世紀間西方傳教士到中國的活動。鑒于自身在歐洲漢學史上所起的作用，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的一些高等學府與科研機構，似乎都曾有過‘歐洲漢學搖籃’之稱譽”。“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以法蘭西學院為核心的法國學術界，曾以儒蓮（S.Julien）、沙畹（E.Chavannes）、馬伯樂（H.Maspero）、伯希和（P.Pelliot）等著名漢學家享譽學林，堪稱歐洲漢學的大本營。”

蘇截獲德藏新疆壁畫

在《漢學在歐洲》一文中，柴劍虹說到，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國際交流的加強，歐洲的漢學取得了許多成果，但“毋庸諱言，近時期的歐洲漢學也存在著不利因素，主要是各國將研究重點轉移到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而對傳統漢學研究的資金、人員投入則相對縮減，從而造成相關圖書匱乏、專業人才短缺、研究經費不足的情況。此外，新一代漢學家雖然也相當勤奮，有相當便利的工具與手段（如利用電腦網絡獲取信息），但是在漢文化修養上卻帶有明顯的先天不足（如古漢語水平、中國古代文化史知識積累）。”“老一輩歐洲漢學家的研究主要采用‘金字塔式’的方法，即先一層層地打好既廣且深的中國語言文字學、經學、史學、文學等方面的基礎，再逐漸進入專題研究，取得頂尖的成果。而近二三十年，歐美的一些漢學家，由于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則多采取‘挖井式’的方法，即稍懂中文后就抓住一點往下挖，到一定深度也能‘出水’（寫出論著）。這樣做雖然見成效快，但弊端也大——由于缺乏深厚的漢文化修養，又往往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不容易抓住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得出的結論常常不免偏頗。”

歐洲漢學所遇到的這種狀況，我認為日本學界也遇到了。如日本敦煌學家高田時雄教授2019年接受訪談時說：“這十年來，日本的敦煌學研究正走向衰落，這不僅僅是敦煌學，還包括漢學本身。學者的人數越來越少，年輕人對這些不感興趣。他們看不懂漢語文獻，特別是古漢語。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難道僅僅是歐洲和日本嗎？我認為可能是一個時代的世界性問題，包括我們國家也是如此。我們這一代“新三級”（77、78、79級本科生和78、79級研究生）學人，在學術視野和格局方面，已經與我們的老師有較大的差距了。由于受教育背景的影響，我們這一代學人，基本上都是分科治學、專業劃分越來越細的“旗桿式”學者，而非“金字塔式”學者，不要說文史哲打通，即使在中國古代史的二級學科中，也以所從事的時段，如先秦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元史、明清史為主。以至學者的知識結構更加“專門”，只熟稔自己所從事專業內的情況，對自己專業以外的學術不甚了解。現在的學科劃分更加細致，學生的知識面越來越窄，對古籍的閱讀水平和能力也下降了。雖然在某個具體問題上能夠“打深井”，寫出有新意和深度的學術論著，但無法達到前輩學者的學養、水平，更不要說超越。

“漢學”與“中國學”的關系非常微妙。在我的認知里，“漢學”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學問，而“中國學”則以研究現實的中國為主。但在當代學人的表述中，往往將“漢學”等同于“中國學”。早期“漢學”的大本營在歐洲，主要是運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與文化，尤其是中國周邊的民族歷史，即史書所記的“四夷”。二戰以后，“漢學”的中心從歐洲轉移到了美國，但美國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國家，才不會花力氣研究古代的中國，而是要建立“智庫”，研究現實的中國，“漢學”也就演變為“中國學”了。

我的這種認知，在柴老師書中得到了印證。柴老師引用在歐洲尤其是德國工作、講學多年的張國剛先生的研究，指出在德國漢學界，“從20世紀70年代中到80年代，有三分之二的教授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但在大學教學中關于近現代的教學卻占優勢，據此作碩士論文的也比較多。實際上，新一代學生的興趣大多轉向中國的現當代。據學生講，這與畢業后求職關系極大。”“‘中國學’有取代漢學的趨勢。”

德國印度藝術博物館藏克孜爾壁畫

以上僅僅從我熟悉的角度闡述了《絲路尋珍》的主要內容和學術價值。實際上，本書內容豐富，涉及面較廣，如《海外敦煌學家的新課題》《敦煌文物流散的是與非》《俄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庫藏原德藏新疆壁畫簡析》等，涉及敦煌學的“轉型”、作為一門學科的“敦煌學”起始、德藏新疆壁畫是如何拿到俄國的等諸多學界關切的論題，都有闡述，請各位讀者自己去閱讀和感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