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漢學家的偵探“舊夢”里，是他對于人世間的美好期許

1841年5月，愛倫·坡的《莫格街兇殺案》在《格雷姆雜志》上悄然登場，偵探小說這一文類由此宣告正式誕生，至今已整整185年。1896年9月，晚清“維新派”刊物《時務報》第六期上，刊出了張坤德翻譯的“福爾摩斯探案”故事《英包探勘盜密約案》（今譯《海軍協定》），標志著偵探小說正式進入中國，距今也恰130周年。在這樣兩個值得銘記的年份交匯之際，我們回望偵探小說的歷史，審視其在當下的面貌，并眺望它未來將往何處去。今天的讀者更習慣稱“推理小說”而非“偵探小說”，這一說法將我們的視野自然延展至更為廣袤的懸疑天地。本期我們想聊一個有趣的話題：“原來他們也寫過推理小說……”即那些在文學史與文化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竟也曾悄然涉足過懸疑推理小說創作。

——主持人：戰玉冰（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漢學家柳存仁的偵探“舊夢”

文/華斯比

1986年起，群眾出版社開始系統再版“中國偵探小說之父”程小青先生的代表作《霍桑探案集》。六月，先出版了前兩冊，其中第一冊收錄了一篇《序》，落款署“一九八五年六月，柳存仁謹序”。文后又附“序作者簡介”：“柳存仁系程小青好友，對各國偵探小說研究造詣尤深，澳大利亞堪培拉大學東方文學系教授。”

在那個年代，這位曾在民國偵探小說界叱咤風云的“東方柯南·道爾”的舊作才剛剛再版，年輕讀者可能連程小青的大名都沒聽過，更何況這位“程小青好友”。那么，群眾出版社當時緣何會邀請這位“程小青好友”作序推薦呢？現在想來，柳存仁先生可能是那時編者和程氏后人能找到的程小青友人中碩果僅存的“民國偵探作家”了。但當時他們可能只知二人是“忘年交”，并不一定了解柳存仁在學生時代也曾寫過偵探小說。甚至可以說，在偵探小說創作上，他對程小青先生始終執弟子禮。

現在很多人說起柳存仁，主要提及他的漢學家身份。2000年5月，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北大學術講演叢書”推出第12種，即柳存仁的《道教史探源》，封底如是介紹：“柳存仁教授，華裔澳大利亞著名學者，1917年生于北京，畢業于北京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曾獲倫敦大學榮譽文學士、哲學博士及文學博士學位。是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的首屆院士、英國及北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會員。……1984年后多次回中國訪問、參加學術會議，促進國際漢學交流。1992年，榮獲澳大利亞政府頒贈的AO（Order of Australia）勛銜和勛章。”

但鮮為人知的是，“中學時期，喜偷看小說”的柳存仁，于民國時期曾以柳村任、柳雨生為筆名，在《紅玫瑰》《珊瑚》《小日報》《太平洋周報》《大眾》等刊物發表過不少偵探小說，其中以“梁培云探案”系列最為著名。此外，他還在《新聞報》《金鋼鉆》《小日報》上發表過《小說和科學性》《談偵探小說作家》《談東方柯南·道爾》等多篇偵探小說評論文章。

彼時，作為一個“寫偵探小說，頗有聲”的文學少年，在柳存仁的偵探“舊夢”中，始終縈繞著一個酷似大偵探霍桑的身影，那便是程小青。

青年柳存仁

在1985年那篇《序》的開篇，柳存仁自稱“認識《霍桑探案》的作者程小青先生，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此言非虛。其實細細算來，那時柳存仁認識程小青已超過半個世紀了。

1939年8月15日，柳存仁以“柳村任”之名寫下《舊夢》一文（刊于顧明道、趙苕狂主編的《玫瑰》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回憶自己學生時代閱讀、創作偵探小說的舊事：“我在八九歲的時候，看了劉半農、程小青先生等譯的《福爾摩斯偵探案》，愛不釋手。十二歲時，自己腦海里創造出一位‘思想靈敏，保障人權’的科學偵探梁培云先生來，他的第一篇探案《匿名函》，就是登在苕狂先生編的《紅玫瑰》上面的啊。”

“梁培云探案”系列首作《匿名函》于1931年6月21日在《紅玫瑰》第七卷第十期發表，截至1934年3月，該系列陸續又有《黑面人》《雨夜槍聲》《外交密約》《錢祟》《項圈》《南方雁》《空屋》《灰手印》《窗外人影》《蛇足》問世。

按《舊夢》中提到的時間進行推算，自1931年起——很可能就是《匿名函》發表后——柳存仁便開始與程小青先生通信，一直到七年后，即1938年的夏天，神交已久的二人才初次在上海見面。見到對自己多有提攜的程小青時，柳存仁心里不禁感嘆：程先生真像霍桑啊！

七年時間，相差二十多歲的兩人鴻雁傳書，結下了深情厚誼。可惜目前還未得見二人書信往來的只言片語，也許今已不存。不過可以想見，一個剛走上偵探小說創作之路的文學少年，與一位已憑《霍桑探案》而聞名中國的偵探文壇領袖之間，交流最多的應該還是有關偵探小說創作方面的內容。

這里有一個例子。1933年9月至1934年3月間，四萬余字的《窗外人影》在范煙橋主編的《珊瑚》雜志上連載。上刊前，柳存仁曾將稿件寄給程小青過目，后者還指出了許多需要修改之處。當年六月，程小青為這篇小說撰寫了約300字的“引言”，后來刊于小說正文之前，其中不吝夸贊之詞：“柳君村任雖在弱冠的年齡，對于偵探小說卻有特別的嗜好，他所撰的‘培云探案’已經不少，近作如《空屋》《南方雁》等，除了結構精警以外，在含意方面，也有相當的價值。他又很虛心。他在寫成了這篇《窗外人影》之后，曾寄給我，讓我校讀一遍。我覺得他在結構上，已能控制著動和靜的長處，而又不犯粗獷固滯的短處。”這篇也是作者“自己和朋友們認為最好的一篇”。

1941年，上海世界書局印行了《霍桑探案袖珍叢刊》第一輯十種，卷首有一篇柳存仁的《序》。這是柳存仁平生第一次為前輩程小青的書作序，他在序的結尾強調“至今在學問研究的思考方面”“自以為大部分是受到程先生的作品的鼓勵和訓練”。

柳存仁如此談程小青偵探小說對他學術上的影響，多少有些溢美之詞。但《霍桑探案》對“梁培云探案”系列的影響卻顯而易見。甚至可以說，梁培云的形象也有點模仿“東方福爾摩斯”霍桑的意思——冷靜、善推理、注重科學偵查與物證邏輯、有助手（蔣鐵生也是包朗那樣的案件記錄者）、有對手（“東方亞森·羅蘋”南方雁對標的是《霍桑探案》中的俠盜“江南燕”）、愛用國貨（抽“國貨小聯珠的紙煙”），等等。

我還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信函”在“梁培云探案”系列中出現的頻率極高，什么委托信、恐嚇信、挑戰書、密碼信、電報、辯白信，幾乎篇篇都有，而且往往起到推動情節、設置懸念、提供線索甚至誤導讀者的關鍵作用。小說中“信函”元素的頻繁使用，是否與現實中柳存仁和程小青的常年通信有關，就不得而知了。

抗戰勝利后，柳存仁去國離鄉，最終定居澳洲，安心從事學術研究，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和道教研究等多個領域享譽國際。

《外國的月亮》

2002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為柳存仁出版了一部文集，叫《外國的月亮》。其中有一篇記程小青和偵探小說發展史的文章《程小青》，提到他1992年夏天去了蘇州的程小青故居“繭廬”，當時接待他的是程小青長子程育德及夫人鄧援，并讓他在程先生當年的書房里徘徊了半天。那時的柳存仁也已是75歲的老先生了，程先生更是故去多年，那句“可惜我來得遲，見不到先生了”，聽著讓人無比唏噓。

在《舊夢》的結尾，柳存仁說自己仍相信“偵探小說是一部通俗的化裝科學教科書，對于我們這個萎靡不振暮氣沉沉的古國，卻具有著起死回生的力量”。

我知道，那是少年柳存仁的美好期許，是他曾經義無反顧地創作偵探小說的動力源泉，更是承載了他過去美好一切的“舊夢”。

（作者系文學編輯、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