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春時岳猝逝,廣州友人及時相告,老成凋謝,不勝唏噓。
我們都是與共和國同步成長的一代學人。所不同者,時岳50年代初即師從邵循正先生,早就開始活躍于史壇。我則長期僻處江夏一隅,忙于教學與自修,很少與外地學者聯絡。直到1961年在武昌舉行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會議,我才有幸與時岳及其他一批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青年俊彥歡聚一堂。當時,他已有《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近代中國反洋教運動》兩本著作問世,是我們這一群落中的佼佼者。
1963年我被借調到北京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協助工作,隨后又參與中國近代社會歷史調查委員會的籌建,時岳偶爾出差來京,我們也時有晤談。那時我性格比較內向,除身邊少數密友外,很少與外地學者深交,不過在內心一直佩服時岳的功力與才華,把他當作學習榜樣,雖然他還比我小兩歲。
時岳與我相交漸深,始于“文革”后期。1975年夏天,我到哈爾濱參加一個規模頗大的學術討論會,剛進住房便聽見門外有人喊:“開沅你來了。”這就是隔絕已有十年的時岳!我們在風華正茂的歲月里相識,在歷經磨難的年代里相知,當時正如“涸轍之鮒,相濡以沫”,我們是多么珍惜彼此的幸存與友誼的賡續啊!“文革”以后,他離開吉林南下,我到廣州出差頻繁,彼此見面機會增多。他還是老習慣,事先從不通知,進門仍是那句樸實無華的“開沅你來了”,然后便悠然自得地坐下抽煙喝茶,海闊天空地神聊起來。他從不在背后貶議他人,關心的只是學術信息與友人蹤跡,或者是要我談談海外各地的風土人情。隨著年齒日增,我們都流于疏懶,很少通信或打電話,但彼此都時時關切著對方的工作與處境。
時岳的學術才華是在“文革”后才真正施展出來。他有志于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改革與重建,并且選定問題最為復雜的洋務運動作為突破口,不斷進行深入而又縝密的探究。他先后發表的《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近代中國社會的演化與辛亥革命》、《中國近代史的主要線索及其標志之我見》等重要論文,在海內外史學界引起強烈反響,堪稱開風氣之作。從國內而言,開初對之理解者較少,持保留態度者頗多,亦有視之為“離經叛道”者。但他仍鍥而不舍,據理力爭,以精辟的論述贏得越來越多學者的理解與認同。
當時我正集中全力從事辛亥革命史撰述,對他關于洋務運動的新論屬于有保留的尊重,在關于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問題中且有所駁難。他對此毫不在意,簡直是“犯而不校”,但他在其后時專著中也不放過我的某些“前科”,如批評我在1963年發表的那篇短文《洋務運動有進步作用嗎?》。見面時他笑嘻嘻地對我說:“我是點了你的名的啊!”我也以平常心待之,彼此從未因學術觀點的差異產生任何隔閡。在關于基本線索問題的討論中,與他爭辯最多也最激烈的是汪敬虞。任先生是我們師友之間的前輩,大家都很欽佩他的功力之深與著述之嚴謹,但在學術爭論中時岳決不讓步,表現出可貴的尋求真理的勇氣與直率。
時岳在學術爭論中富于理性精神。他堅持自己認為是正確的道理,但決不強加于人,對不同觀點能夠尊重與包容。在這方面他與胡濱是兩種風格,后者在討論學術問題時詞鋒過于犀利,常常強要對方馬上作出明確回應,頗有一點“得理不饒人”的味道。但胡濱也是很好相處的朋友,熱情而且爽直,他的求勝心切與時岳的沉靜穩健相映成趣,都洋溢著誠樸學者追求新知的執著與天真。他們在洋務運動領域雖未認我為同道,但在史學革新與培育人才方面卻能相互理解與合作,常對我們的工作提供及時而有力的支持,使我與本所同事非常感激。而今李、胡聯袂西去,海闊天空的神聊與面紅耳赤的爭辯都成難以重溫的舊夢矣。
幾十年來,我有幸結識眾多中外幾代著名學人,相較而言,時岳的天分、素養、才華都堪稱上乘。他有很大的潛力,本來可以做更多工作,成就更大業績。但終究吃虧于時間損失太多,工作環境亦不盡如人意,而疾病又過早結束了他的學術旅程。這種遺憾之深沉,我想大家都會有同感與共鳴。所幸者時岳一生勤奮,已有佳作多種輝映史壇,又有一批理解老師并且各有所成的及門弟子可以薪火相傳。時岳天上有知,必定會為此感到極大的欣慰。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原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李時岳先生紀念文集》,遼寧古籍出版社,1998年。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