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新政策到創新官僚組織：“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DARPA’們”研討會綜述

2026年4月7日下午，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成功舉辦“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DARPA’們”專題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是上海“五個中心”建設“1+5”智庫聯合體系列活動之一。會議特邀《打造創新型國家》（How to Make an Entrepreneurial State）的兩位作者——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創新與公共目的研究所副所長雷納·卡特爾（Rainer Kattel）教授、愛沙尼亞塔林理工大學治理學教授沃爾夫岡·德雷克斯勒（Wolfgang Drechsler）教授，以及該書中文譯者、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院長于文軒教授，與中國學者圍繞“政府如何有效介入創新”展開深度對話。研討會由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科技與社會研究室主任李輝研究員主持。

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黨委書記陳海鵬在開場致辭中表示，作為上海市重點智庫，科學學所長期圍繞國際科創中心建設面臨的新機遇與新挑戰，著力把握科技創新的底層邏輯與內在機理，探索兼顧長期主義與戰略敏捷的科研組織模式，力求在動態尋優中防止戰略踏空，從而更好掌握戰略主動。

德雷克斯勒教授指出，科技創新政策的制定與落地之間往往存在“真空地帶”，這正是《打造創新型國家》將分析重心置于“創新官僚組織”的關鍵原因。他強調，成功的科技創新政策執行，需要依托一個能夠同時駕馭“敏捷性”與“穩定性”的組織形態。以DARPA為例，其成功不僅源于內部的項目制管理和高風險容忍度，更關鍵的是它深嵌于一個穩定且賦予其高度政治信任的國防生態體系之中。這種信任使其能夠在特定任務牽引下進行敏捷探索，有效服務于國家長遠戰略目標。

卡特爾教授進一步闡釋了“敏捷性穩定”這一核心概念。他指出，人們習慣性地將顛覆性創新與私營部門掛鉤，而將政府視為遲緩的化身。但歷史表明，政府在每一次重大技術變革中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推動者角色。理解創新官僚組織，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機構，而必須將其置于更廣闊的生態系統之中。許多國家在產業發展中遭遇挫折，恰恰是因為未能構建起既可提供穩定支持、又能靈活應變的制度環境。即便在美國，將DARPA模式復制到數字、能源等領域的效果也并不理想。

于文軒教授從理論脈絡角度指出，傳統創新研究多受西方自由經濟學敘事主導，而《打造創新型國家》對政府角色的重視，提供了一個超越“小政府、大市場”范式的獨特視角。他強調，創新離不開制度與組織的支撐。夯實規范化的現代官僚制基礎，是實現“敏捷治理”的前提。官僚組織創新的核心在于營造具有充分容錯與糾錯空間的制度環境，以吸引具有公共價值情懷的人才，并破解公共部門因問責壓力而難以承擔高創新風險的困境。

上海市發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長李凌從政府角色的演變談起。他指出，政府在創新體系中的角色經歷了一個從具體走向系統、從單一走向多元的演變過程。對科研工作者而言，政府是具體的項目管理者；對市場主體而言，政府是創新生態的構建者。隨著上海科創中心建設擴展至長三角，跨行政主體的政府協調成為全新挑戰。此外，傳統同行專家評議機制在識別顛覆性技術方面存在失效風險，呼喚新型科技治理模式的出現。

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副所長朱學彥研究員在主題發言中表示，科技創新的邏輯已在發展路徑、增長引擎、價值創造與育人理念上發生系統性變化。她將創新生態建設劃分為三個核心維度：基礎研究階段的“0到1”、技術攻關階段的“1到10”與產業發展階段的“10到100”。政府需統籌承擔頂層制度設計者、市場失靈調節者與公共產品供給者這三重角色，持續構建支持創新的生態環境。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眭紀剛研究員指出，如果說馬祖卡托的《創新型政府》開啟了“創新為何需要政府”的探索，那么《打造創新型國家》則進一步回答了“政府如何有效介入創新”這一實踐命題。他提醒，“敏捷性穩定”對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極高要求，組織慣例與制度慣性往往會遲滯創新官僚組織的建設。即便DARPA模式，在美國體系內的復制也產生了諸多變形。他認為，《打造創新型國家》將官僚制重新放回敘事核心，對中國本土創新理論的發展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清華大學封凱棟教授提出了一個根本性判斷：中國本身就是創新型官僚政府的典范——五年規劃可被視為一種熊彼特式的結構性自我調整。他指出，任何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的塑造都無法脫離特定歷史脈絡。美國DARPA模式依托的是冷戰危機背景下的特殊生態，其突出特征在于對失敗的高度寬容以及明確的軍事目標牽引。而中國作為非國防技術驅動型的工業國家，在邁入創新“無人區”時，面對的是政府直接對接產業的結構性現實，中間缺少技術孵化地帶。因此，不能簡單套用他國模式，而必須回歸中國自身的社會條件與歷史脈絡中尋求答案。

復旦大學李寅副教授從中歐比較視角出發，指出過去二十年間，中歐創新政策呈現出有趣的對照關系。歐洲基礎科研領先但成果轉化滯后，因此主動借鑒DARPA模式設立歐洲創新委員會，試圖打通從基礎研究到產業的通道。中國則走出了相反路徑：企業創新已接近“無人區”，核心難題在于引導創新向上游延伸、進入基礎研究領域。他強調，中歐在借鑒美國經驗時，或應關注美國在人才培養上的成功實踐——龐大的技術轉移辦公室體系與活躍的行業協會持續輸送技術管理、項目管理和技術轉移人才。培養創新官僚，是構建創新官僚組織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中國重塑創新體系的核心關切所在。

本次研討會匯聚了中外學者對“政府如何有效介入創新”這一核心命題的多維思考。從德雷克斯勒與卡特爾教授提出的“敏捷性穩定”及創新官僚組織生態觀，到于文軒教授對現代官僚制基礎的強調；從李凌副院長對跨區域協調與新治理模式的呼喚，到朱學彥研究員對政府三重角色的界定；從眭紀剛研究員對制度慣性的警示，到封凱棟教授對中國路徑獨特性的剖析，再到李寅副教授對創新官僚人才培養的重視——與會者達成一項基本共識：政府介入創新的關鍵，不在于簡單復制某種組織模式，而在于構建能夠兼顧方向性、學習能力與制度韌性的本土化創新官僚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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