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歷來被視為國家血脈與文明搖籃。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萬里長江的興衰榮辱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撫今追昔,復盤治水,新時代長江大保護的十年經略,明顯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水利工程或環境整治范疇,生動詮釋了治水與治國的歷史辯證法,直觀展現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論張力,是理解新時代我們黨治國理政思想高度與實踐力度的一扇關鍵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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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經視覺
治水安邦
一部治水史半部治國史。古往今來,治國必先治水,治水方能安邦,治水始終是文明存續與國家治理的關鍵命題。
治水智慧奠定文明根基。大禹率眾“疏川導滯”奠基夏朝,李冰父子“乘勢利導”成就天府之國,鄭國渠“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頃”奠定秦統一六國經濟根基,東漢王景“筑堤束水、河汴分流”換來黃河八百年安瀾。這些治水案例,體現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與水共生的治水智慧及水利工程與文明發展的綁定關系。
治水失序引發文明危機。中國古代水利失修、河道淤塞常與王朝末期吏治腐敗、社會矛盾激化相伴而生,成為壓垮政權的“最后一根稻草”。北宋“三易回河”,因過度依賴人為干預、忽視自然地理規律,最終導致工程失敗而加劇經濟社會危機。明清河工低效治理形成惡性循環,致使民生凋敝從而加速政權崩塌。從域外治水看,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因灌溉不當導致土地鹽堿化,成為古巴比倫文明衰落的重要誘因。古羅馬帝國后期水利工程荒廢,加劇了糧食危機與社會動蕩。蘇聯忽視咸海生態治理引發區域民生災難,成為解體的誘因之一。“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如果對自然規律不能科學認知與理性尊重,不能形成“天人相分、天行有常”的治理體系以應對復雜水問題,必然動搖政權根基。
以歷史為鏡鑒。系統性思維是核心。成功治水需統籌自然規律與社會需求,碎片化治理容易導致生態反噬。民生為本是根基。水利工程應當服務民生福祉,脫離民生的江河治理終將造成惡果。法治保障是關鍵。制度剛性約束往往決定治水成敗。唐代《水部式》作為現存最早的中國系統化水利法典,以分水制度規范社會秩序;金代《河防令》體現了對責任追究和獎懲措施的共同關注,為現代河長制提供了歷史借鑒。
長江煥新
新時代以來,長江大保護工作深入推進,長江流域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實現雙重轉型。從當下來看,扭轉了“以鄰為壑”的傳統痼疾,終結“各自為政、污染轉嫁”的歷史循環;重構了人水關系,實現從“開發掠奪”到“和諧共生”的文明躍遷;變革了發展范式,破解了“化工圍江”頑疾,有效推動了長江沿線綠色發展轉型。從長遠來看,為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夯實了生態根基、優化了空間格局、積蓄了綠色動能、凝聚了磅礴力量,是復興偉業不可或缺的行動自覺與堅實基礎。
生態退化態勢根本扭轉。沿江城市黑臭水體基本消除,長江流域水質優良斷面比例從2016年82.3%提高到目前的超98%,干線連續五年全線保持Ⅱ類水質。實施“十年禁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工程,水生生物資源和生態多樣性恢復向好。長江流域生態環境質量實現歷史性改善,越來越多的標志性物種回歸公眾視野。2021年至2024年,長江流域累計監測到土著魚類344種,比禁漁前增加36種,長江江豚種群數量穩定增長,分布范圍持續擴大。
發展動能實現綠色轉型。關閉搬遷化工企業超千家,沿江建成世界最大清潔能源走廊。綠色航運加快發展,三峽水運新通道樞紐擴能、智慧航道建設等助推航運效能不斷優化,長江干線基本形成現代化“黃金水道”并穩居世界內河航運量第一位。綠色低碳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占比顯著提升,培育出電子信息、高端裝備等五大世界級產業集群。湖北興發集團累計拆除價值13.58億元的臨江生產裝置32套,轉型發展高端材料產業,實現產品“從論噸賣到論克賣”的價值躍升,實現了創新驅動全面起勢、生態和經濟協調發展。
區域發展格局不斷優化。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深入實施,東中西互動合作加強,11省市重點產業有機互融,區域融合實現重大提升。中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增強,綜合立體交通走廊建設加速,要素流動更加暢通,上中下游協同發展態勢顯現,長江經濟帶成為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主要通道。《長江經濟帶協調性均衡發展指數報告(2023—2024)》顯示,長江經濟帶區域協調性均衡發展水平繼續優化,發展指數的中位數已由2019年的0.8325提高至2022年的0.8512,提升了約2.25個百分點,呈現“總體向好、結構分化”的態勢。
人民中心立場生動彰顯。將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如黑臭水體整治、岸線修復)作為重大民生工程,長江大保護十年間,開展長江干流岸線利用項目清理整治,騰退長江岸線162公里,諸多“幸福河湖”工程惠及億萬人民。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14.2萬名有勞動能力且有就業意愿的退捕漁民全部實現轉產就業,符合參保條件的22萬名退捕漁民全部繳納基本養老保險,已有6萬名退捕漁民到齡領取養老金,實現“上岸穩得住、轉產能致富”和“應幫盡幫、應保盡保”。新增大量濱江公園,將生態修復轉化為群眾“家門口的幸福”。
貢獻方案
長江大保護的系統性經略,是新時代我們黨治國理政宏大敘事中的標志性篇章,蘊含著從歷史縱深走向未來圖景的理論清醒、戰略抉擇和深邃智慧,為人類超越工業文明困境、邁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新階段貢獻了中國方案,其當代價值璀璨多維。
理論價值。長江大保護以“天人合一”的東方智慧平衡發展與保護,以“系統治理”的辯證思維打破區域壁壘,以“共建共享”的民本理念凝聚治水合力,推動流域環境治理范式變革,成功跳出“生態赤字—治理失效”的惡性循環,初步探索出一條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的綠色現代化新路。它生動融合中華治水文明與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確立“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的治水思路,將“自然生產力”理論具象化——“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和發展觀的時代化發展,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生動實踐與理論結晶,標志著黨治國理政理念在生態維度的重大躍升,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歷史主動性和戰略前瞻性。
實踐價值。打破“環保拖累經濟”的誤區,以長江流域為超級實驗場,創造性提出“中醫整體觀”治江策略,實現了江河治理能力的時代躍升。一方面,力求對癥下藥,藥到病除。摒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碎片化模式,從生態系統整體性和長江流域系統性出發,將長江視為有機生命體,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推動上中下游加強協同聯動,增強各項源頭治理舉措的關聯性和耦合性;另一方面,力求既治已病,也治未病。堅持把修復長江生態擺在壓倒性位置,確立“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18字治江方針,明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的空間管控單元,建立健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監測預警長效機制。同時,推動河湖長制全面覆蓋,探索實施跨省生態補償機制,實施“四統一管理”等創新機制。上述成功實踐驗證了綠色發展的可行性,為超大流域治理、區域協調發展、綠色低碳轉型發展提供了系統性解決方案。
制度價值。從制度上有效規避歷史覆轍風險,通過系統性法規、健全規劃體系等頂層設計強化流域治理。我國首部流域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江保護法》確立“流域統籌、統一治理”原則,形成“1+N”規劃政策體系和“4+1”工程指導意見,建立跨11省市協同機制,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為現代化建設提供生態根基、經濟動能與制度范本。這種國家主導的科學治水模式,不僅推動了生態優先、綠色發展與國家戰略的深度協同,還從生態安全、經濟轉型、創新治理等維度賦能中國式現代化,印證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正確性,不僅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了堅實的生態支撐、豐富的實踐經驗,還為復雜生態系統治理提供了制度模板。
文明價值。長江大保護從理念到行動,將人與自然看作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把人類文明與自然生態有機聯系起來,既支持人類生存倫理也尊重自然生態倫理,既遵循自然規律又不否定人類合理利用自然的權利。“增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意識”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建設美麗中國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目標。這不僅兌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文脈賡續的莊嚴承諾,也是對“生態興則文明興”歷史規律的深刻印證與當代回應;不僅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時代活力與世界價值,也為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思想啟迪和東方智慧。“十四五”時期,中國接連獲得“地球衛士獎”“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國際濕地城市”等生態環境領域的全球性榮譽,標志著中國生態文明理念走向世界。
隨著歷史變遷、氣候變化和經濟地理、國家戰略的時代轉換,長江流域正以其無可匹敵的流域體量、山川形勝和人文底蘊,鏈接三大國家戰略、承接國內國際雙循環,持續孕育造就出我國綜合實力最強、戰略支撐作用最大的民族復興“金腰帶”——長江經濟帶。
長江之水,奔流不息;治理之道,歷久彌新。守護長江,就是守護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與文明根脈;經略長江,就是經略國家長治久安與永續發展的未來。長江大保護的實踐探索,形成了系統的治理思路、有效的實施路徑和完善的制度體系,為流域治理和綠色發展提供了重要參考。
(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張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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