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伏敵營15載，從漢奸到軍統少將，戴笠至死不信他是紅色特工

1949年4月29日，剛剛抵達北京的中共中央書記之一、中央軍委副主席劉少奇，在北京香山接見了一位特殊的同志。
剛剛見面，劉少奇就緊緊握住這位身材高大的同志的雙手，感慨地說：“我在中央北方局當書記和在新四軍當政委時，經常得到你的重要情報。你一個人頂三個師，在敵人心臟整整戰斗了18年，今日得以凱旋，我看是個奇跡。”

被劉少奇緊緊握住雙手的這位同志名字叫做李時雨，在三天前從香港攜帶一部用線裝古書偽裝起來的密寫情報來到北京，面交給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央軍委情報署署長李克農。
因當時南京已經解放，國民黨敗局已定，自從1934年開始從事地下秘密工作，一直官至國民黨少將官員，先后在敵營潛伏15年的李時雨，第一次穿上了人民解放軍軍裝。
在穿上軍裝的那一刻，李時雨激動地賦詩曰：“革命勝利歸來日，換上軍裝笑開顏。”
李時雨在潛伏敵營期間究竟做了哪些貢獻，以致讓劉少奇高度稱贊他一個人頂三個師呢？
作為中共歷史上一名杰出的紅色特工，李時雨曾進入到國民黨東北軍系統，抗戰爆發后到汪偽政權去臥底，解放戰爭初期打入軍統特務機構，不潛伏的不同階段為黨組織帶來很多重要情報。
可以說李時雨身上服裝的顏色一直在變，但是不變的永遠是共產黨人的初心。
很多人了解的李時雨是因為他潛入敵后開始的，其實他在執行潛伏任務之前就已經干過驚天動地的事情了。
李時雨原名叫李亭芳，1908年出生于黑龍江省巴彥縣萬發鎮紅遠村的一個大地主家庭，從小就表現得十分叛逆，和大多數地主家的孩子不一樣，他敬佩《水滸傳》中綽號“及時雨”的宋江，對殺富濟貧、仗義疏財的梁山好漢抱有好感，因而改名為“李時雨”。

1926年，他離開東北來到天津求學，考入天津南開中學，在那里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啟蒙教育。
1927年，他又隨一位家鄉讀書時的同學來到北京，考入北京弘達學院中學部四年級，中學畢業后考入國立北京法政大學（后改名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簡稱“北大法學院”）。
當時的李時雨并沒有什么政治上的打算，在大學的前兩年時間一直埋頭讀書，沒有參加任何政治組織。
然而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東北淪陷，讓已“無家可歸”的李時雨十分憤怒，當即通過夏尚志的介紹了，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并于1931年12月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員。
緊接著北平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示威游行活動，要求南京國民政府出兵抗日，然而國民黨當局卻遲遲沒有任何行動，李時雨在四個月后受黨組織派遣潛回黑龍江從事抗日活動。
李時雨回到哈爾濱后，與滿洲省委軍委取得聯系，根據滿洲省委軍委的指示，到農村去組織抗日武裝力量，進一步宣傳抗日救國言論，培養抗日的骨干力量。
李時雨很快活躍在呼蘭、綏化縣以及自己的家鄉，動員曾經的老師、同學和朋友組建抗日隊伍，當時李時雨還有一位童年結識的朋友進山當了胡子，李時雨還去找這位朋友，跟他曉以民族大義，對他說：“這回干的，是為國為民的大事業……是為國家為民族生死存亡而斗爭！”
經過多日的奔波，聯絡了很多要起義的人，5月23日，李時雨將聯絡起來的人集中到洼星橋南一個村莊，開會組織成立黑龍江省人民抗日義勇軍第三路軍司令部，李時雨擔任副司令兼秘書長。

抗日義勇軍通過進行抗日宣傳，父老鄉們爭相入伍，經過四個月的發展，隊伍很快發展到500人，最后發展到3000余人，成為東北白山黑土間一股重要的抗日力量。
當時侵華日軍不斷向黑龍江地區的縣城和鄉鎮滲透，派駐守備隊以保護鐵路為名于1932年先后占領巴彥西北胡海鐵路沿線，并且經常欺壓百姓。
李時雨率領的抗日義勇軍決定給敵人狠狠的打擊，1932年8月初，李時雨派偵察員去打探敵情，得知日軍將有一列軍用列車路過泥河火車站，車內有日軍一個班。
李時雨聽后，當即召集軍事干部開會，決定給日本人來一場伏擊戰，在這次戰斗中，抗日義勇軍100多名戰士將貨車上的敵人全部殲滅，并把軍需帶走，義勇軍旗開得勝。
初戰告捷后，極大了鼓舞了當時的群眾，更多的青年踴躍參加抗日隊伍，為了奪取更大的勝利，義勇軍又開始籌備武裝襲擊興隆鎮火車站。
通過偵查得知，興隆鎮車站并沒有多少日軍把守，李時雨心里有了底，在一天夜晚，義勇軍悄悄包圍了火車站，突然開始對敵人發起進攻，僅用兩個小時，就取得了勝利。
此戰之后，李時雨領導隊伍于巴彥一帶繼續與敵人戰斗，讓日寇不敢輕舉妄動。
然而當時由于滿洲省委遭到破壞，黨組織決定李時雨回到北京復學，繼續搞學生運動，在李時雨走后，這支抗日武裝力量在日軍的大舉圍攻下，不得不解散。

正是因為這段不同尋常的從軍履歷，磨練了李時雨堅韌不拔的性格，為后來的潛伏工作奠定了基礎。
1934年李時雨大學畢業后，黨組織鑒于他曾在東北的優秀表現，時任市委組織部長林楓找到李時雨，商議派他潛伏到東北軍內部，為黨組織獲得情報并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李時雨于是找到了同鄉好友張學孟，張學孟曾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內到東北軍參軍，此時已經擔任張學良公館警衛室主任。
經張學孟舉薦，李時雨來到西安進入西北“剿總”第四處，任中尉辦事員，并且住到了金家巷5號張公館，由此開始了職業特工生涯。
當時受周恩來直接領導的西安地下黨的領導人劉宇新與李時雨接上關系，他交給李時雨兩個主要任務，一個是了解東北軍的基本情況，第二個是做張學良公館內警衛人員及“剿總”各廳處人員的工作，向他們宣傳抗日救國思想，利用大家思想的情緒，鼓勵官兵打回東北老家去。
因為李時雨說的就是東北話，大家聽起來很親切，那些張公館的工作人員都希望張學良能夠帶著他們打回東北去，李時雨趁機跟他們宣傳抗日救國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間接影響力了張學良的思維。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發生當天上午，劉宇新就來到李時雨家中，與他一塊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由于事變突然，大家對形勢的發展都沒有準確的估計，劉宇新囑咐李時雨要沉著應對，進一步和東北軍的官兵加強聯系，必要時策動他們跟著我黨走。
盡管在中共的周旋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然而張學良為了保蔣介石安全，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南京，結果剛下飛機就被扣押問罪，這對于東北軍來說，無異于晴天霹靂，東北軍一時陷入群龍無首的地步。
東北軍內部本來就矛盾重重，在蔣介石的分化瓦解下，東北軍很快也分崩離析，后來又進行了整編，1937年3月，東北軍被調往蚌埠，又進行了改組分散，東北軍總部大部分官員都被裁減下來，李時雨也在裁減之列。
此時，李時雨再也沒有繼續留在東北軍的必要，于是李時雨決定去北平找當時負責“東北救亡總會”的于毅夫同志，繼續工作。
等到李時雨攜帶妻子孫靜云到達天津后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很快攻占天津，切斷了從天津去北京的路。
在這樣的情況下，李時雨只得滯留在天津，后經老同學介紹，與天津中共秘密組織負責人何松亭建立聯系，在天津繼續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工作。
何松亭的意思是，直接打入日偽內部，獲取敵人的重要情報，如何打入日偽內部？這是李時雨當時在思考的問題，直到碰到了一位他做東北軍工作時的老相識吳光弼，才有了轉機。

原來在1937年8月1日，天津市成立了一個由日本扶植的治安維持會，李光弼在那里擔任總務科長。
經黨組織同意，決定派遣李時雨打入日偽政權，利用“漢奸”的身份為黨組織做工作。
當時日偽政權為了它的殖民統治，正在大肆招攬為其服務的中國人，經吳光弼的推薦，曾經北大法學院高材生李時雨當上了天津高等法院檢察官。
日本人很看重李時雨，特務機關還給他搞了一張擁有很多特權的通行證，讓他可以便捷地往返北京和天津，負責傳送我黨的一些情報。
除此之外，李時雨曾用這個“漢奸”身份，兩次圓滿完成了黨組織交給的艱巨任務。
第一次艱巨的任務是幫助黨組織由天津向外運送電臺機械和馬達。
當時為了對敵斗爭的需要，黨組織在天津購置了一些電臺機械和馬達，裝到了兩個箱子里，打算寄放在李時雨的家中，李時雨先是用法院的汽車拉到法院，放到自己的辦公室里。
過了些日子后，何松亭又把一個裝有電臺機件的箱子送到李時雨家，然后讓李時雨送到“法國僑”，結果當時汽車不在法院，李時雨為了在約定時間把東西送達，在凌晨坐著三輪車，把這個裝有電臺機件的箱子送上路。
結果在路過一個橋的時候，日軍卻不準三輪車過橋，李時雨只得扛著箱子過橋，在通過檢查口的時候，哨兵要開箱檢查，李時雨就拿出了日本特務機關給他的通行證，使得對方沒有開箱檢查，李時雨安全地把箱子送到了辦公室。

后來又按照指示，把另外兩個箱子送到指定地點，交給了河北中共秘密組織轉運站的同志。
第二次艱巨的任務是去營救被關押在天津監獄看守所的共產黨員馮驥。
何松亭把任務交給李時雨后，李時雨已經升任天津高等法院書記官，經過打聽得知馮驥的案子是由另一名康姓書記官。
李時雨就趁著康書記官外出的時候，把馮驥的案宗偷偷銷毀，過了幾天后，康書記官發現案宗丟了，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后來李時雨建議他，就說案卷可能在日軍轟炸時被燒毀了，上級長官信以為真，就沒有怪罪康書記官。
隨后李時雨找個機會到監獄中悄悄告訴馮驥，他的案宗已經丟了，只要后面堅持說自己被人誣陷的，就有辦法救他出獄。
隨后李時雨又找主管此案的法警打招呼說：“有個未定案的青年嫌疑犯馮驥，是我一個朋友的親戚，他是被人誣陷入獄的，到時候你給把握一下。”
不久，法院開庭審理馮驥一案，馮驥開庭就說自己被人誣陷的，庭長和檢察官都沒有證據，最后馮驥因證據不足，再加上李時雨的暗中活動，最終被無罪釋放。
1939年8月，汪精衛投敵賣國，策劃建立汪偽政權，為了準備在上海召開的所謂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派人到各地網羅出席會議的代表，以擴大大會的影響力。

誰當代表就是當漢奸，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汪精衛派到天津去拉人的人是朱晶華，曾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通過熟人找到李時雨，讓李時雨幫幫忙，當國民黨的北方代表，去出席他們的大會，李時雨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了何松亭，幾天后，黨組織同意李時雨到南京赴會，并趁機搜集重要情報。
8月下旬，李時雨隨偽國民黨“六大”北方代表團從天津趕往上海，在月底參加了汪偽政權組織的“六大”，汪精衛在會上宣布以“和平反共建國”為其賣國投敵綱領，聽得臺下的李時雨是牙癢癢，但是他卻不能表現出來。
會議結束后，李時雨借著機會到東北走了一圈，對偽滿的情況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回到天津后，把獲取的情報詳細地匯報給了黨組織。
幾個月后，汪偽政權決定改組其在北方的黨部，指定參加過“六大”的李時雨為天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1940年1月，汪精衛還親自召見了北方黨部的常委，包括李時雨在內的12人乘火車到上海，聽取汪精衛的指示。
汪精衛見了他們后，親切地和他們握手，表示：“中國必須與日本攜手，才能內則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外則同負保障東亞之責，實現共存共榮。”
通過這次會見，李時雨對汪精衛等人的投敵叛國行為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而汪精衛卻對李時雨印象頗好。

在1940年3月30日，汪偽南京政府正式成立時，李時雨成為偽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立法委員，同時任命他為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會委員。
黨組織得知這一情況下，當即決定讓李時雨打入汪偽政府，到南京去獲得更多的情報。
在李時雨去南京前，何松亭對他說：“你具有開拓者的才能，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大顯身手，為黨做出更大的貢獻。”
4月中旬，李時雨抵達南京后，與汪偽政權的核心人物陳公博多次打過交道，因為陳公博曾在廣州法政專門學校學習，自詡懂一點法理，當時擔任的還是汪偽中央立法院院長，所以對李時雨法學高材生特別欣賞。
李時雨深知陳公博是政治舞臺上的老手，十分難對付，因此見面時以青年老成、不卑不亢的姿態與其進行交談，當陳公博提出問題時,他就有條不紊、有理有據地應對。
這次見面給陳公博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當李時雨離開的時候，陳公博的秘書對李時雨說：“陳先生對你的印象很好，說你為人敦厚誠實，法學很有功底，是個有才能有作為的青年。”
后來陳公博得知李時雨曾在天津偽政權當過法官，就認為他是有真才實學的人，李時雨因此取得了陳公博的“信任”和“重用”。
當時汪偽立法院的人都不知道李時雨的底細，但是見到他深受陳公博的重視，就認為他是陳公博的親信，主動跟他搞關系，于是李時雨很快在立法院打開了局面，在南京活動幾個月后，就與各方面建立了關系。

何松亭認為，李時雨一個人在南京比較危險，容易暴露，于是將他在天津的妻子孫靜云也到南京與李時雨會合，由孫靜云負責李時雨的機要和交通工作。
1940年，陳公博到上海兼任上海市長，隨即把李時雨調去上海兼任保安司令部秘書處處長，成功打入敵人的心臟。
很快孫靜云向黨組織匯報說：“我們已在敵營站穩了腳跟，打開了局面，可以步步深入敵人的心臟了。”
時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會部部長的許建國高興地說:“好啊，汪精衛、陳公博身邊也有我們的人了，這兩個大漢奸做夢也不會想到，真是精明過分、蠢驢一對。你告訴時雨，讓他大膽往上爬，對偽組織不管它什么部門，應廣泛打人！”
當時很多人為日偽政權工作的人，都人浮于事，李時雨卻不這樣，而是“處心積慮”地向上爬。
1942年，李時雨負責上海清鄉軍政人員犯罪的偵察審判等事務，當時有一個清鄉執法隊的分隊長包庇一個賭場，擔心時期敗露，向李時雨行賄，李時雨當即把這個分隊長抓了起來，并且判刑治罪。
陳公博得知李時雨辦事如此雷厲風行又認真，十分贊賞，還告訴了日本人，當時上海保安司令部日本聯絡官五十嵐大佐和池田少佐也都稱贊李時雨“執法如山”。
自從上海保安司令部成立以來，李時雨越來越受到日偽當局的重用，可以獲得更多機密文件，鑒于這種情況，中共北方局社會部于1943年3月派遣張友恒來上海，布置接收工作，并幫助他們在津浦路下關火車站建立了一個轉運點，供傳遞情報。
張友恒還帶來一個消息，組織上委任李時雨同志為上海特派員，孫靜云同志負責機要，并派楊寧同志來滬，由他們三個人組成一個黨小組，李時雨讓楊寧化名為楊德修，安排他擔任上海保安司令部少校軍法官。

當年8月，陳公博調李時雨兼任汪偽警察局司法處處長，一時間成為上海灘的顯赫人物，通過手中的權力，巧妙地搞死很多漢奸和特務。
當時上海租界算是冒險家樂園，李時雨利用推行“廉潔政治”的機會，在這里搞禁煙、禁賭、禁毒、禁止流氓侵犯百姓的利益，使得李時雨在日偽軍政界有一定的口碑。
正因為如此，當他們身份暴露的時候，使得日本人都沒敢貿然對他進行抓捕。
1944年4月，李時雨與妻子孫靜云正在家里休息，突然闖進來三個日本憲兵和一個翻譯，當時李時雨也是一驚，當即問道：“你們這是干什么？”
日本憲兵隊表示要抓捕他的太太孫靜云，孫靜云知道情況不妙，沒等李時雨張嘴說話就說到：“好，我跟你們去。”
實際上，當時北平日本憲兵隊來上海是要逮捕李時雨和孫靜云兩個人的，但是上海日本憲兵司令部等部門考慮到李時雨是汪偽政權的高官，如果沒有確鑿的證據，恐怕引起不好的影響，因此他們決定先抓捕了他的太太孫靜云，然后從她那里取得口供，然后再抓捕李時雨。
妻子被帶走后，李時雨連夜來到陳公博住處，表示有人要搞他，自己在上海做了太多的事，得罪的人太多，所以有人要搞他。
陳公博聽了當時也有一些生氣，你一個憲兵隊的敢抓隨便動政府高官，然后憤怒地說：“他們眼里還有沒有我？簡直是無法無天了！你不必焦急，我叫林秘書打電話，叫市警察局特高處處長五島茂來辦理此事。”
李時雨于是照常上班，當作沒有事一樣，果然兩周之后，上海日本憲兵司令部就派人去北平畢恭畢敬地把孫靜云接回了上海。

孫靜云被押到北平后，關在西交民巷日本憲兵隊隊部，連日受審，詢問他們夫妻與何松亭是什么關系，何松亭現在在哪里？
孫靜云猜測是何松亭那邊暴露了，說不認識顯然不可能，就回答說：“我們與何松亭是同鄉朋友關系，只知他是銀行職員、大學教授，在天津見過面，不知他的住址，更不知他現在何處。”
日本憲兵隊素來不把汪偽政權的官員當一回事，很快就對孫靜云動刑，經過一系列的刑罰后，孫靜云幾度昏死，始終沒有交待，敵人在沒有證據的情況，又有陳公博等人施壓，不得不釋放孫靜云。
盡管他們釋放了李時雨，但是仍對他們進行暗中監視，陳公博得知后十分生氣，又動用關系與日本人交涉，后來李時雨拿出一部分錢，日本憲兵司令部的人才不再找李時雨的麻煩。
考慮到當時的處境，李時雨也不方便在頻繁傳遞情報，當時上海市警察局要組織一個考察團到日本考察警政，李時雨見這是一個好機會，于是就跟陳公博提出請求，想要去日本考察一下，陳公博也同意了。
1944年5月，李時雨到日本參觀了各地的警政機關，在考察的同時，李時雨發現當時的日本已經出現物資供不應求，能看到在工作的大多數是女人，他認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來，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
回國后，李時雨將這一發現整理出一份詳細的材料，然后交給楊寧密報中央。
1944年11月汪精衛死后，陳公博很快取代汪精衛，成為汪偽政權的頭號人物，到南京工作，由周佛海到上海擔任師長，陳公博打算把李時雨調到司法行政部擔任次長。

然而李時雨看時局發展，認為日本人撐不了多久了，于是請求調到太湖地區任專員，目的是找個有條件的地方搞點武裝，準備發動武裝起義。
讓李時雨沒有想到的是，周佛海卻向陳公博點名留下李時雨，陳公博不好駁周佛海的面子，就詢問李時雨的意見，于是李時雨就繼續留在上海工作。
其實周佛海早年跟蔣介石的關系還算可以，在投敵叛變后，也背著汪精衛跟重慶方面有聯系，曾在1942年派人到重慶面見戴笠，給自己留條后路，戴笠把這一消息報告給蔣介石后，蔣介石表示“可”。
自此以后，周佛海不斷向重慶方面輸送重要情報，根據戴笠的指示，周佛海還設計殺死了汪偽政權特務頭子李士群等人。
在日本投降后，汪偽政權被迫解散，周佛海當即給蔣介石拍電報，表示他將用控制的一萬多人武裝，維持上海的秩序，以“完整”的將上海奉給中央。
國民黨軍統特務陸續回到上海，作為國民黨政府接收上海的先遣部隊，很快戴笠也來到了上海。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華中局決定派張執一以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代表的名義，化裝潛入上海，與李時雨接上了關系，負責組織上海人民武裝起義，迎接新四軍解放上海，李時雨從偽軍火庫中搞到了一批武器交給張執一。

張執一決定派遣李時雨通過過去認識的熟人打入軍統，獲取情報，李時雨于是找到老熟人，軍統指揮站負責人余祥琴，讓他幫忙。
余祥琴是杜月笙的弟子，他知道戴笠會賣杜月笙的面子，因此有一天余祥琴就帶著李時雨到杜月笙那里，正在他們聊天的時候，戴笠就來了，余祥琴趁機向戴笠介紹李時雨。
戴笠聽完后說道：“我知道你，聽余祥琴說過，你很能干，打進南京偽組織為黨國做了不少工作。”
李時雨馬上表示:“那是戴先生領導的好。”
戴笠雖然知道這是奉承的話，但也很受用，他比較欣賞李時雨的地方是，李時雨潛伏在汪偽，竟然沒有被李士群的“76號”發現，這一點確實很厲害。
經此會面后，李時雨憑借戴笠的賞識，進入軍統系統，軍統上海區改組后，余祥琴擔任軍統上海區第二站站長，余祥琴推薦李時雨任第二組組長。
李時雨因此有機會接觸很多軍統內的機密文件，再選擇有價值的內容交給地下黨的同志，從而使我黨了解到軍統特務的許多機密。
由于李時雨的頻繁傳遞情報，很快被軍統的人懷疑，并暗中對他進行了調查，很快了解到他的弟弟李春芳和他的愛人孫靜云曾因共產黨嫌疑而被捕過，大特務沈維翰便把此事報告給了戴笠，請求先逮捕李時雨。
因為當時蔣介石要裁撤軍統，給戴笠施加了很大的壓力，戴笠也沒有心情去調查李時雨的事情，就詢問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任督察長的李國章，向他打聽一下李時雨是一個怎樣的人。

戴笠不會想到李國章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李國章高度稱贊了李時雨，戴笠也就沒有再考察，隨即給沈維翰回電說：“李時雨過去打入敵人內部有功，工作很出色，我很了解。他參加本局工作成績如何？須詳查再核，不可逮捕也。”
有了這個電報，沈維翰才沒敢動李時雨，然而戴笠于1946年3月上旬乘飛機失事摔死，軍統內部傾軋更加嚴重，有人就開始打李時雨的主意。
張執一得知軍統特務準備對李時雨下手時，當機立斷，指示李時雨撤退，鑒于李時雨曾在東北工作過，就安排他到東北民主聯軍那里工作。
為了安全撤走，李時雨到南京，找到自己曾經的老師，時任國民黨中央政府稅務總局局長的王撫洲，請求他給找一份東北的工作。
王撫洲問他想到東北的哪里？李時雨說：“最好是委我為營口分局局長，因為我的同鄉、同學王家善師長在那個地方駐防，會得到他的照應。”
當時正好中央稅務總局東北局局長張維在上海，王撫洲就讓張維安排李時雨去營口，并且給安排個工作，張維給找好了職務，王撫洲給李時雨開了護照和委任狀，等著9月18日坐飛機出發就好了。
然而就在李時雨要出發的前一天，余祥琴忽然來電話，叫李時雨到他家去，有要事相告，等到李時雨到余祥琴家里時，余祥琴告訴他說：“劉方雄副市長請你到市政府調查處去一趟。”
李時雨問余祥琴出了什么事，余祥琴說：“我也不知道什么事，你去一趟吧。”
李時雨不得已乘坐自己的小汽車來到了上海市政府，下車后，李時雨已經預感不妙，因此對自己的司機安排說：“這輛車送給你啦!一小時我若不出來，你就回我家，在我家門口等上兩三天，凡是常來我家的客人，你都要告訴他們，就說我被捕了。”

和司機告別后，李時雨進入上海市政府，見到了劉方雄，剛進辦公室不久就被軍統的人帶走了，接著就開始審訊。
由于李時雨怎么也不肯招，特務們就開始動刑，動刑后李時雨破口大罵對他動刑的特務：“你們算他媽什么東西？八年來你們躲到重慶撈大錢、玩小姐，不打日本鬼子，今天卻來迫害我這同敵人艱苦斗爭的地下工作人員，真是喪盡天良！”
本來特務們以為對李時雨動刑后，李時雨就會交待，沒有想到李時雨這么抗打，還十分理直氣壯，一時也束手無策，本來他們也沒有實質的證據，后來也沒有做實，最后經過法院判決，判處七年零六個月的有期徒刑。
隨著解放戰爭的不斷推進，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上節節敗退，迫于壓力，國民黨當局不得不釋放一批犯人，李時雨在1949年2月，被地下黨組織安排保釋。
李時雨出獄后，同上海各界上層人士頻繁接觸，為渡江戰役做宣傳，取得了重大的工作進展，但是李時雨的工作也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時任國民黨上海公安局長的軍統特務頭子毛森意識到李時雨有問題，開始對其進行監視，一旦抓到證據就打算對其進行抓捕。
張執一了解到李時雨的處境后，立即決定安排李時雨撤出上海，1949年4月初，按照黨組織的指示，李時雨和妻子孫靜云由上海乘坐飛機抵達香港，與中共駐香港辦事處取得聯系，幾天后李時雨帶著駐港辦事處的情報資料，乘坐開往天津的輪船離開香港，取道天津來到北平，將情報交給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央軍委情報署署長李克農。
在公開了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后，李時雨被分配到中央社會部研究室工作，孫靜云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直到1982年才退休。
80年代初，中央電視臺拍攝了一部9集電視連續劇《敵營十八年》，就是以李時雨的事跡為原型創作的，一經播出，就引起軒然大波。

1999年12月28日，91歲的李時雨病逝于北京，走完了自己傳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