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親批特赦的軍統少將，晚年政協委員：我這一生，愧對四個人

現在回想這八十二年，真像一場大夢。

沈醉，1914年生于湖南湘潭。若是看過那些老電影，里頭軍統特務殺人放火無惡不作，那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他的影子。

但若問他這輩子最難熬的是什么？不是當年在上海灘被仇家從三樓打下去摔個半死，也不是后來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天天寫檢討，最難熬的，是有一年他在上海的大街上執行任務，迎面碰上了他的母親。

她不知道兒子在做特務，還以為他在報社當記者。他根本不敢認她，只能硬著頭皮走過去，還假裝不耐煩地罵了她兩句讓她快走。他走出去老遠回頭一看，她還站在那里，看著兒子的背影。那一刻他心里跟刀絞一樣，但他是個特務，他得冷血，他得六親不認。

他母親從小教他，人可以不做官，但不能不做人。可他偏偏選了一條不是人走的路。

他這一生，從熱血青年變成殺人魔王，又從階下囚變成政協的委員，這中間的彎彎繞繞，三天三夜也講不完。

要說沈醉是怎么會走上這條路，還得從他十八歲那年說起。那時候他在長沙念書，年輕氣盛，滿腦子都是救國救民的想法。「九一八」之后，東北丟了，他心里憋屈，就跟著同學們上街游行，結果被學校開除了。他這人從小要強，覺得沒臉在家里待著，就跑去上海投奔姐夫余樂醒。

他姐夫那時候可不得了，是復興社特務處上海區的區長。復興社特務處，就是后來那個臭名昭著的軍統的前身。他姐夫看他像只無頭蒼蠅似的亂撞，就說：“叔逸啊，你既然想干大事，就跟我干吧。”他當時哪知道特務是干啥的，就覺得姐夫混得好，跟著他準沒錯，稀里糊涂就填了表。

要說沈醉這人運氣好，也或者說是不幸，很快就引起了戴笠的注意。一次他去杭州給戴笠送信，戴笠破天荒地跟他聊了一個多小時。問他家里情況，有什么特長，那眼神就跟老鷹看小雞似的，精光四射。聊完了，就把他留下了。那一年，他剛十九。

戴笠這人，他對下屬是真有一套。他不僅心狠手辣，還會收買人心。他知道沈醉從小就練過武術，拳腳利落，槍法也準，就覺得他是塊好材料。他手把手教他，怎么跟蹤，怎么盯梢，怎么在鬧市區不動聲色地抓人。沈醉那時候年輕，覺得這是真本事，學得比誰都認真。

后來他才明白，戴笠這么看重他，是因為他身上有幾個特點。一是出身干凈，不是黃埔嫡系，在軍統里沒有盤根錯節的關系，用起來放心。二是膽子大，心細，點子多。三是聽話，讓干什么就干什么，從不問為什么。這在特務這一行里，是最難得的品質。

沈醉殺的第一個人，說起來可笑，竟然是自己人。那時候他手下有個姓胡的組員，吃里扒外，拿了兩邊的錢。這在特務行當里是大忌，戴笠知道了，只給了一句話：

沈醉之前雖然見過血，但真要親手去殺人，那感覺完全不一樣。戴老板讓他用竹刀，那種削得又尖又薄的竹片子，上頭還喂了毒，只要劃破一點皮，人就沒了。他揣著這把刀，好幾天睡不踏實。最后還是硬著頭皮去了那人家。那人一見他進門，臉就白了，渾身發抖，說腰疼。他就假裝學過按摩，說要幫他揉揉。那人翻過身去，他眼一閉，心一橫，一刀就扎了下去。一聲慘叫，嚇得他扭臉就跑，火車都沒敢坐，直接跑到南京找戴老板去了。

他以為戴笠會罵他膽小，結果戴笠高興得不行，拍著他的肩膀說：“干得漂亮！不愧是年輕人，有出息！”還破天荒地發了筆獎金給他。沈醉當時看著那筆錢，心里竟然想的是——原來殺個人就這么簡單，不僅沒罪，還有錢拿。

就是這一念之差，讓他徹底走上了不歸路。

從那以后，他就成了軍統里的一把刀。最出名的一次，是在上海抓捕“怪西人”案子的那段時間。那時候軍統跟租界巡捕房有勾結，但抓人還得講究個方式方法。一般的特務遇到在鬧市區抓人就發怵，他不怕。

他讓手下的女特務化裝成“目標”的老婆或情人，大街上就上去跟人拉扯，說是兩口子吵架。等人群圍上來了，他再帶著人假扮成勸架的朋友，上去一擁而上把人架走，神不知鬼不覺。這辦法他用了一次又一次，回回都靈，也因為這事兒，他二十出頭就當上了少校行動組長。

在上海灘混，哪有不挨刀的。他也不是每次都那么順。有一回他去抓一個地下黨，那人也是條漢子，他們一直追到樓頂。他上去抓人，那人一把就把他的槍踢飛了，兩人就扭打在一起。那人力氣大，抱著他就往樓下滾。三層樓啊，他就這么摔下去了。

也是他命大，半空中被二樓的晾衣竹竿攔了一下，又摔在那人身上，這才沒死。但左眼珠子被竹竿挑了出來，就那么掛在臉上。那是他離死亡最近的一次，后來戴老板請了外國醫生給他動手術，愣是把眼睛保住了。這要是擱在別人身上，早就不干這行了，但他傷好了之后，照樣沖鋒陷陣。

為了抓人，他腿上還挨過一棍子，是一個女地下黨打的。那次也是，他死死抓著那個男的不放，那女人操起木棍就掄，他躲閃不及，被打在左腳上，骨頭差點碎了。他手下的特務總說他太拼命，可他心里清楚，在軍統這個狼窩里，你不拼命，誰看得起你？他那“少將”軍銜，是拿命換來的。二十八歲就當上少將，在軍統里除了他，沒幾個人。

1949年，國民黨眼看要垮臺了，撤到云南之前，他奉命處理一批在押人員。那時候他以為家里沒人，就坐在院子里跟手下商量怎么“處理”得干凈利落。正說得起勁，沒發現他母親就在二樓的陽臺上聽著。等他反應過來，抬頭一看，母親正扶著欄桿，氣得渾身發抖，用手指著他，聲音都變了：“我沒有你這個兒子！你給我滾！”

那一刻，他這輩子都忘不了。他是她兒子，他知道她不是怕他殺人，她是恨他變成了一個連她都不認識的人。她的眼神里有憤怒，但更多的是失望和傷心。他愣在那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天晚上，他沒動手。這是他第一次違抗上峰的命令，也是他人生中少有的幾次良心發現。

說到良心，就不能不提那個女人，不，應該說那個改變了他一些想法的女人——莫耶。那是1934年的事了，他在上海做情報工作，認識了一個叫陳爰的女孩子，也就是后來寫出《延安頌》的莫耶。

她跟他在特務圈子里見的那些女人完全不一樣。她是《女子月刊》的主編，有才華，有思想，渾身上下都透著一股朝氣。他那時候化名叫“陳倉”，對外身份是記者。他們第一次見面，她就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兩人在上海灘談了近三年的戀愛，她還給他生了個兒子。那是他的初戀，他用情很深，甚至想過要娶她。

但他們的分歧從一開始就存在。她思想左傾，滿腦子都是革命和救國，而他是戴笠的人，是站在她對立面的。那時候他太天真了，以為愛情可以超越一切。后來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戰開始了，有一天他們約在黃浦江邊見面。她一見面就拉著他的手，眼睛里全是光，說：“我們去延安吧！”

他當時就懵了。他是軍統的人，怎么可能去延安？他看著她，第一次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感。他沒辦法告訴她，他是特務，他要留下來為戴老板效力。他更不能告訴她，就在她憧憬著革命的時候，他正在幫軍統搜集情報，抓捕像她一樣的進步人士。

她見他不說話，以為他在猶豫，還在一個勁兒地勸他。最后，他實在沒辦法了，只能亮出真實身份。他對她說：“我是特務。”她的臉一下子就白了，那表情他一輩子都忘不了。

從震驚到厭惡，就像看一個陌生人。她喃喃地說了一句：“想不到竟是這樣！”然后就轉身走了，頭也沒回。

后來，他聽說她還是去了延安，寫出了那首氣勢磅礴的《延安頌》。兩人從此天各一方，再無聯系。說實話，她走了之后，他心里空落落的。他有時候會想，如果當年跟著她去了延安，人生會不會是另一番景象？

這段感情，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他當時的墮落。他明明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光明的，但他卻選擇了黑暗。

到了1949年。這時候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沈醉帶著國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長、中將游擊司令的頭銜到了昆明。名義上是負責西南的情報工作，實際上就是收拾爛攤子。他明知道這艘大船要沉了，可他還是得待在上面。

當時的云南省主席盧漢，他也不是傻子，早就在暗中跟共產黨接上頭了。他一直在猶豫，是戰是降，心里也沒底。沈醉這人一向嗅覺靈敏，他能感覺到昆明的空氣里彌漫著一股詭異的氣息。

1949年12月9日，那天他記得很清楚，盧漢突然召集他們這些人在他的公館開會。他去了之后，就覺得氣氛不對，到處都是荷槍實彈的警衛。果然，會議開到一半，盧漢一拍桌子，宣布起義了！他們這些人，當場就被軟禁了起來。

沈醉當時腦子里亂極了。他干了一輩子特務，殺了那么多人，共產黨能饒了他嗎？他要是不合作，盧漢能饒了他嗎？其實，到了這一步，他反而冷靜了。他想到這幾年的處境，想到國民黨在大陸的所作所為，再想到母親的眼淚和莫耶的決絕。他心里清楚，國民黨的氣數真的盡了。

他做出了這輩子第二個重大的決定——配合盧漢，立功贖罪。他把他能想到的，潛伏在昆明的所有特務名單、聯絡暗號、藏匿地點，全都交代了。徐遠舉、周養浩，這些他的老同事、老對手，也因為他的交代，一個都沒跑掉。

雖然他做了這些事，但共產黨一開始還是把他當戰犯抓了起來。畢竟他過去血債累累，不是他喊幾句口號、交出幾個人就能抹掉的。這一關，就是十一年。他先是被關在昆明，后來又轉到重慶的白公館，最后到了北京的戰犯管理所——功德林。

功德林那個地方，現在說起來是個景點，那時候可是他們這些戰犯的重生之地。剛進去的時候，沈醉心里是不服氣的，覺得他都起義了，怎么還算戰犯？后來慢慢地，通過學習，他開始想一個問題：這輩子，到底對得起誰？

他開始寫材料。他不是寫檢討，他是寫歷史。他把他所知道的戴笠、軍統內幕、國民黨高層的腐敗，全都一五一十地寫出來。這些東西后來整理成書，就是《我所知道的戴笠》和《我的特務生涯》。寫這些東西的時候，他才真正開始審視自己。他發現，他這一輩子，除了殺人放火搞情報，竟然沒做過一件真正對國家、對民族有益的事。他所謂的“忠”，不過是愚忠于一個人、一個派系罷了。

1960年，他作為第二批特赦戰犯被放了出來。他記得那天走出功德林的大門，陽光刺得他眼睛都睜不開。那一刻，他感覺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輕松。他終于不用再提心吊膽了，不用再算計別人了，也不用再半夜被噩夢驚醒了。

到了1980年，國家給他落實政策，確認他在云南起義中是有功的，把他的身份由戰犯改為了起義將領，還享受副部級待遇。這對他來說，是莫大的肯定。他不圖這個待遇，他圖的是一個名分。這說明，國家認可了他后來的選擇，認可了他棄暗投明。后來，他還連續當了好幾屆全國政協委員。

說到生活，就不得不提他的家庭。他的原配夫人叫粟燕萍，兩人是在抗戰時期結婚的。那時候他當教官，她是學生，他們一起生活了十一年，生了五女一子。1949年國民黨敗退時，他把她和孩子們送上了去香港的飛機。那時候他以為他能去臺灣跟她們會合，誰知道這一別，就是永隔。

后來她在臺灣聽說他已經“殺身成仁”了（國民黨造謠說他被共產黨槍斃了），為了養活孩子，她只好改嫁。等他1960年特赦出來，托人輾轉找到她時，她已經是別人的妻子了。他不怪她，是他對不起她。那時候他母親也在臺灣，因為他的“死”而悲痛欲絕，最后郁郁而終。

子欲養而親不待，這種痛苦，是他自己種下的因。

好在他的小女兒沈美娟那時候回到了大陸，父女得以團聚。后來在1965年，經人介紹，他跟一位叫杜雪潔的護士結了婚。她是個善良的女人，陪他走過了后半生的風風雨雨，甚至在他「十年動蕩時期」再次被關進秦城監獄的時候，她也沒有離開他。那幾年，他又被關了五年，罪名是“漏網大特務”。雖然受了些罪，但比起當年他加諸在別人身上的痛苦，這又算得了什么呢？

1980年底，他帶著女兒去了趟香港。那是他特赦后第一次出境，也是他第一次直面過去的那些“朋友”。他們很多人勸他留下來，說香港、美國都有更好的生活。甚至他在臺灣的子女們也趕來看他，想讓他跟他們走。

說實話，看著外面的花花世界，要說一點不動心那是假的。但沈醉這一輩子，大風大浪都過來了，難道還要在陰溝里翻船嗎？

他跟他們說：

他那時候還說了這樣一句話：

沈醉干了一輩子壞事，臨老了，國家給了他體面，給了他尊嚴，給了他重新做人的機會。他要是為了貪圖那點物質享受就跑了，那他還算個人嗎？

沈醉這一輩子，從熱血青年到冷血特務，從階下囚到政協委員，人生的大起大落，他全都嘗遍了。他把這段經歷寫成了《我這三十年》、《魔窟生涯》這些書，不是為了標榜自己，更不是為了辯解。殺人犯就是殺人犯，這是永遠也改變不了的事實。

他之所以要把這些事講出來，是想讓后人看看，在那個動蕩的年代，一個普通人是怎么被時代的洪流裹挾著，一步一步走向深淵的。他更想讓大家看看，一個人不管犯過多大的錯，只要他真心悔過，愿意回頭，這個社會是會給他出路的。

1996年，他走了。走的時候，身邊有他的女兒，有他的妻子杜雪潔。

他這一生，愧對的太多：愧對國家，愧對那些死在他手里的人，愧對他母親，愧對莫耶，也愧對粟燕萍。

如果有人問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他會說，他是個做過很多錯事的過來人。

他希望歷史不要記住沈醉這個特務，而是記住一個道理：做人，要守住底線。

這個底線，就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