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讀《史記》｜“儒墨”續談

前此我撰寫《“儒墨”還是墨》一文，指出《史記》所書“儒墨”多為儒家筆墨的意思，即指儒家的著述或學說，而不是諸子百家中的墨子或墨家。雖然作為立論的背景知識和基本前提，談到墨家在戰國以后即已闃焉無聞，而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在漢武帝時期，是絕不會出現弘大墨家學說之事的。

由于自己“起家”的專業乃是只看地況、不問人事的歷史地理學，幾十年來雖然隨讀書得間自然而然地向許多本專業之外的領域有所拓展延伸，但對思想史問題，卻一向望而卻步。蓋天資駑鈍，不善抽象思維，對這類看不清、摸不著也抓不住的內容，想要讀懂，都要費九牛二虎的力氣，更實在沒有研究的能力。

自己不行，就要相信那些行的人。按照自己的想象，像中華書局新點校本那樣把“儒墨”誤解為儒家和墨家，只是歷史文獻學者才會犯的錯誤，專門研究思想史的人，側重于文獻的內涵而不是表面形式，因而是絕不會造成此等謬誤的。然而做學問還真不能靠想象，實際情況，與此差別很大。

今天隨手翻看閑書，翻到了郭沫若先生的《青銅時代》。

《青銅時代》中有一篇文章，是《墨子的思想》。文中引述方授楚先生著《墨學源流》一書，謂方氏云陳勝、吳廣起事之后，“墨家則雖參加，似不甚顯著”，其比較的對象，是魯地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孔子裔孫孔甲且身任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

方授楚先生以為墨家人士曾加入陳勝、吳廣的反秦義舉，所依據的史料，是《鹽鐵論·褒賢》所述御史大夫桑弘羊的話：

戍卒陳勝……奮于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縉紳之徒，肆其長衣，……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為臣。

這個例證，我在《“儒墨”還是墨》那篇文稿中是提到了的。方氏另外還提到《鹽鐵論》同篇另一段桑弘羊的話：

陳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道雖兇而儒墨或干之者，以其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于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于陳王也。

不言而喻，方氏就是把這兩處“儒墨”中的“墨”字理解成了墨家。

《鹽鐵論》中述及的“儒墨”，不止這兩處而已，前此我寫《“儒墨”還是墨》一文時，由于重在解析《史記》的紀事，所以沒有外延太多，去具體討論《鹽鐵論》的用法，只是簡單地談到：“至于《鹽鐵論》中，此類用例尤多，如‘齊魯儒墨縉紳之徒’，即屬顯證。”其實我們看一下比較通行的《鹽鐵論》校注本，就會發現，專門研究《鹽鐵論》文本的學者，同樣在一直誤解這一詞語。

王利器先生，是一位學養博奧的學者，他做的《鹽鐵論校注》，特別關注了這個看起來平平常常的詞語，頗具學術眼光，可所做解讀，卻出現了明顯的差誤。

《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弘治涂氏江陰栞本

《鹽鐵論》中第一次提到“儒墨”的地方是在《鼌錯》篇中，同樣是出自御史大夫桑弘羊之口的話：

《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臣罪莫重于弒君，子罪莫重于弒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游士，山東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于背義不臣，使謀叛逆，誅及宗族。

王利器先生對文中“山東儒墨”注釋說：

后《褒賢》篇又作“齊、魯儒墨”，《淮南子·泛論》篇：“總鄒、魯之儒墨。”墨子也是魯人，齊、魯、鄒都在山東，故稱“山東儒墨”。

當然這里所說“山東”不是今天那個同名的省份，而是指崤山以東、函谷關外的六國故地。

其實齊、魯、鄒都是儒學盛行之地，《論語》有“齊論”、“魯論”之別，即清楚顯示出齊、魯兩地在儒學傳布史上無以比擬的重要地位，而《莊子·天下》篇稱“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西漢人韋孟亦有詩云“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漢書·韋玄成傳》），這些說法也清楚顯示出鄒地也是和齊、魯一樣的儒學重鎮。故初不必非將墨子或墨家同“儒墨”聯系到一起。如前文所述，墨家在戰國以后即已銷聲匿跡，至漢武帝時期以后固已絕無墨學之徒可招，所謂“山東儒墨”，同墨家是沒有什么關系的，應當是指關東各地以儒學家為主的學者。在這里，“儒墨”二字甚至可以引申為各路“文化人”的代稱。

回到前面方授楚先生所講的問題上，郭沫若先生雖不贊同墨家會參加所謂陳、吳“革命”，但他也沒有正確地理解“儒墨”的本義同墨家乃略無關涉。郭氏強指“儒墨”的“墨”字為《鹽鐵論》所妄增，更原始的記載——《史記·儒林列傳》本來并沒有這個字兒。然而對比二者，誰都可以看出，郭沫若先生這一說法未免太強詞奪理了。做學問，急不得，還是要先慢慢讀好書。

2022年6月5日上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