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為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年砥礪，中國學術界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知識主權覺醒。從“照著西方講”到“接著自己講”，從“解釋中國”到“改變中國”，從學術依附到主體自覺——這場歷時十年的變革，被學者們稱為中國學術的“覺醒年代”。

在黨的創新理論引領下，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扎根中國實踐，融通古今中外，奮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走出了一條立足中國、對話世界的學術話語新路。就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十年成就，本報記者近日采訪了多位學者。

從“傾聽者”到“對話者”

“十年前，在很多國際學術會議上，中國學者更多是在傾聽和學習。”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孫熙國回憶道，“我們擅長用西方的理論框架來解釋中國現象，卻很少能用中國的話語去回應世界問題”。

這種“學術依附”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自近代以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經歷了從“西學東漸”到“全盤蘇化”，再到改革開放后重新“向西看”的曲折歷程。很長一段時間里，西方理論成為中國學術研究的“通用語法”，中國實踐反而成了西方理論的“注釋對象”。

改變始于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提出，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是一次思想解放。”華中科技大學中國故事創意傳播研究院院長陳先紅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吹響了學術界“知識主權覺醒”的號角——擺脫西方“理論殖民”的依附話語和認知桎梏，不再把中國當作西方理論的試驗場或注釋對象。

十年間，這種覺醒已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個體自覺走向集體共識。

在中國傳媒大學非遺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楊紅看來，這十年最顯著的變化發生在學術話語層面。“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為例，過去我們習慣套用源自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西方‘原真性’等理念范式。”楊紅說，“但現在，我們以‘兩個結合’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理論指引，從中國豐富的保護實踐中，原創性地提煉出非遺系統性保護、生產性保護、生活化保護等學術話語。”這套話語體系不僅深度闡釋了“中國實踐”，更引領了全球非遺保護從“靜態保存”到“活態傳承”的范式革新。“這不再是簡單的‘接軌國際’，而是為國際社會提供‘中國方案’。”

類似的轉變在多個領域同步發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理論研究部主任李建國觀察到，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這一重大時代課題，學術界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學理化研究：“我們不再把西方現代化模式當作唯一標準，而是著力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式，證明中國式現代化正在成為一種新的現代化范式。”

更重要的是，學術界實現了從“解釋世界”到“改變世界”的范式躍升。李建國舉例說，學者們將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升華為具有普遍解釋力與影響力的“說法”，實現了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有機結合。

在國際傳播領域，這種轉變同樣明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鐘新帶領團隊編寫的《國際傳播理論與實踐》教材，將“民族性”“世界性”“原創性”“時代性”等原則融入，闡釋從“天下大同”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華智慧對全球治理的意義。“我們要培養的，是兼具家國情懷與世界視野的國際傳播人才。”鐘新說，這不再是單向的“對外宣傳”，而是平等的“對話交流”。

在解決真問題中發展真理論

如果說構建自主話語體系是目標，那么“兩個結合”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根本路徑。

李建國認為，“兩個結合”正在推動馬克思主義的“魂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發生深刻的“化學反應”：“一方面，我們扎根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從鮮活經驗中提煉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原創性話語；另一方面，我們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力量，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這種“化學反應”的產物，是一系列具有標志性、原創性的概念與理論框架。“人類命運共同體”“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國式現代化”“生態文明建設”等理念的提出，既根植于中華文明的深厚土壤，又回應著時代提出的現實問題。

孫熙國以北京大學主辦的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為例說明這種“化學反應”的國際影響力。“2015年首屆大會，我們提出‘馬克思主義是讓勞動者過上好日子的理論’，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中國式表達，引發了不同文明背景學者的廣泛共鳴。”2018年第二屆大會，中國學者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置于中華文化“天下為公”“協和萬邦”的文明基因與馬克思主義“自由人聯合體”理想的交匯處。“這種話語體系，既有中國特色，又具世界意義，有效傳播了中國聲音。”孫熙國說。

構建自主話語體系，不能停留在書齋里的“經院式闡釋”，而是必須立足中國實踐，回應“真問題”。在國際中文教育領域，這種“問題導向”催生了“中文+”原創范式。中國傳媒大學漢語國際教育中心教授樂琦介紹，2016年以來，國際中文教育學術界緊扣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將理論闡釋與國家戰略深度結合。“通過功能升維，我們首創的‘中文+’原創范式，將中文從單純的教學對象升維為連接中國機遇的‘金鑰匙’。”樂琦說，通過原創理論，學術界提出“字本位”教學理論、“表達驅動”理論等成果，研發《國際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級標準》等國家標準，將“中文+職業教育”實踐升華為教育哲學。

這種“問題導向”的研究路徑，為話語體系建設積累了核心經驗。孫熙國總結道：“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必須立足中國實踐，在回應真問題中發展真理論。這是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創新、系統觀念、胸懷天下的具體體現。”

鐘新從機制層面補充道，這十年最重要的經驗在于國家頂層設計、部門系統規劃與學界學術自覺三者同向發力。“相關部門制定了切實可行的自主知識體系建設行動規劃，社科界對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認識日益清晰，創新潛力被充分激發。”她特別提到，圍繞黨建開展的定期理論學習與支部研討意義重大。“以中國人民大學為例，每學期兩次的‘萬人同上一堂黨課’活動，有效凝聚了學術共同體的思想共識。”

“說得出”與“傳得開”

成績固然顯著，但問題不容回避。楊紅結合自身研究領域直言不諱地提出，當前哲學社會科學界在話語體系建設方面，仍存在三個“脫節”。首先是理論研究與生動實踐的“節奏脫節”。“在非遺領域，數字平臺催生的‘非遺直播間’‘非遺電商’等融合實踐，其創新速度已遠超傳統學術研究周期。”楊紅說，學術界對這些實踐的經濟邏輯、文化影響等學理化研究明顯滯后。其次是學術闡釋與話語提煉的“主體性脫節”。許多研究仍難以擺脫用西方理論框架剪裁中國實踐的路徑依賴，或滿足于現象描述，未能從中國豐富的保護實踐中淬煉出具有普遍解釋力的自主知識體系。最后是學科建設與體系化整合的“協同脫節”。重大實踐問題研究要求跨學科協同攻關，但學科壁壘依然明顯，真正能融會貫通、進行體系化研究的平臺與標志性成果仍屬少數。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翻譯學研究中心主任趙軍峰對此深有同感。他認為，要破解這些“脫節”，必須推動四方面關鍵轉型。首先，推動“古今結合”從尋章摘句轉向“機理貫通”，深耕中華文明的核心范疇與思維邏輯，將其創造性轉化為現代社會科學的基礎概念。其次，強化國際對話能力，從“自說自話”轉向主動設置兼具中國特色與普遍意義的議題，并用國際學界可理解的語言和范式進行“雙向譯介”。再次，以重大現實問題為中心打破學科壁壘，改革評價與協作機制，推動從口號式交叉到實質性融合。最后，改革急功近利的評價體系，對基礎理論與“冷門絕學”給予長周期支持，筑牢學理根基，使話語體系免于“空心化”。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面臨更高要求。

李建國認為，未來十年要著力深化四方面工作。一是深化對黨的創新理論的學理化闡釋、體系化構建、學術化表達、大眾化傳播，在提煉標識性概念基礎上，形成關于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中國之理的系統化敘事體系。二是聚焦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重要問題，主動設置議題。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討論和研究，合力推動跨單位、跨領域、跨學科協同創新，為世界更好地讀懂中國、讀懂中國共產黨、讀懂中國式現代化貢獻中國智慧。三是運用數字技術手段，加強傳播手段和話語方式創新，構建分眾化、差異化、立體化、全方位、多層次的傳播矩陣。四是培養“會講理”的復合型人才。既推動黨的創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又有理有據地澄清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讀、誤解、誤判，加快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

鐘新補充道：“下一步，我們要實現的是，既要‘說得出’，也要‘傳得開’，既要‘有聲音’，也要‘有回響’。但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一代代學者的持續努力。”

十年求索，從概念提煉到體系構建，從方法革新到范式突破，學術界在“兩個結合”中尋根脈、開新境，讓中國學術話語真正有了解釋自己、回應時代的底氣。這場靜悄悄的知識主權革命，其意義遠超學術界本身。正如一位學者所言：“當我們能夠用中國的話語解釋中國的實踐，用中國的理論回應世界的問題，這不僅是學術的覺醒，更是文化自信的彰顯，是民族精神的升華。”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張譯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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