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丁憂守制”利弊談

如果今天讓公眾評選傳統禮教哪些制度反人性，我估計“丁憂守制”很有可能排進前幾位。

只要對明朝歷史有所了解的人，應該知道在萬歷朝曾有過一場“江陵奪情”的政治風波。萬歷帝朱翊鈞年少登基，他的老師張居正任首輔。張居正是一位才干天下無雙、有著遠大抱負的官員，他正著手在帝國范圍內進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以挽回明王朝百弊叢生、國勢衰弱的局面。就在這節骨眼上，他在湖北江陵老家的父親張文明去世了。

接到喪報，他立刻趕回老家料理喪事。按照當時的禮法，他必須辭掉一切官職，待在湖北老家守喪三年——實際上是二十七個月。然后才能除掉喪服，重新做官。此時改革正在進行，我們知道，在中國做一件大事能否成功，往往取決于某個重要人物。張居正名為首輔，實際上是攝政，他幾乎是代替少年皇帝掌握了最高權力，如果他這時候離開權力中心，改革很可能半途而廢。萬歷帝需要這個頂梁柱待在朝廷輔佐他，張居正本人也不愿意在老家虛度近三年時光。

好在“丁憂守制”的禮法也不是僵化到沒有一點變通余地，“奪情”是一種補充性糾偏措施。如果朝廷正碰上軍國大事，某位重要官員作用甚大，他一旦因父母之喪回老家丁憂三年，將影響到江山社稷之安危，那么皇帝可以下旨“奪情”，意思是為了天下蒼生，不得不奪掉他為父母守制三年的盡孝之情，所謂“移孝做忠”。于是萬歷帝下旨“奪情”，張居正也遵旨回到京城繼續當他的首輔。

可是在許多官員特別是和張居正政治上有分歧的官員看來，這是首輔老師和皇帝學生聯手上演的雙簧。于是，包括張居正的門生吳中行在內，一些官員上書皇帝批評“奪情”既違背人倫，也不合禮法，皇帝應該讓他回老家守滿三年孝。朝野上下，指責張居正貪戀權位、罔顧禮法的輿論此起彼伏。這對張居正有相當的殺傷力，因為儒家以孝道為先，如果誰在這一點上不合格，那么能力再強，也沒有資格治國安民。最后皇帝下令將那些指責“奪情”的官員打屁股、貶官，才好不容易壓住“奪情”引發的輿論風潮，萬歷新政得以推行下去。

今天的人來看這段歷史，可能覺得不可思議。不要說做到張居正那樣級別的高官，就是做一個市長或者縣長，一天得有多少公事要處理呀？父母去世，就要請兩三年長假回老家待著，而且不帶薪。這是瘋了呢？還是傻了呢？現在的媒體上還能見到某位公職人員父母去世因為一心撲在工作上不能回家送葬的報道，這可是被當作公而忘私的正能量典型。

顯然，現代社會不可能再有官員丁憂三年的制度，因為經濟形態、社會結構和公眾文化心理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如果以現代人的眼光和價值觀去評判古代的一些制度和古人一些看上去不可理解的行為，很容易失之于武斷和淺薄。一種制度必有其形成的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的背景。

古代特別是明清兩代，對官員“丁憂”之制執行得非常嚴格，如果一個官員因為貪戀手中權力，父母死了隱匿不報，一旦被告發，立刻削職為民，而且在士人階層中成為人所不齒的敗類。

為父母去世丁憂三年是儒家道德法律化的結果。古人認為一個孩子出生后，至少前三年需要父母貼身的照料，因此為父母守喪三年是一種報恩。《禮記》中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丁憂三年最早只是一種道德的要求，直到漢代才成為一種法律上的剛性規定。但也只是針對官員和預備官員的。比如守喪期間不準做官，不準兄弟分家，不準娶親，士子不準應考。在“士農工商”四民中，約束的也只是“士”這個階層，其他三個階層如果照著官員的標準來做，社會就沒法運轉了。

我們若回到中國古代官員所處的歷史場景，來審視這種制度，甚至可以說利大于弊。

中國古代社會在道德倫理上以孝為先，在社會管理上則是以農為本。在一個家族本位的農業社會里，官員和農村社會以及家族的關系是否緊密，事關重大。官員因為父母之喪回到老家做三年農民——當然多數人是做地主，雇傭別人耕種，有些小官還真的赤腳下地種莊稼，在我看來就是做三年農村地區的“志愿者”或“村官”。這些在宦海中歷練一番的官員，那對社會的了解和人情世故的熟悉可比現在的大學生“村官”強得多。古代許多官員就是在居喪期間為家鄉和家族做了不少好事，因為他有影響力，有能耐。一個官員離開崗位兩到三年，在老家守著父母的墳墓，思念父母的恩德，停一停在仕途上競走的腳步，靜下心來讀一讀書寫寫文章，重新回到鄉親們中間，了解他們的疾苦，幫他們辦一些事。這有什么不好呢？等到守制的長假結束，再起復做官，可能心態與剛出仕時會大不一樣。

農業社會節奏慢，農村基本上處于自治狀態，多一個官員少一個官員對社會正常運轉沒什么影響。而且科舉制保證了一批批新人定期進入官場，官位是稀缺資源，“丁憂守制”三年能讓有限的崗位容納更多的官員。三年守制只是對文官的要求，武官父母去世后，守喪一百天即可。顯然在統治者的眼中，軍事更為緊要，所以才有如此變通的規定。

上文提到的“江陵奪情”就是一種變通。清末太平天國起事，兵鋒逼近湖南省會長沙，正在湖南老家為母親“守制”的曾國藩接到圣旨，亦在喪期出來為朝廷做事，訓練團練，領兵打仗。當然，張居正、曾國藩這種制度外的變通很難，需要皇帝下特旨——那一定是到了非此不可的地步，其對整個“丁憂”制度不構成根本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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