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明朝藩王里評選一位“吃貨大王”，福王朱常洵大概當之無愧。

這位體重大概360多斤的王爺，用一生詮釋了什么叫“吃到死”。

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的農民軍攻破洛陽，福王跪地求饒時，李自成怒斥：“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最詭異的“美食事件”之一。起義軍從福王府后花園牽來幾頭梅花鹿，將這位300多斤的王爺與鹿同鍋烹煮，號為“福祿宴”，分餉各營。

一個生前每日飲鹿血、食山珍的王爺，最終與鹿一同淪為“食材”，讓人唏噓不已。

我們先來聊聊朱常洵這個人。

他300多斤的肥胖并非一日之功，可以說是大明王朝用真金白銀“喂養”出來的。

作為萬歷皇帝最寵愛的兒子，朱常洵雖然沒能爭到太子之位，卻在物質上享受了比太子還奢侈的待遇。

萬歷二十九年他被封為福王，婚費三十萬金，洛陽王府的營建費用高達二十八萬兩白銀，十倍于常規標準。

這還沒完，萬歷皇帝還一次性賜給他四萬余頃莊田，在朝臣反對后，才勉強減為二萬頃。但這已經是天文數字了，相當于明朝一年財政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當時河南的王田早已被各路藩王瓜分殆盡，朝廷不得不從山東、湖廣等地劃撥田地，才湊夠了這二萬頃。

帶著這筆驚人的財富，朱常洵于萬歷四十二年抵達洛陽，此后余生便在福王府中“日閉閣飲酒”，每日笙歌燕舞，縱情享樂。

據稱他尤其癡迷于飲用鹿血養生，為此專門在王府內飼養了上百頭梅花鹿，每天要喝掉三升鹿血。

那么，他的封地河南又是怎樣的光景呢？

據《河南通志》記載，萬歷四十五年至天啟六年，河南連續遭遇大旱，“赤地千里，人相食”。

福王府的倉庫里糧食卻堆積如山，退養在家的兵部尚書呂維祺多次勸他開倉賑災，他置之不理。當地百姓間流傳著一句話：“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陽富于大內。”

吃飽喝足的福王，體重飆升至300多斤（一說360斤），胖到連逃跑都跑不動。

洛陽城破時，守城士兵數月未發軍餉，請求福王出資犒軍，他卻說：“此乃朝廷之事，與孤何干？”當夜，士兵們主動打開城門，迎接李自成入城。

所以，后面“福祿宴”的悲劇真的全是他自作自受。

那么，福王的故事只是個例嗎？當然不是。明朝（尤其是明末）的藩王個個都很懂得享受，在吃喝上絕對不會虧待自己。

在山西大同，代王朱桂的王府宴飲極盡奢華，“材取東西，味兼南北”，將宮廷菜的山珍海味與邊塞的野趣融為一體。

菜單上赫然可見“熾炭燒黃鼠、北芪燉半翅、黃花墊碗底、地椒薰室香”，既有邊塞的粗獷野味，又不失皇家的精致氣派。

這座王府在飲食上追求“順口”與長壽，代王府宴甚至以“滿城香”而聞名。

結果就是，代王府一年的開支高達87萬兩，而當地稅收僅84萬兩。這意味著整個大同府的財政收入，都不夠養活這一家子！

在四川成都，蜀王朱椿的封地更為驚人。朱元璋在營建蜀王府時曾特意下詔：“非壯麗無以示威儀”。

蜀王府占有的良田超過成都府的一半，史料記載“天下諸藩，唯蜀藩最富”。整個成都府七成的土地歸藩王宗室所有，百姓淪為佃戶，朝廷的稅收根本收不上來。

在山東青州，衡王府的宴席規矩更為講究。王府宮廷宴“依照時令，四季布席，每季三十六道，四季共計一百四十四道”，四季菜品各具特色，堪稱獨領風騷。

武昌的楚王家族也不遑多讓。楚王坐鎮武昌，坐享江漢平原豐厚的賦稅，富甲天下。

崇禎年間，張獻忠攻破武昌時，從楚王府搜出的金銀“各百萬，載數百車不盡”。而楚王本人則被扔進長江淹死。

在這些奢靡的藩王中，周定王朱橚是個異類。他是朱元璋的第五子，封地在開封。與其他兄弟沉迷山珍海味不同，這位王爺對“吃”的理解別具一格。

他四處搜集可供充饑救荒的野生植物，親手種植、親自觀察，將其研究成果編寫成《救荒本草》，成為中國農學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只可惜，像朱橚這樣的藩王，在明朝近三百年歷史中鳳毛麟角。絕大多數藩王的選擇，在“吃”這件事上，都極盡奢侈。

看到這里，你可能會問：這些藩王的錢從哪兒來？

答案是也很簡單，當然是從全天下老百姓的口糧里摳出來的。

明朝藩王的待遇，在歷史上也是出名的好。

親王每年的基本俸祿是1萬石糧食，是正一品官員的七倍。除此之外還有海量的莊田賞賜，親王賜田常常在100頃以上。

明朝推行世襲罔替制度，宗室人口從明初的120人，發展到嘉靖年間暴增至3萬多人，到明末更達到驚人的20萬至40萬人。

幾十萬的人都要靠朝廷養，負擔可想而知。

隆慶年間，全國田賦收入已不足以供應宗室開支之半；隆慶五年，僅存留糧中就有十分之一用于供養宗室，數額高達870多萬石，是當時九邊軍糧總額的兩倍還多。

更要命的是土地。明代皇室霸占的土地規模遠超歷代，河南半數沃土盡屬藩王，成都附近七成土地歸蜀王所有。

據不完全統計，到崇禎年間，全國近七成的土地都被宗室和勛貴占據，而這些特權階層幾乎不承擔任何賦稅。清朝入關后推行“更名田”，抄沒前明藩王田產，竟然用了十七年！

稅收收不上來，軍餉發不出，邊防日漸空虛。可以說，整個大明帝國的財政血脈，都被這群“吃貨”吸干了。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底層官員的生活。明朝官員的俸祿之低，堪稱歷朝之最。正一品大員年俸僅折銀221.7兩，底層知縣年俸折合不過27.49兩，月入超不過5兩白銀。

而福王辦一場婚禮就要花30萬兩白銀，崇禎皇帝本人每月伙食費仍高達1046兩，一年光御膳開銷就超11萬兩……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句詩寫的不只是福王，而是整個大明藩王宗室的集體寫照。

再說回福王。他的死法已經夠駭人聽聞了，但他死后的故事也值得關注。

起義軍占領福王府后，就把王府積蓄的糧食全部分給饑民，僅白銀就發放了三十萬兩。李自成那句“均田免賦”的口號之所以能一呼百應，那也是百姓們的選擇，畢竟那句“闖王來了不納糧”不是平白來的。

其他藩王的結局也好不到哪兒去。上文提到的楚王被扔進長江，蜀王府在張獻忠攻陷成都時被付之一炬，代王府在李自成攻破大同后化為灰燼。

那些曾經“日閉閣飲酒”的王爺們，用一生的饕餮盛宴，為自己烹制了一桌終極的“亡國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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