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媒體人”轉型背后：從媒體輸出到轉場寫書

近些年來，出版市場出現了大量前媒體人寫作的圖書。在這一出版現象背后，不僅有著媒體轉型時期帶來的身份變革，還有出版市場的內容轉向。這一新型寫作群體的崛起，背后有著非常復雜的社會轉向和個人因素。除去他們寫作的內容之外，他們身份轉型背后的社會敘事同樣值得珍視。較之于前一代的媒體人，他們面對社會的變革和媒介的轉型時，往往悄然無聲地憑借自身興趣投入到某個領域，持續進行內容創作。在著作出版的個人簡介里，他們依然不忘給自己標注著前媒體人的身份屬性，這也說明了他們或許只短暫擁有過媒體工作的職場經驗，但依然對媒體人的角色有著不可磨滅的情懷。

本期專題選取了近期出版新書的三位前媒體人為敘述對象，以訪談問答的形式進行媒體記憶的個體回顧和身份轉型的心態考察，講述他們從媒體人走向知識人的心路歷程和社會敘事，以及他們的媒體經驗如何塑造自身寫作形態。他們的經驗與敘述，涵蓋著社會變革、媒介轉型、身份轉向、知識效應等方面的社會性問題，續接著上一代媒體人的社會記憶。本次專題的提出，也是希望有更多與之相關的媒體記憶能夠被整理出來，一起見證媒體變革時代的群體走向及其心路歷程。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4月17日專題《一個新寫作群體的崛起》B02-03版。

B01「主題」一個新寫作群體的崛起

B02「主題」從媒體人到知識人

B03「主題」馮翔：擴大自己的舒適區

B04「主題」楊津濤：從雜志編輯到互聯網“廠民”

B05「主題」鄒德懷：用老照片搭建文化間溝通的橋梁

撰文丨嚴步耕

近些年來，圖書市場涌動著一個新型寫作群體的身影：媒體人成為出版界的新寵兒，不同寫作方向的媒體人紛紛在各自的興趣領域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有些是個人經歷或社會敘事的非虛構作品，有些是由自身興趣出發而寫作的文史著作，有些則進入到文學小說的創作領域，當然還有媒體文章的結集出版等內容形式。

比如，張小滿的《我的母親做保潔》《大廠小民：我在互聯網公司的1480天》，基于自身生活的經驗進行非虛構寫作，尋找社會變革與個體生活之間的互動影響；李穎迪的《逃走的人》則將社會議題與群體觀察結合，把目光投向那些希望從倦怠生活中逃逸出來的脫軌心靈；庫索、柏琳、劉子超等人的旅行文學寫作，通過自身的行走書寫遠方的想象與現實；伊險峰和楊櫻的《張醫生與王醫生》《富足一代》等，則通過個體身上的敘述與對話來探索社會心靈的時代影響。

除去這些非虛構寫作的形式之外，還有一些媒體人因自身興趣而走向了另一種寫作形式，他們往往基于自身興趣而投身于某個領域或某個人物的知識性研究，尤其在文史寫作領域較為凸顯。比如楊瀟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結合了旅行文學和文史研究的寫作形態，在人文地理與文史知識兩方面進行現場重返，再現了另一代人如何求索中國的故事。這份名單還有很多，比如許知遠、連清川、陳季冰、張明揚、郭建龍等，他們可以算是前媒體人轉型比較成功的寫作者群體。

然而，還有一批比他們那一代更晚一些進入媒體的寫作者群體，比如李禮、劉三解、諶旭彬等新一代的媒體人轉型群體；比如，還有本次專題選擇的近期出版新著的三位前媒體人寫作者：《奔襲》《拉法耶特》的作者馮翔、《山河在：一部鮮活的抗戰史》《東行漫記：大師、軍閥、瑞典王儲與1920年代的中國》的作者鄒德懷和《通寶中國：古幣背后的治理邏輯和百姓生活》的作者楊津濤。

電視劇《新聞記者》（2022）劇照。

技術突破下的多元化生態

這個新型寫作群體的崛起背后，有著非常復雜的個人因素和社會轉向。他們的媒體經驗與身份轉型，涵蓋著社會變革、媒介轉型、身份轉向、知識效應等方面的社會性問題，續接著上一代媒體人的社會記憶。

較之于上一代的媒體敘事，他們在進入媒體之時，媒體形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媒介載體也走向了多元化的呈現形態，媒體人的社會角色也隨之產生了相應的轉變。尤其是互聯網媒體的興起，讓媒體人群體迅速擴大，使得這一代媒體人的身份形態也呈現去中心化的生存形態，有些恰好踩著傳統媒體的轉型時期，有些欣逢新型媒體的崛起時刻。尤其是內容型媒體的遍地開花，以新聞為中心的媒體形態逐漸擴散為多元化的內容形態；寫作門檻的多元化趨勢和寫作群體的規模化生產，也讓編輯記者的角色不再擁有往昔的光環。

公共輿論場域的興起，互聯網媒體的崛起，讓新一代媒體人的身份逐漸隱于幕后；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催生的媒介載體變革，讓這一代內容型媒體人不得不面臨身份的轉型問題。短暫而充實的媒體內容訓練，在迅猛的媒介變革和網絡受眾的閱讀趣味面前，讓他們仿佛一切才剛剛開始便面臨著結束的命運。面對媒體形態的更新迭代，一方面是傳統媒體的轉型，一方面是內容形態的推陳出新，傳統內容型媒體經驗需要迎接技術變革帶來的全新挑戰，但他們仍舊堅持著內容為王的創作理念，在試探過程中選擇了身份的轉型。

在成為寫作者之前，他們已經迎來了中國媒體形態的多樣性大爆發時刻。這讓他們本身的媒體角色也發生了相應的轉變，工作屬性也從內容輸出變成了內容編輯或其他職務。媒體前輩們的工作屬性往往能夠讓媒體人的個人角色凸顯出來，他們那一代因媒介載體變化而更多轉向了幕后工作。這種身份的顯與隱，也決定了他們那一代媒體人在大眾心目中的個人識別度的高低之分。這種技術性變革所帶來的媒體形態多元化所造成的職場沖擊，以及他們對于媒體的想象與感知尚未來得及梳理，便又被迫進入了新的媒體工作形態之中。然而，這也讓他們在短暫的時期內擁有了豐富而多元的媒體經驗和心態感受。這些多重媒介之間的社會經驗，讓他們擁有了非常駁雜的身份屬性。

身份轉型前后的他們，恰逢中國媒體技術形態的迅猛變革時期。媒體平臺需要更多豐富多元的信息提供給不同需求的受眾群體，文本寫作形態迅速變成了圖文視頻的呈現形態，信息技術所帶來的媒體生態催生了更加豐富性的內容需求，而這些信息形態都與他們媒體工作時期的內容形態完全不同。記者的選題方向隨之發生了變化，編輯的工作內容也根據媒體形態和讀者反饋進行隨時的跟蹤和改變，大多數媒體人的整體性角色最終走向了類似于出版人的角色形態：在媒體平臺的形態更迭下，記者編輯從議題的提出人到內容的輸出者，逐漸走向“為他人作嫁衣裳者”；因為新媒體形態與受眾群體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這就需要編輯記者們為讀者群體提供喜聞樂見的信息內容。

在進入媒體初期，他們抱持著上一代媒體人的想象與熱忱；在媒體工作時期，又短暫擁抱著內容輸出的成就與滿足；隨著媒體平臺的業態變革，他們并未因技術沖擊而喪失自身對于持續性內容輸出的熱愛。隨后興起的新媒體讓他們能夠在公眾號、短視頻等平臺中獲得釋放，但圖文與視頻的形式畢竟與以往的文本創作存在巨大差異。他們依舊堅信文本寫作的信念，試探著不同形態的新表達方式。

一個新寫作群體的崛起

最終，他們將這股創作的激情轉向了著述領域，投身于自身興趣的所在領域進行專著寫作。不過，不得不承認的是，在他們進入專著創作之前，不僅有著本土媒體人的轉型身影存在，更有著本土媒體不斷提倡的非虛構寫作等方面的社會影響，還有著出版界這些年不斷引進的外國媒體人所撰寫的各領域的專業著作。在媒體內容發生變化的同時，出版市場的業態也隨之發生了內容的轉向。猶如互聯網媒體時代的寫作身份多元化趨勢，出版界的作者身份也越發呈現多元化形態，越來越多的本土媒體人從早期的專欄結集逐漸走向了主題性著作的寫作與出版。

媒體轉型與出版轉型的雙向結合，加之閱讀市場的風向轉變和自身內容創作的穩定性輸出，這一代媒體人紛紛從自身興趣與媒體領域出發，非常輕松地與出版市場的內容轉向發生了社會效應，實現了從媒體人到作家的身份轉型。它既是社會形勢下的被迫轉型，也是自我抉擇的主動釋放，更因他們介于傳統媒體與新型媒介之間的過渡形態，能夠輕易地捕捉到大眾閱讀的寫作議題和語言形態，也逐漸像歐美媒體人那樣走向了媒體形態下的社會性非虛構寫作或知識性的研究型寫作。

盡管上一代媒體人已經有著非常成功的轉型榜樣，但這一代從媒體人身份轉向知識性寫作的規模性正在逐漸擴容。除去社會議題類的非虛構寫作外，這一群體中的研究型寫作越發凸顯，寫作議題也呈現更加多元、細分的視角。比如，本專題中的馮翔，上一部《奔襲》寫的是著名國際劫機事件中的“恩德培行動”，下一部《拉法耶特》則轉向了法國十八世紀的歷史人物傳記寫作；鄒德懷憑借自身的近代史老照片收藏興趣，給抗戰史老照片進行技術上色，編撰了第一部全彩抗戰史影像集《山河在》；楊津濤也在業余收藏的興趣下，從媒體時代的近代史寫作轉向了中國古代貨幣的研究，從王朝治理邏輯角度撰寫了《通寶中國:古幣背后的治理邏輯和百姓生活》。

在他們的身上，持續性的內容輸出并沒有中斷，只是換成了另一種形態的創作方式。在這種持續性輸出的背后，本身就是內容創作者身份的激情釋放，以一種靜默轉型的身份方式繼續著內容行業的未竟之心。借用前媒體人轉型為文史作家的張明揚的話語來說，盡管這種轉場背后，意味著媒體人需要主動去面對一種嶄新而陌生的人生變化，需要投入到另一種新型業態的人生規劃，但對于一個熱愛內容輸出的前媒體人而言，“我等胸中仍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從媒體輸出到轉場寫書，正是他們對于內容創作的熱忱追求。

或許，在這身份轉型的現象背后，除去個人身份的變化感知之外，在出版的新書標注著“前媒體人”字眼，它本身就像是某種新舊變革時代里既不愿放棄又不好多言的符號象征；他們在著作出版時，緊緊握住這四個字而不愿拋棄，也隱微地燭照著他們在短暫時期承受劇烈變革的心態與情懷。正因此，除去他們寫作的內容之外，他們身份轉型背后的個體記憶同樣值得珍視。盡管缺乏壯懷激烈的媒體故事，但他們依然曾經肩扛過時代的閘門，試水過理想的征程，伴隨著逝去的榮耀，與社會環境、與時代變革共同進退。

這一代媒體人的身份轉型，同樣值得社會敘事進行梳理與觀察，本專題選取幾位近期出版新書的前媒體人，從不同的履歷和寫作講述他們從媒體人走向知識人的心路歷程，希望能夠開啟這一代媒體人對于媒體記憶、身份困惑、轉型心態等方面的社會記憶，讓更多人寫下自己的經驗與感知，為這一代人的身份轉型與社會變革提供更多的社會觀察樣本。

從《南方周末》的調查記者，到新媒體的流量寫手，再到撰寫專業著作，前媒體人馮翔的轉型跨度非常大。對馮翔而言，他歡迎時代的變化帶來的信息紅利和觀念進步，并享受它給自己帶來的自由。以下為嚴步耕與馮翔的對話。

馮翔知名媒體人，曾任《南方周末》文化部資深編輯、記者，公眾號“8字路口”主編，現為自由作家。致力于歷史非虛構寫作，著有《地球上最偉大的一場演出》《奔襲》《拉法耶特》。

新聞教育是一種財富

嚴步耕：第一份記者工作是在哪？隨后在哪些媒體干過？整個過程給你的感受是怎樣的？

馮翔：第一份記者工作是在我讀大學的城市，遼寧沈陽，華商報集團下屬的一份子報，叫華商晨報。

當時華商報是整個中國擴張最猛烈的報業集團。它的長處是社會新聞。在那里我受到了第一次新聞的職業啟蒙教育，也基本上奠定了我這些年來做新聞的一種底層本色。

在沈陽待了五年，我拿到了報社的獲獎紀錄，也看到了自己在這個職業共同體中所處的位置其實并不高。看到其他一些媒體的深度報道，就明白自己跟人家還差得遠。但禁不住摩拳擦掌，覺得自己的素質也不比他們差。為什么不試試呢？

所以，我參加了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的采訪以后，來了北京。先在一份北京的雜志短暫地做過，然后去了《南方都市報》深度報道部和《南方周末》，算是初步實現我的職業理想。再之后在一家如今頭部的互聯網大廠待過一年，明白了互聯網、流量是怎么回事。回到媒體，我在博雅集團下面的公號“每日人物”當執行主編，繼續做調查報道；后來內部創業做了“自媒體”，開始做個性化寫作。2021年辭職，開始自由寫作。

后來我也一度投身于互聯網公司，以為那里才是媒體人最終轉型的去向。但最后發現那條路其實并不適合大多數人，或者說不適合我。對我來說，就像一個騎手改行去開卡車。所以，最后我還是回到了寫作這條路上。

嚴步耕：辭職后創辦了“8字路口”，專門做人物特稿。從傳統媒體到新媒體，從調查記者到內容原創，媒介載體的變化給你帶來怎樣的沖擊？

馮翔：“自媒體”創業的整個過程，給我的感受是跟紙媒完全不同。

紙作為文字信息承載的主體，你幾乎沒有辦法跟你的讀者產生連接，你也不知道你的讀者是誰。有了微博之后好了一點。但是微博篩選出來的并不是真實的、全面的社會，可能是一個社會特定的小群體，或者說是這個群體特定的一些情緒。

人類的閱讀邏輯都是有規律的。拿文章來說，開頭怎么寫，結尾怎么寫，字號有多大，容量有多長，都不一樣；某一個表情包或者符號應該怎么用？評論應該怎么放？文章最終的價值觀落腳點在哪里？幾個像素、一個漢字的差別，往往就會在結果上造成差別。要不要設定一個團隊成員的人設？設一個還是兩個還是多個？每個人都有什么樣的特點，每個人設跟作者的真實情況到底有多少相似性，有多少藝術拔高？這些都是需要仔細考慮的問題。

打個比方，我們原先是一家國營飯店的廚師，做的飯菜都是幾代老師傅傳下來的手法，我們也只會這樣做。做完之后我們不知道顧客吃的感受怎么樣，不可能作為廚師跑到每一張桌子旁邊去問，也沒有問的必要，因為只有我們這家飯店有資格開業。

現在呢，就好比一下街上開了好多飯店，有西餐有小吃有正餐有烤鴨有涮羊肉，每一家都需要憑客流量來決定生存。這就倒逼我們對自己提供的每一樣產品每一種服務，每一個細節每一個角落都分析到位。用互聯網的話說，產品意識。

我覺得這可能也是社會的一種進步。

嚴步耕：是否覺得“自媒體”時代的寫作，有時過往的經歷也會對自己造成一定的心理包袱或其他方面的阻礙？比如，從社會精英角色投入到大眾閱讀之間，你內心是否存在某些掙扎或改變？

馮翔：一開始我存在非常大的心理包袱和自我懷疑。

我們的知識結構跟受的新聞教育，都決定了我們制造的是小眾文化產品。我們甚至很羨慕那些寫文章著眼點非常下里巴人、流量非常高的人，或者特別善于揮灑自己情緒的“自媒體”。

后來，我們就逐漸意識到：自己受的新聞教育其實并不是負擔，而是一種財富，只不過看你把這種教育培養出來的素質用在什么方面。這有個前提：你得找到一條適合你的路，在你的職業素養和大眾閱讀口味（確切地說是你的目標讀者的閱讀口味）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拉法耶特》作者：馮翔版本：讀庫｜新星出版社2025年2月

每個人堅守的東西不一樣

嚴步耕：以前是新聞記者，后來是人物特稿，再到寫作《奔襲》和《拉法耶特》兩本書，寫作轉向非常大。寫作專著與媒體寫作之間，你覺得存在哪些比較明顯的異同之處？

馮翔：寫作專著與媒體寫作之間，共同點是它們都是采集信息、講述故事，都需要遵循真實性原則；區別，那可就太大了。

首先從體量上來講，我最開始寫的都是三五百字的小車禍、小火災；后來逐漸成熟一點了，開始寫那種四五千字能占滿一個版面的特稿，這基本上是報紙能給你提供的最大容量了。在媒體工作，你就必須言簡意賅，把個人觀點和文學手法壓抑住，這也是我們受到的新聞訓練的一個特點。記者是代表社會大眾去一線探訪真實情況的，只需要忠實地回來把這些東西告訴觀眾就行了。

寫作專著就完全不一樣了。讀書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寫書更是沒有那么強的公共屬性。其實，很多讀者都需要一些觀點、情緒、文學手法，而這些恰恰是我們做新聞的人所不擅長的。如果你從媒體人轉成作家，這些都必須重新補課。

我出的三本書，從體量上也能看出是一個適應的過程。第一本書《地球上最偉大的一場演出》只有5萬字，第二本《奔襲》10萬字，第三本《拉法耶特》是46萬字。體量的變化，一是說明我還在適應過程之中。體量的跨越不是乘以倍數那么簡單，而是你對于一個故事的講述、架構的設計、內涵的延展，需要完全不同的思路與手法。第二，我年輕時算是文學青年，但做了這么多年媒體把自己的文學技巧壓抑住了。現在我感覺筆頭又逐漸活泛了一些，開始會使用一些文學手法來表達觀點和情緒了。

嚴步耕：回顧自身的種種角色轉變，你會如何看待自我與時代之間的轉向關系？

馮翔：每個人堅守的程度、堅守的東西、轉型的方向都不一樣。拿我們報紙記者來說，跑財經的是最容易轉型的，很容易就可以轉成公司人或者財經博主。跑娛樂的記者其次。跑社會的記者很多轉型成律師，當然其中有人做得很優秀。

就總體來說，每個人都逃不開時代的裹挾，每個人選擇跟時代擁抱或者和解的程度也是不一樣的。我可能屬于那種內心比較開放的人，比較歡迎時代給整個社會帶來的信息紅利，和它給行業帶來的觀念進步。雖然我轉型的收益不大，但我已經比較滿足了。我更在意的是它給我帶來的自由。

嚴步耕：下一部是繼續寫作專著，還是會再度轉向呢？

馮翔：下一步我還會繼續寫作專著。但我不會再按照之前三本書的邏輯，也就是越來越厚這個方向來寫。上一本《拉法耶特》，我覺得已經代表了我對自己轉型能力的一種試水，讓我有了一點自信：我已經不再需要一部兼具學術性和趣味性的書來證明自己了。

接下來我可能會做一些相對短的寫作嘗試，更多地跟這個時代的需求結合起來。現在大家都知道出版行業不太好干，讀者買書的習慣和消費的金額也在變化。不是越買越多越買越厚，而是正相反。以前我們去萬圣都是一下買六七本大部頭，背著一大包書回來；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是去逛一逛，打打卡，然后買上一兩本比較薄的書。

但我相信，任何一個社會的人對于信息的接收、對于故事的好奇都是沒有變化的，人類永遠需要故事。作為一個專業的寫作者，需要做的只是如何順應這個時代，做好自己該做的事。

書可以繼續出，但是出什么樣的書，多厚的書，在哪個渠道賣書，跟誰合作出，都可以討論。出書之外，還有沒有別的方式可以更好地找到這個社會的需求？新的媒體、新的平臺、新的講故事的方式，這些我都不排斥。

你不變，時代在變，所以你是不可能不變的。人要有所堅守，但是也要隨著這個時代的變化而調整自己。你不要離開你的舒適區，也不要守著你的舒適區。那么該怎么辦呢？你要擴大你的舒適區。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嚴步耕；編輯：李永博、申璐；校對：翟永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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