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濤和他的“竹堂”

“竹堂”是穆濤讀書、寫作和生活的地方 受訪者供圖

　　穿過太白花園小區里略顯斑駁的舊樓群，拾級而上至一棟居民樓的5樓，我們叩開了著名作家、魯迅文學獎得主、西安市作協主席穆濤先生的家門。
門開處，未見滿墻書架，先迎一片綠意。未及寒暄，穆濤先生便興致勃勃地引我們看他悉心栽培的竹子：“這是佛肚竹，桿節膨大，憨態可掬；這株是勒竹，枝葉細密，韌性十足；這棵是熊貓竹，那棵是羅漢竹……”他如數家珍。陽光穿過疏密有致的竹葉，在素白的墻上投下斑駁流動的光影。穆濤將這一方空間命名為“竹堂”。
“竹堂”里外整潔。客廳兩面墻都是書柜，兩間屋子除了一張簡單的床和一臺跑步機，幾乎全用作工作區；餐廳則被改造成陽光書房，擺著一張書桌、幾盆竹子，墻上掛著“竹堂”二字。主人在這里已度過26年光陰——讀書、寫作、生活，皆系于此。我們便坐在這“竹堂”之中，聽他聊閱讀、研究，以及歷史與現實之間的種種。
“博覽群書，不是個好詞”
“我這里不是專門意義上的那種書房，就是一個用來寫東西的地方。”在穆濤看來，這個寫作的空間就是日常生活的“家”。沒有特別的布置，沒有刻意的收藏，見到喜歡的書就買下，從事編輯工作多年，自己參與編輯的書籍也自然會留存下來。
這種去儀式化的態度，延伸至他對閱讀的根本看法。當被問及常放案頭反復閱讀的是什么書時，他的回答簡潔而篤定：“工具書。”字典、歷史年表……這些置于案頭隨時查閱的書籍，都是為了確保寫作的嚴謹。他直言“沒有固定要讀的書”，因為閱讀始終服務于“用”，服務于手頭正在進行的思考與書寫。
穆濤旗幟鮮明地反對“博覽群書”。“我讀的書不多，我也反對‘博覽群書’這個詞，這個詞不是個好詞。”在他看來，盲目追求閱讀的廣度，容易使人流于淺薄，淪為“萬金油” —— 看似無所不知，實則淺嘗輒止。他推崇中國古人“往深里讀、往實用處讀”的閱讀智慧，認為將一本經典讀透，領會其中對自身切實有用的智慧，遠勝于浮光掠影地涉獵萬千書籍。這種理念，塑造了他“一門深入”的閱讀實踐。
自 1998 年主持《美文》雜志工作起，為探尋一本文學雜志應有的“核心”與“精神頭”，他與主編賈平凹先生達成共識，將目光堅定地錨定在漢代，他們一致認為漢代所傳達的精神指標與文明指向“很了不起”。于是，他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聚焦深耕：先是專注研讀《史記》《漢書》，進而延伸至陸賈的《新語》、賈誼的《新書》、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淮南子》等經典著作。
“我涉獵面很窄，就專注于漢代的這幾本書。漢代的相關的書也就讀了七八本吧，我的書讀得很有限。”然而，正是這有限的“七八本”，被他反復咀嚼、消化，最終內化為其散文創作中深厚的歷史底蘊與獨特的文化視角。

穆濤房間內的書架　

“讀書不是雅事，是個苦事”
“讀書就跟吃飯一樣，我沒聽人說吃飯是雅事，如果把吃飯當雅事，不就壞了？”在穆濤看來，讀書是為了給自己充電，是件實打實的事。如果端著“雅”的架子去讀，不是在作秀，就是在自欺欺人，“肯定沒什么好收獲”。
他打了個比方：書分幾種，好比船。有一種是“游船”，用來消遣、放松，累了時翻翻這類書，挺好，但那是休閑而已。還有一種是“渡船”。比如為評職稱、考各類證書而讀的書，目標明確，可能看幾本書就能達到目標。“可如果你的目的地很遠，那這艘‘渡船’的構造就得結實，要能抗臺風、防暗礁、抵御大風大浪，這時讀的書，就容不得半點兒花架子。”在他看來，為抵達認知的彼岸而進行的嚴肅閱讀，需承受壓力，是個苦事。
　　“好的書，不是知識越多越豐富越好”
竹堂之中，陽光透過竹葉的縫隙，在白色墻壁上投下斑駁的光影。我們的采訪話題從個人閱讀轉向時代寫作，穆濤提出了一個核心概念——“認識力”。他認為，一個人的知識結構，構成了其“認識力”的基礎。
“好的書，不是說知識越多越豐富越好。”他認為，一部好的文學作品，關鍵在于其作者的“認識力”——即作者對社會、人生與歷史的洞察，要比他人更深遠、更透徹。
“為什么上世紀80年代的《班主任》《傷痕》《高山下的花環》等文學作品，能引起全社會共鳴？”他身子微微前傾，“這些作品之所以撼動人心，不是說這些作品的句子有多漂亮，辭藻有多么華麗，而是因為作家們捕捉到了社會的‘焦灼處’，把大家憋在心里、想說而沒有說出來的話，給說透了。這就叫‘認識力’。”
什么是好的文學作品？穆濤的標準明確而具挑戰性：一是要觸摸到社會發展的脈搏，二是要精準捕捉到脈搏中“焦灼”的痛點。“如果從一部文學作品中看不出精神走向，那么這樣的作品可能從熱鬧角度就是逗個樂子，大家讀著高興，做一條游船可以，做渡船是不行的。”他引用《儒林外史》中“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洞見，指出偉大作品之所以能夠跨越時間的長河流傳至今，關鍵在于它們揭示了社會運行的深層規律。

飯廳改造而成的陽光書房

“物質跟精神，都要綠水青山”
采訪已經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穆濤喝了杯茶稍作休息后，我們的采訪繼續進行。他由作家的“個性”切入，論及作家群體的“風氣”。他認為，“作家群體的‘風氣’即文風”，審視一個時代的“文風”，需綜觀一流作家的寫作方向、教授的學術文章以及媒體流行的語調方式。“好的文風是清醒的、冷靜的、樸素的，壞的文風則是浮躁的、張揚的、虛飾的。”
他深刻指出，從中國歷史的宏觀視野來看，衡量一個時代的精神高度，“民風”與“文風”是兩大關鍵指標。他特別談到對“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解，認為其深意遠超物質生態層面，更指向“社會精神生態領域的綠水青山”。“‘大的時代’不僅是物質的豐裕，而且是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澄明與豐盈。文風的品格，直接塑造并映照著時代精神的品質。”
　　“做編輯讓我快樂”
盡管擁有作家、作協主席、教授等多重身份，但穆濤始終將自己定位為一名“編輯”。“做編輯讓我快樂！”他笑著說：“在大學教書也是給自己積累知識，我喜歡做的事，還是做編輯。”
自1986年進入此行，40年的光陰流逝，他始終對圖書編輯這份職業滿懷熱忱、樂此不疲。如今，他仍在陜西人民出版社新大眾文藝編輯工作室擔任編輯，手頭正忙著多套叢書的編輯工作。
談及作家的職責，穆濤給出了一個充滿歷史縱深感的答案：給歷史這條長河保持流量。他認為，史學的根本價值在于讓社會保持“清醒”。“一個人如果是清醒的，他基本就不會做糊涂事；一個社會的清醒度高了，糊涂事就會少。”他指出，歷史上的許多社會悲劇的發生，往往源于集體性的“糊涂”或狂熱。
穆濤推崇漢代的文學，不僅因為漢賦的恢宏氣勢，而且因為漢代融文學與史學于一體而確立的文學史地位。“《史記》《漢書》不僅影響了史學，對我們今天的文學創作也有著極大影響。除了清醒的認知力和判斷力之外，還有文體上大的創造，比如今天文學寫作中‘傳’‘紀’這樣的體例，就是源于這兩本史書，這是很了不起的。”他表示，這些對當代寫作者而言，有永恒的啟示。
“文學創作不是求全，是求缺”
面對人工智能對文學創作的沖擊，穆濤的態度理性而開放。他肯定AI在人類難以企及的兩方面具備顯著優勢：一是海量的知識信息儲備，二是基于此基礎上的強大綜合能力。他建議寫作者應在知識儲備上向AI學習，但必須警惕其信息的真偽，并清醒認識其局限性。
“AI的綜合認識沒有創造力，它只是在現有的、已有的知識庫里面選取信息，進而得出判斷，在創造力層面，它始終處于滯后狀態。”他頓了頓，“文學創作的核心不是‘求全’，而是‘求缺’。要找到認知的缺口與思想的突破口，從而實現創造性的表達。AI時代，作家更應錘煉這種‘求缺’的認識力與突破力。”
問及在技術的洪流中作家要堅守的底線，穆濤的回答回歸到最樸素的人性基石：“作家堅守的底線，就是人的底線。無論從事什么行業，都要有一個底線，那便是作為人——一個有良心、有良知的人應當具備的底線。”

穆濤擺放案頭、反復閱讀的多種工具書

“青春是一種了不起的生命狀態”
聊起對年輕寫作者的期望，穆濤沒有給出什么“寫作秘籍”，而是從“青春”二字說起。
“‘青春’是個老詞語，原本是天文學詞語，指春天的本色。”他引用屈原《大招》中的句子：“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他解釋道，“‘謝’是新陳代謝的‘謝’，又一個季節的輪回，春天來臨、萬物代謝更新；白日明亮，春氣奮發，萬物蓬勃生長。”
在穆濤看來，“青”并非幼稚的“青”，而是“青瓷”“爐火純青”這兩個詞里的“青”。“‘青春’這個詞，蘊含著一種內在的原生力，是一種了不起的生命狀態。”他說，年輕寫作者正處于生命四季中的春季，原生力最為旺盛、最為酣暢淋漓，應當珍視和保護這份原生力，因為它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
采訪接近尾聲，我們請他給年輕的寫作者說幾句話，他起身走到書桌旁，拿出一幅字，是毛姆的一句話——“年長者最大的修養是控制住給年輕人提建議的欲望”。他笑著告訴我們，這是他專門請一位書法家寫的，一直放在案頭，是他的“座右銘”。
告辭下樓時，暮色初合。小區大門外的高新路車水馬龍，喧囂撲面而來，而身后的小區，因這方“竹堂”的存在，仿佛在喧嘩中守護著一片思想的靜謐。穆濤先生和他的“竹堂”，于鬧市之中深耕一隅，在信息洪流中“往深里讀、往實用處讀”，在技術狂奔的時代堅守“求缺”與創造，守護著那份如竹子般挺拔、如春天般奮發的清醒與原生力。

客廳中依墻而建的書柜一角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成艷妮 實習生 殷藝嘉
除署名外，本版圖片均由米浩攝影

編輯：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