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是美國經濟史學家克里斯·米勒撰寫、蔡樹軍翻譯的科技類著作。該書以半導體產業全球分工為主線，追溯從冷戰至今的芯片技術發展歷程，闡釋芯片在現代軍事、經濟和地緣政治中的戰略地位。全書涵蓋美國通過技術博弈確立主導地位、臺灣半導體產業崛起、華為5G技術受限等案例，分析全球芯片短缺與供應鏈危機背后的國家競爭。書中提及美國《芯片法案》補貼政策、EUV光刻機研發困境等議題，揭示大國在人工智能與軍事技術領域的核心博弈。

跑得更快？

2010年，安迪·格魯夫在帕洛阿爾托的一家餐廳用餐，他被介紹給三位正在硅谷旅游的中國風險投資家。2005年，他辭去了英特爾董事長的職務，成為一名簡單的退休人員。他建立并拯救的公司仍然盈利豐厚。即使在2008年和2009年，英特爾也賺錢了，盡管硅谷的失業率飆升至9%以上。但格魯夫并不認為英特爾過去的成功是自滿的理由。他一如既往地偏執。看到中國風險投資家在帕洛阿爾托投資，他不禁要問：在大規模失業的時候，硅谷將生產外包是否明智？作為前納粹和蘇聯軍隊的猶太難民，格魯夫不是本土主義者。英特爾雇用了世界各地的工程師，在各大洲運營工廠。但格魯夫擔心先進制造業的離岸外包，三年前（2007年）剛剛推出的iPhone就是這一趨勢的例證，iPhone的部件很少是在美國制造的。盡管離岸外包始于低技能工作，但格魯夫認為它不會局限于此，無論是在半導體行業還是其他行業。他擔心電動汽車所需的鋰電池，盡管美國發明了許多核心技術，但美國在電動汽車市場上所占份額很小。他的解決方案是，“對離岸勞動力的產品征收額外的稅。如果結果是一場貿易戰，這就跟其他戰爭一樣，為贏得勝利而戰”。

許多人認為格魯夫是過去時代的代表。早在互聯網出現之前，格魯夫就建立了英特爾。他的公司錯過了移動電話，并依靠壟斷x86的成果生存。21世紀前十年早期，英特爾保留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半導體工藝技術，領先競爭對手引入了更小的晶體管，保持了與戈登·摩爾時期一樣的節奏。但是，臺積電、三星等競爭對手與英特爾之間的差距開始縮小。

此外，英特爾的業務被其他擁有不同商業模式的科技公司掩蓋。21世紀初，英特爾曾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公司之一，但被蘋果超越，蘋果的新移動生態系統不依賴于英特爾的芯片。英特爾錯過了互聯網經濟的崛起。臉書（Facebook）成立于2006年，到2010年，其價值幾乎是英特爾的一半，但很快就提高到英特爾的好幾倍。硅谷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可能會反駁說，互聯網數據是在服務器芯片上處理的，并在依賴處理器的個人電腦上訪問。但是，生產芯片比在應用程序上銷售廣告的利潤更低。格魯夫崇拜“顛覆性創新”，但到了21世紀前十年，英特爾的業務被顛覆了。格魯夫對蘋果離岸裝配線的遺憾被置若罔聞。

即使在半導體領域，格魯夫充滿厄運的預言也普遍被排斥。誠然，臺積電等新的半導體芯片制造廠大部分在國外，但外國芯片制造廠生產的芯片主要由美國無晶圓廠公司設計。此外，它們的工廠里都是美國生產的制造設備。自從格魯夫的第一位雇主仙童在中國香港開設了最初的組裝工廠以來，向東南亞外包一直是芯片行業商業模式的核心。

格魯夫并不信服。他指向電池行業宣稱：“放棄今天的‘商品’制造業會把你鎖定在明天的新興產業之外。”格魯夫寫道，30年前，當美國停止生產消費電子設備時，美國失去了在電池領域的領先地位。然后，美國錯過了個人電腦電池，如今在電動汽車電池方面遠遠落后。他在2010年預測道：“我懷疑美國可能永遠趕不上。”

即使在半導體行業內，我們也很容易找到格魯夫對離岸專業技術的悲觀看法的反面例子。與20世紀80年代末的情況相比，當時日本競爭對手在DRAM設計和制造方面擊敗了硅谷，美國的芯片生態系統看起來更健康。不僅僅是英特爾獲得了巨額的利潤，許多無晶圓廠的芯片設計師也獲得了豐厚的報酬。21世紀初，除了失去尖端光刻技術外，美國半導體制造設備公司總體上在蓬勃發展。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設備制造公司，比如制造在硅片加工過程中沉積化學薄膜的機器。泛林（Lam Research）在硅片蝕刻方面擁有世界一流的專業技術。同樣位于硅谷的科磊（KLA）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工具，用于測量晶圓和光刻掩模上的納米級誤差。這三家設備制造商正在推出新一代設備，這些設備可以用于原子尺度上沉積、蝕刻和測量，這對于制造下一代芯片來說至關重要。幾家日本公司，特別是東京電子公司，擁有與美國設備制造商相當的能力。盡管如此，如果不使用一些美國工具，基本上不可能制造出尖端芯片。

芯片設計也是如此。到21世紀前十年早期，最先進的微處理器在每個芯片上都有10億個晶體管。能夠布置這些晶體管的軟件由三家美國公司提供——楷登（Cadence）、新思（Synopsys）和明導（Mentor），它們控制了全球大約四分之三的市場。如果不至少使用一個這三家公司的軟件，芯片公司就不可能設計出芯片。此外，大多數提供芯片設計軟件的小型公司也位于美國，沒有其他國家能做到這一點。

當華爾街和華盛頓的分析家們審視硅谷時，他們看到了一個利潤豐厚、技術進步的芯片產業。當然，如此嚴重地依賴中國臺灣地區的幾家工廠來制造世界上大部分芯片，也存在一些風險。1999年，臺灣發生里氏7.3級地震，大部分地區停電，包括兩座核電站。臺積電的晶圓廠也失去了電力，這威脅到了臺積電的芯片生產和全球許多芯片的供應。

張忠謀很快與臺灣的一些官員通了電話，以確保該公司能優先獲得電力。花了一周時間，臺積電五家晶圓廠中的四家重新上線，第五家晶圓廠重新上線的時間長些。但中斷是有限的，消費類電子產品市場在一個月內恢復正常。1999年的地震只是臺灣在20世紀遭受的第三大地震，人們很容易想象出將來會發生更強烈的地震。臺積電的客戶被告知，該公司的工廠可以承受里氏9級地震。自1900年以來，全世界已經經歷了5次里氏9級地震。任何人都不想驗證這種說法。但臺積電可以隨時指出，硅谷位于圣安德烈亞斯斷層之上，因此將制造業帶回加利福尼亞州并不安全。

更困難的問題是，美國政府應如何調整其對半導體技術海外銷售的控制，以應對日益國際化的供應鏈。除了幾家為美國軍方生產專用半導體的小型芯片制造商外，硅谷巨頭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減弱了與五角大樓的密切關系。20世紀80年代，當硅谷首席執行官們面對日本的競爭時，他們在美國國會大廳里度過了大量時間。現在，他們不認為自己需要美國政府的幫助。他們主要擔心的是，美國政府通過與其他國家簽署貿易協議和取消對出口的控制來擺脫困境。華盛頓的許多官員支持該行業放松管制的呼吁。中國有像中芯國際這樣雄心勃勃的公司，但華盛頓的共識是，正如有影響力的外交官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所說，貿易和投資將鼓勵中國成為國際體系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此外，關于全球化的流行理論使得實施嚴格控制聽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冷戰期間，控制措施很難實施，美國與盟國經常就哪些設備可以出售給蘇聯發生爭執。與蘇聯不同，中國在21世紀初更加融入了世界經濟。華盛頓的結論是，出口管制弊大于利，既會損害美國工業，又不能阻止中國從其他國家的公司購買商品。日本和歐洲急于向中國出售任何東西。華盛頓沒有人愿意與盟友就出口管制問題進行斗爭，尤其是在美國領導人致力于與中國建立友好關系的情況下。

華盛頓形成了一個新的共識，即最好的政策是比美國的競爭對手“跑得更快”。一位美國專家預測：“美國對任何一種產品，特別是半導體產品，依賴任何一個國家的可能性都非常小，更不用說中國。”美國甚至給予中芯國際特殊地位，稱其為“經過驗證的最終用戶”。這證明了該公司沒有向中國軍方出售產品，因此不受某些出口管制。除了少數立法者（大多數是美國南方共和黨人），他們仍然把中國視為冷戰從未結束的國家，華盛頓幾乎所有人都支持“跑得更快”的策略。

“跑得更快”是一個優雅的策略，只有一個問題：根據一些關鍵指標，美國并沒有跑得更快，而是在失利。美國政府中幾乎沒有人愿意做這項分析，但格魯夫關于專業知識離岸外包的悲觀預測部分已成為現實。2007年，美國國防部委托五角大樓前官員理查德·范·阿塔（Richard van Atta）和幾位同事進行一項研究，評估半導體行業“全球化”對美國軍方供應鏈的影響。范·阿塔在美國國防微電子領域工作了幾十年，經歷了日本芯片產業的興衰。他不容易反應過度，并且理解跨國供應鏈如何提高行業效率。在和平時期，這一系統運作順利，但五角大樓不得不考慮最壞的情況。范·阿塔報告說，美國國防部獲得尖端芯片的途徑很快將取決于外國，因為如此多的先進制造正在轉移到國外。

在美國單極時代的傲慢中，幾乎沒有人愿意傾聽這些話。華盛頓的大多數人甚至沒有看一眼證據就得出結論，美國正在“跑得更快”。但是，半導體行業的歷史并不表明美國的領導地位得到了保證。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沒有超越日本，盡管它在20世紀90年代做到了。GCA在光刻方面也沒有超越尼康或阿斯麥。美光是唯一一家能夠與東亞競爭對手并駕齊驅的DRAM生產商，而許多其他美國DRAM生產商都破產了。到20世紀末，英特爾在生產芯片方面一直領先于三星和臺積電，但差距在縮小。英特爾的前進速度越來越慢，盡管它仍然受益于其更高的起點。美國在大多數類型的芯片設計中處于領先地位，盡管中國臺灣的聯發科正在證明美國以外的其他地方也可以設計芯片。范·阿塔認為，沒有什么理由可以自信，也沒有理由可以自滿。他在2007年警告說：“美國的領導地位在未來十年可能會嚴重削弱。”但是，沒有人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