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人民陪審員制度作為我國刑事訴訟的重要組成部分，立法初衷在于吸納民眾參與司法、監督審判，保障司法民主與程序公正。然而在司法實踐中，這一制度長期存在“陪而不審、審而不議”的困境，形式意義遠大于實質作用。但從刑事辯護角度來看，人民陪審員制度并非毫無價值，只要精準抓住程序規則、緊扣審判組織合法性問題，就能將其轉化為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有力工具，實現有效辯護。
《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確立了人民陪審員陪審制度，但在多數人印象里，陪審員往往“陪而不審”，近乎庭審擺設。我在讀研實習時就曾親歷，陪審員庭前僅在空白紙上簽名，合議筆錄全由書記員事后補寫，內容也多是簡單附和，與法律規定相去甚遠。從事刑事辯護律師后，這種感受更為具體。我在青島代理過一起案件，庭審中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女性人民陪審員，發型特殊，厚重的劉海始終遮擋半邊眼睛，讓人難以觀察其庭審反應。直到我發表辯護意見，當庭指出法院程序違法問題時，這位陪審員才主動掀開劉海，認真看向我。庭后她主動跟我說，第一次見到律師當庭直指法院程序違法，印象很深。這件事也讓我直觀感受到，人民陪審員并非完全置身事外，只是在多數情況下未能有效履職。
盡管最高法不斷出臺典型案例、完善規則，試圖激活人民陪審員制度，但從一線辯護實踐來看，其對刑事辯護的實質助力依然有限。不過這并不代表該制度無法利用，其核心價值完全可以落腳于《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四款：“審判組織組成不合法的，二審應當撤銷原判、發回重審”。根據法律規定，一審案件可由人民陪審員參審，二審則無陪審員參與；七人合議庭法定為三名審判員加四名人民陪審員，不可隨意組合。《刑訴法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可能判處十年以上刑罰、涉及公共利益且社會影響重大的一審案件，必須組成七人合議庭。這就形成了關鍵辯護策略：當一審法院違規采用三人合議庭時，辯護人可選擇一審提出異議，或留待二審以程序違法為由救濟。由此便產生一個關鍵辯護策略問題：當案件應當組成七人合議庭，而一審法院僅組成三人合議庭時，辯護人應當在一審當庭提出異議，還是留待二審再以程序違法為由請求發回重審？
通過檢索裁判文書可以發現，盡管不少辯護人在二審中以此為由提出上訴，但尚無案例被二審法院認定程序違法并發回重審。二審法院駁回的核心理由高度統一：案件雖可能判處十年以上刑罰，但不屬于“社會影響重大”，因此審判組織組成合法。這就導致“社會影響重大”在實踐中成為法院的自由裁量空間，辯護人若無法扎實舉證，很難突破這一認定。基于此，我的實務思路是：若能在二審階段“確鑿證明”案件屬于社會影響重大，使二審法院無法虛化該要件，則將該問題留至二審提出；若無法充分舉證，則應在一審階段直接提出異議。
關于如何證明“社會影響重大”，我總結出四種常用且有效的實務路徑：第一，審查起訴書內容。部分起訴書，尤其是涉眾、有組織犯罪案件，會直接載明“社會影響重大”“罪大惡極”等表述，可直接以公訴機關自述作為依據，此類情形更適合留待二審使用。第二，核查官方宣傳情況。若案件在開庭前已被法院、檢察院或地方平安建設相關公眾號公開報道，通常可認定社會影響重大。第三，參照審理法院類案判決。若本院同類同罪名案件已被生效判決認定為社會影響重大，且本案規模、金額、受害人數等情節更重，可據此主張本案同樣屬于社會影響重大。第四，關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旁聽情況。根據相關文件要求，邀請代表委員旁聽的案件多為社會影響重大案件，可作為重要佐證。 一般而言，若案件符合上述四種情形中的兩種及以上，可留待二審發力；若僅符合一種甚至全無，則宜在一審直接提出，否則二審法院極易以“不屬社會影響重大”為由駁回，導致該辯護點完全失效。
綜上，在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實務運用中，一審提出異議還是二審固定程序違法點，核心取決于能否對“社會影響重大”形成扎實、不可推翻的證據支撐，這也是該制度在刑事辯護中真正落地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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