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我給一個女毒梟開車，她被捕前，把孩子和一張銀行卡給了我

1995年，我二十三歲，在深圳開出租。

那時候深圳到處是工地，像一個大火炕，什么人都往里跳，都覺得自己能翻出個身來。我從湖南農村來的，初中畢業，當過搬運工、在飯館洗過盤子、在電子廠擰過螺絲，最后湊了筆錢租了輛出租車，日夜不停地跑。一天干十五六個小時，累得回到出租屋倒頭就睡，但一個月能掙三四千塊，比我爸種一年地都多。

我拉過形形色色的人。有在蛇口做生意的港商，有去羅湖過關的旅行團，有半夜喝醉了的夜總會小姐，有抱著行李去火車站返鄉的打工妹。但那天在皇崗口岸附近拉的那個女人，我到現在都記得。

那是秋天，深圳的秋天跟夏天沒區別，熱得要死。她在路邊招手，我靠邊停了。她穿一件深色的連衣裙，頭發盤起來，戴著副墨鏡，手里牽著一個四五歲的小女孩。小女孩扎著兩個小辮子，穿著一件粉色的T恤，腳上是一雙小涼鞋，看起來跟普通孩子沒兩樣。

“去蛇口。”她上車說，普通話帶著點口音，后來我才知道她是四川人。

我應了一聲，開車。

一路上她沒怎么說話，小女孩倒是活潑，趴在車窗上看外面，問：“媽媽，那個很高的樓是什么？”

“媽媽也不知道。”

“媽媽，那個大船為什么不動？”

“那是假的，是模型。”

我從后視鏡里看了她們一眼，女人把墨鏡取下來了，三十出頭的樣子，長得不算多好看，但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氣質，眼神很沉，像是心里裝著什么東西。小女孩長得很像她，笑起來兩個酒窩。

到了蛇口，她讓我在一個小區門口停了，從包里掏出一百塊錢給我。那個年代一百塊是大鈔，車費其實只要四十多。我說沒零錢找，她說不用找了。我說那不行，我等等，去旁邊小賣部換開。她說“說了不用找”，推開車門，帶著小女孩走了。

我當時覺得這女人有錢，也大方，沒多想。

過了大概一個禮拜，我又在皇崗附近拉到了她。這回她一個人，還是去蛇口。路上她問我：“師傅，你跑車一天能掙多少？”

我說：“看運氣，好的時候三四百，差的時候百來塊。”

她點點頭，沒再說什么。到了地方，她又給了一百，這回我說什么都要找錢，她就沒堅持。

第三次拉到她就不是偶然了。她把一個傳呼機號碼留給我，說以后要用車就打我傳呼。后來我才知道，她問了好幾個出租車司機，最后選了我。大概是因為我年輕、嘴嚴、不多問。

她姓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她讓我叫她“梅姐”。我也沒問過她做什么的，但開了幾個月車，不可能一點感覺都沒有。

她經常去的地方就那么幾個：羅湖的一個茶餐廳，蛇口的一個小區，南山的一棟寫字樓，偶爾去沙頭角。她見的人五花八門，有西裝革履看著像生意人的，也有紋龍畫鳳一看就不是善茬的。她跟人說話的時候聲音不大，但對方都很聽她的。有一次我停車在路邊等她，看見她從一棟樓里出來，身后跟著兩個男人，那兩個人恭恭敬敬的，像是在跟領導匯報工作。

我不敢問，也不想問。九十年代深圳這種地方，什么人都有一口飯吃，掙自己的錢，別管別人的事，這是規矩。

但我注意到一個細節：每次她帶女兒出來的時候，都會去一個商場里的兒童樂園，陪孩子玩一兩個小時。她坐在海洋球池邊上，看著女兒在里面爬來爬去，那個眼神跟所有當媽的一樣，溫柔得很，跟她在別的地方完全不一樣。

小女孩叫甜甜，嘴巴甜，見我就喊“叔叔”。有一次她媽在辦事，讓我幫忙在車里看一會兒甜甜。甜甜拿了一包QQ糖，非要分給我吃，我說叔叔不吃，她不依，小手舉得高高的，硬塞到我嘴里。那個糖是草莓味的，甜得發膩，我嚼了兩下，她歪著頭問：“好吃吧？”

我說好吃。

她就笑，兩個酒窩，跟她媽媽一模一樣。

那是1995年冬天，離過年還有不到一個月。深圳降溫了，但也不怎么冷，我穿了件夾克就夠了。

那天下午，梅姐讓我開車去沙頭角。車上只有她一個人，沒帶甜甜。開了一個多小時，到了地方，她沒下車，坐在后座抽煙。我透過后視鏡看她，她臉色不太好，眼眶有點青，像是好幾天沒睡好。

“小王，”她突然開口了，聲音比平時低，“你跑車幾年了？”

“快兩年了。”

“存到錢沒？”

“存了一點，不多。”

她沉默了一會兒，把煙掐滅在車窗外面。那時候的車窗還是手搖的，她搖下來，把煙頭彈出去，又搖上去，動作很慢。

“如果有人給你一筆錢，讓你幫忙做一件事，”她說，“你做不做？”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說：“那要看什么事。”

“你膽子大不大？”

我說：“梅姐，我就是個開車的。”

她沒再問了。

那天從沙頭角回來，她讓我在羅湖的一個路口停下，說要下去見個人。她下車之前，從包里拿出一個信封，放在副駕駛座上。

“這個你拿著。”

我打開一看，里面是一沓錢，挺厚的，估摸著有一萬塊。

“梅姐，這是……”

“這兩個月的車費，多的算你的辛苦費。”

“太多了。”

“拿著。”她說完就下車了，高跟鞋踩在路面上，噠噠噠地走遠了。

我把信封收好，心里有種說不出來的不安。不是沒見過錢，但那個感覺不對，像是她在交代什么事。

三天后，梅姐又打了我傳呼。我去接她，這回她帶著甜甜，還拖著一個行李箱。上車之后她說：“去廣州。”

深圳到廣州那時候要走廣深高速，兩個多小時。路上甜甜在后座睡著了，蓋著一件小外套。梅姐看著窗外，一直沒說話。

快到廣州的時候，她突然說：“小王，你家里還有什么人？”

“我爸媽在湖南老家，還有個妹妹。”

“結婚沒有？”

“沒有。”

“談對象了？”

“沒呢，沒時間。”

她嗯了一聲，又沉默了。

進了廣州市區，她沒讓我去酒店，而是讓我開到了一個居民小區。那小區看著挺老的，但很安靜，路兩邊種著芒果樹。她讓我在樓下等著，自己帶甜甜上去了，大概半小時后下來，手里沒拿行李箱，甜甜還跟著。

“走吧，回深圳。”

我掉頭往回開。上了高速，天已經黑了，車燈照著前面的路，兩邊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見。

“小王，”她在后座說，“我跟你說個事。”

“梅姐你說。”

“我可能這幾天要出點事。”

我手握著方向盤，沒動。

“我要是出了事，”她頓了一下，“甜甜你幫我帶一段時間。”

我以為她在開玩笑，從后視鏡里看了一眼，她的表情很認真。

“梅姐，你說什么呢？”

“我沒開玩笑。”她的聲音很平靜，“我那邊的事，你多少應該知道一些。我不瞞你，最近風頭不對，我可能跑不掉了。”

我沒接話。手心開始出汗，方向盤有點滑。

“甜甜的爸爸早就不在了，”她說，“我娘家那邊也靠不住。我身邊這些人，你看到的那些，他們聽我的話是因為我能給他們掙錢，我要是不在了，沒人會管甜甜。”

“梅姐，這事太大了，我……”

“你聽我說完。”她打斷我，“我存了一筆錢，夠甜甜用到成年。那張卡我放在一個地方，到時候我會告訴你。我不求你養她一輩子，你就幫我這一陣，后面我會安排。”

車里的氣氛像凝固了一樣。甜甜在后座睡著了，呼吸輕輕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為什么要找我？”我問。

她沉默了幾秒鐘：“因為你是個好人。”

好人。這兩個字砸在我心上，砸得我喘不過氣來。我算哪門子好人？我給她開了半年車，知道她在做見不得光的事，但從來沒想過報警，也沒想過不干，就是因為錢給得多。我算好人嗎？

“梅姐，你那些事……”

“別問了。”她說，“知道得越少對你越好。”

回到深圳，她帶著甜甜下了車。走之前她從包里拿出一把鑰匙遞給我：“福田那個小區的房子，302室，你幫我看著。”

我說好。

那是我最后一次見她。

三天后，我在新聞上看到了。深圳晚報一個不起眼的位置，豆腐塊大的消息：警方破獲一起特大毒品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陳某某”被抓獲。沒提名字，沒提細節，但我一眼就知道是她。

我盯著那張報紙看了很久，腦子里嗡嗡的。

她被抓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個傳呼留言，是一個手機號，落款是一個我不認識的名字。我找了個公用電話打過去，對方是個男人，聲音很低：“你是小王？梅姐讓我找你。你來一趟福田那個小區，樓下第三個垃圾桶底下有個信封。”

我去了。在垃圾桶底下翻出一個塑料袋，里面有一個信封，信封里有一張銀行卡和一串鑰匙。卡是工商銀行的，上面貼著一張紙條，寫著六位數的密碼。鑰匙是兩把，一把是302的，另一把不知道是開什么的。

還有一張字條，上面寫著幾行字，字跡歪歪扭扭的：

“小王，卡里有二十三萬，密碼是甜甜生日。房子是甜甜的，房產證在臥室柜子里。我要是出不來了，甜甜拜托你。不要讓她知道我的事，就說她媽媽出國了。你把她送回四川老家，找我妹妹，地址在下面。如果她不管，你幫我找個好人家。你留著五萬，剩下的給甜甜。謝謝。”

我站在那個垃圾桶旁邊，把那張字條看了三遍，然后疊好，裝進貼身的口袋里。

那天晚上我去了302。房子不大，兩室一廳，收拾得干干凈凈。客廳里有一個玩具箱，里面全是甜甜的娃娃。冰箱上貼著甜甜畫的畫，畫的是三個小人，一個高的一個矮的一個更矮的，底下歪歪扭扭寫著“媽媽和甜甜和叔叔”。廚房里還有半鍋沒喝完的粥，已經餿了。

我在沙發上坐了很久，腦子里全是這半年的事。甜甜叫我叔叔，往我嘴里塞QQ糖，在車里唱“世上只有媽媽好”，唱著唱著她媽媽也跟著哼。梅姐在茶餐廳給甜甜擦嘴，在商場給甜甜買新裙子，在車里抱著甜甜睡覺，那種表情，跟我在老家菜市場看到的任何一個媽媽沒有區別。

可她還是個毒梟。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走上這條路的。也許是被逼的，也許是貪心，也許是一步錯步步錯。但不管什么原因，她做的事害了多少人，我心里清楚。我開的這半年車，我掙的那些錢，每一張上面都沾著別人的血。這個念頭后來很多年都纏著我，像一根刺，拔不出來。

第二天，我請了三天假，買了去四川的火車票。我把甜甜從幼兒園接出來，跟她老師說我是她叔叔。甜甜看見我就笑：“叔叔，媽媽呢？”

“媽媽出差了，叔叔帶你去外婆家玩。”

“好！”她高興得直蹦。

我帶著她坐了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硬座。她累了就靠在我懷里睡，醒了就吃餅干、看窗外。旁邊一個大姐問我：“這是你閨女？”我說：“朋友的。”大姐說：“長得真像你。”我沒解釋。

到了四川那個縣城，我按照地址找到了梅姐的妹妹。她妹妹在菜市場賣咸菜，看到我愣了一下，看到甜甜，眼圈紅了。

“姐她……”

“出事了。”我說。

她抹了把眼淚，沒多問，蹲下來摸了摸甜甜的頭：“甜甜，我是小姨。”

甜甜有點怕生，躲到我身后。我把她拉出來：“叫小姨。”

“小姨。”甜甜小聲叫了一下。

我在那個縣城待了兩天。梅姐的妹妹家里條件不好，老公在工地干活，自己帶著兩個孩子，房子小得轉不開身。但她答應收留甜甜，說“姐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我把銀行卡和鑰匙交給了她。房產證的事我也說了，福田那套房子，等甜甜大了，是她的。

“這些是梅姐留給甜甜的，”我說，“你幫她收好。”

她妹妹接過東西的時候手在抖，嘴唇哆嗦了半天，說了一句：“我姐這個人，這輩子就毀在那個男人手里了。”具體哪個男人，她沒說，我也沒問。

走的那天，甜甜抱著我的腿不讓走，哭得撕心裂肺：“叔叔不要走，我要媽媽，我要媽媽……”

我蹲下來，把她抱起來，她摟著我的脖子，鼻涕眼淚蹭了我一脖子。我拍著她的背，說：“叔叔要回去上班，掙錢給你買QQ糖。你乖乖聽小姨的話，媽媽過段時間就回來了。”

她抽抽噎噎的：“真的嗎？”

“真的。”我說。

她慢慢不哭了，小手松開我的脖子，用袖子擦了擦眼淚，點了點頭。

我上了大巴，坐在最后一排。車子發動了，我從窗戶往外看，甜甜站在她小姨旁邊，一直朝我揮手。我也朝她揮手。車子拐了個彎，看不見了，我才把臉埋進手心里，哭得像個傻子。

回到深圳，我把出租車退了。那輛車，梅姐坐過，甜甜坐過，車里好像還有她們的味。我開不下去了。

后來我在一家工廠找了份活干，普工，一個月一千多塊，比開出租少多了，但我睡得著了。

再后來我換了城市，去了東莞，進了一家電子廠，從普工干到拉長，再到主管。結了婚，生了孩子，日子一天天過，平淡得像白開水。

那張字條我一直留著，跟我的身份證、結婚證放在一起。每年過年的時候，我會拿出來看看，看完再放回去。

甜甜的事，后來我沒再過問。不是不想，是不敢。我怕我去了，她問我：“叔叔，我媽到底怎么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010年，我收到一個包裹，寄件人寫著“張甜甜”，地址是四川那個縣城。包裹里有一條手織的圍巾，灰色的，針腳不太勻，有的地方松有的地方緊。還有一封信，信上說：

“叔叔，我是甜甜。我考上大學了，在成都。小姨把媽媽的事告訴我了。我不怪你，也不怪媽媽。圍巾是我自己織的，你戴上。等我有出息了，我去看你。”

我把那封信看了好幾遍，戴上圍巾，站在陽臺上抽了一根煙。老婆問我誰寄的，我說一個朋友的女兒。她沒多問。

那年的冬天挺冷的，圍巾很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