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初夏的成都軍區招待所里,一位身著舊棉襖、步伐蹣跚的老人被特意請進會客室,等候他的,是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楊得志上將。幾乎沒人想到,這位雙目模糊的老人,正是當年在大渡河怒濤間掌舵的小船工——帥仕高。消息不脛而走,人們才發現,一條不起眼的船,竟把他與三位元帥級人物串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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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撥回到1966年4月。彭德懷調研石棉礦期間,多次請求前往安順場,想再看一眼當年強渡大渡河的渡口。道路塌方、警衛戒備,都讓行程擱淺。就在此時,有人悄悄告訴他:“彭老總,那個撐船的帥仕高還活著,住在縣醫院治眼病。”這句話像火星落進干柴,彭德懷立即決定繞道醫院。
病房門被推開,昏暗燈光下,老人抬頭望去,費力辨認來者。彭德懷跨前一步,緊握老人的手,輕聲一句:“老帥,我們又見面了。”一句“又”字,把對面那雙混濁的眼睛點亮。五秒的沉默后,老船工哽咽著問:“首長,你還記得我?”——短短一問一答,隔著31年的風浪。
1935年5月25日凌晨,大渡河邊的安順場黑得像鍋底。雨季提前到了,水深15米,寬近300米,流速每秒7米。紅軍剛奪下渡口,船卻只剩一只。劉伯承要找“會斗水”的本地人,地方父老推舉“船老大”帥仕高。那年他23歲,膀闊腰圓,槳一落,船頭便掀出白浪。清晨,他帶著父親和三名伙伴,將17名先遣隊勇士送上對岸。子彈撕破霧幕,船卡在暗礁,他二話不說跳下水,硬生生把船推離險點。槍聲里,船頭撞岸,火線搭橋的序幕就此改寫了長征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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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渡成功,彭德懷塞給他八塊大洋,連聲道謝。帥仕高卻顧不上數錢,挽著父親繼續來回擺渡,將第一師與干部陸續送過河。與此同時,蔣介石震怒,命劉文輝嚴懲“通紅匪”者。不到十日,追捕名單貼到安順場,帥仕高位列首位。親戚深夜通風報信,他帶著十幾名船工分頭逃散,隱入山林。
逃亡的日子漫長而苦澀。他當過馬幫腳夫,給金礦當過短工,最后流落大涼山的嘎基彝寨,成了黑彝奴隸,左眼被煙熏致盲,名字也被人遺忘。直到1952年,西康軍區副政委魯瑞林進山剿匪,才從一篇隨軍報道里認出那位“會說漢話、會劃船”的奴隸。確認身份后,他被接到雅安,隨后送至成都治療。可多年的顛沛讓傷眼失去復明機會,不過他終于重回安順場,住進政府分配的瓦房,還娶了當地女教師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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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病房會面,彭德懷掏出30元津貼和三盒煙,親手塞進老船工外衣口袋。帥仕高推辭再三,終被一句“兄弟情誼,收下”勸服。當晚,他顫巍巍來到礦區招待所,想和“湖南生”再敘舊。門崗不識,阻攔在外,爭執聲驚動了彭德懷。“他是我老戰友!”元帥一句話,讓警衛肅然閃開。深夜燈下,兩人對坐,對飲粗茶。彭德懷當場責成地方干部:給帥仕高落實優撫待遇,生活水平至少當地中等,絕不許再讓革命功臣受委屈。
1976年后,帥仕高的故事被頻頻提起。1985年底,老戰友楊成武得知他尚在,特派人接到北京小住,向軍委首長作了詳細匯報;1986年,楊得志南下視察,不顧旅途勞頓,專程到成都會見這位老船工,并送上縫紉機、大衣、收音機。兩位將軍異口同聲:“沒有你們撐船,就沒有后面的二萬五千里。”帥仕高憨厚一笑,只說自己“不過是順水劃了幾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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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他常站在安順場江邊,看激流拍岸,孩子們圍在身旁聽他描述那天如何“船頭一歪,浪頭打得人都睜不開眼”。他說最多的一句是:“紅軍過了河,我們這些苦人也跟著有了新活路。”1995年秋,84歲的帥仕高安靜離世,遺愿很簡單——“把我葬在渡口,讓我聽聽水聲”。
一條曾被卡在暗礁的小船,承載著紅軍突圍的希望,也托舉起一個普通船工的傳奇。半個世紀里,他先后被三位共和國元勛尋訪、接見,只因在那場生死搏渡中,他握緊船槳,用一臂之力,撐出歷史的另一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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