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統購統銷”對社會生活的影響

1953年末實行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史書中只是短短一句，至多是分析這一政策對國家工業化的作用，而這一政策對農民生活的巨大影響則從不提及。幾年的“知青”經歷使我感到，就人數之眾與時間之長而言，看似“平平淡淡”的“統購統銷”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實際超過了包括“文革”在內的任何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統購統銷”一實行，社會立即分為吃“商品糧”與吃“農業糧”兩大階層，并且實行嚴格的“世襲制”。吃“農業糧”者實際成為“二等公民”，要想成為吃“商品糧”者，確乎“難于上青天”，許多心有不甘者想改變身份，造成了數也數不清的悲劇。

“統購統銷”一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把農民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由于沒有糧票，農民的活動半徑非常有限。當時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沒有糧票，休想買到一碗粥、一個饅頭、一兩點心……農民進城，只能準備充足的干糧。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國糧票更加難得，就是城里人想領取全國糧票也要單位開“出差證明”，農民更是想都不敢想，這使他們的活動范圍受到嚴格限制。有親人病重時農民最需糧票，因為若要到大中城市醫院住院，沒有糧票患者根本住不進去，陪護者也無法在城里生活。

為了得到糧票以應急需，一些人只得以高價購買原本“無價”的糧票，這種“黑市”屢經“嚴打”而不絕，當因這種“非法交易”確是社會生活的需要。無論是為了“拉關系”還是出于真誠的同情，當年“知青”最常行的“善舉”之一，就是給老鄉一些從家中帶來的糧票。所以，只有廢除了糧票，才有今日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農民重獲“解放”。

由糧食的統購統銷開始，各種票證越來越多，這其實是經濟越來越困難的表現。在經濟發展較好的1964—1965年，商品略為充足，票證就開始減少，而在“文革”十年間，票證的種類達到頂點。從雞、鴨、魚肉到煙、酒、糖、瓜子、花生、粉絲……從自行車、縫紉機、座鐘、大立柜到線襪、尼龍襪、衛生紙、打火石、火柴、肥皂、燈泡、線團……許多東西只有在年節才有供應，不僅限量，而且限時，過期作廢；而且，即便是票證規定的東西，也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證供應，其他許多地方連票證規定的東西都不能保證供應。

生活是紛繁復雜的，這種簡單的“一刀切”必然造成生活的荒誕。幾年前《北京晚報》曾舉辦過一次《票證的故事》征文，不少作者都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訴說了一個個真實、具體、生動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生活本身的荒誕，有時竟超過了“黑色幽默”作家們的想象。不過，這次征文“正入佳境”之時卻不知何故戛然而止，令人不勝惋惜。好在近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票證舊事》，輯錄了一些人寫的親身經歷，為那一段普通人的歷史“做證”。

王春瑜1961年決定結婚的因素之一是因為婚后才有副食品供應證，憑此每周才能買到幾塊豆腐干、半斤豆芽之類。費盡周折，他才湊足了票證買到一張雙人鐵床、一只暖水瓶、一個洗臉盆、一只痰盂，算是置辦了“家當”。書中還印有當時武漢市的“結婚購物證”，規定憑證才能買到暖瓶、被面、臉盆之類。寧宗一當時小孩才出生幾十天，家中唯一的一只暖瓶被打，生活極不方便。而一只暖瓶要一年所發全部“工業券”，根本無法購買，只好硬頭皮向鄰居暫借（鄰居也只有一只），以渡過難關。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種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覺都變成了大喜、大悲和大驚的夢”，不是夢見買到新暖瓶，就是夢到暖瓶被打。

翁美英1961年生孩子時，街道特別照顧，給了她一張鋁鍋票，使她著實高興了好幾天。煙票只發給煙民，但煙民的資格要由個人申請、領導認可，不少人為了給親友搞煙票也開始吸煙，不想往往“弄假成真”，自己也因此上癮。而且，煙票是根據職務高低分等級的，低級者不能買高級煙。由于食油定量極緊，時為農工的張賢亮發明的“眼藥瓶滴油法”在農場迅速推廣。花生早成奢侈品，時為北京市長的彭真大費腦筋，終于在春節搞到一批花生，全市每人二兩。梁曉聲永遠感激他們的街道票證員王姨，因為她的偷偷照顧，“那些年我們比別的城市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豆腐”。

不是過來人大概很難想象，在當時能多吃些豆腐確可謂“恩重如山”！如果家里要買被面或有人要添棉衣，就要集中全家有限的幾張布票；為省布票，有人在春天只好將棉衣里的棉花掏出作單衣穿。殷慧芬的妹妹下鄉時，舅媽買件襯衣送她，但聲明布票要還。由于殷家一時未能還上，結果親人反目，兩家人五年互不來往，形同路人。敬一丹家里要找塊好一點兒的補丁布都很困難。

當然，在所有票證中最重要的是糧票，由于定量極少，多數人家都有浮腫病人。何滿子當時正在“勞改”，“餓得眼珠發綠，渾身浮腫的人們為了幾斤糧票打死人的案子，我就聽見過多起；還同一個因搶十幾斤糧票和少數鈔票而在鐵路邊打死人的死刑犯一同在寧夏中衛縣的公安局拘留所里待過”。林希、老鬼所寫關于糧票的親身經歷，讀來都使人唏噓不已……當然，這些還都是城里人寫票證制給生活帶來的種種不便，若由農村人來寫“沒有票證的故事”，一定更有一番悲涼。

由于幾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憑票”，這些名目繁多的票證猶如一條條繩索，將人牢牢束縛起來，個人被票證的發放者、單位、街道緊緊控制，無法松動。票證，不僅是一種經濟措施，而且成為社會、政治控制的手段，甚至使個人在消費領域的選擇自由都極其有限。人們往往為多買半斤肉、一把粉絲、幾包火柴、一塊肥皂……而想方設法拉關系、“走后門”。當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門”才能得到滿足時，“走后門”就具有了某種“普遍性”與“合理性”，當然結果必然是社會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所謂“道德滑坡”，即由此時始。

事情完全倒了過來，原本只應在短暫的“非常時期”才對少數物品實行定量供應，但在長達幾十年的計劃經濟時期卻是大多數物品都要實行定量供應！要回想當年哪些東西不憑票供應，還真要大費一番腦筋。隨著改革開放的開始和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票證已經退出我們的生活成為歷史文物，成為“十年浩劫使我國經濟達到崩潰邊緣”的最好注腳，是“計劃經濟”失敗的有力物證。

二

“日常生活”與政治本有一段不短的距離，或許恰因為此，在一定要“政治統率一切”的“那個年代”，政治總是“大規模侵入”甚至要取代日常生活。所謂“日常生活”，就是以“常識”為基礎，不過“常識”因太平常普通而常為各路英豪所不屑，所以他們往往不顧常識地要壓制甚至消滅（如果可能）“日常生活”。起碼，要將日常生活壓至最低，使“泛政治”中最后一個小小的逃避之所也不復存在。

為達這一目的，當年硬是不顧常識，把千百萬農民組成“人民公社”，各家不能生火做飯，必須到“集體食堂”吃“大鍋飯”，終釀成巨禍。農民雖無任何高深的理論，但憑常識就知道這一套行不通，食堂不久就不得不解散。“公社”在低效運行二十余年后，最終還是不得不解散，這實際也是農民消極抵制的結果。

記得在“農業學大寨”的高潮中，我插隊的村子也派進了工作組，貫徹“大寨精神”，要用“記政治分”取代“記勞動分”。就是說，不以每人干活的多少好壞來記工分，而以“政治表現”，即家庭出身、會不會“講用”等作為記分標準，明確規定“四類分子”不論活干了多少、干得多好都不能記滿分。但工作組前腳剛離村，農民后腳就恢復了“勞動分”，用他們的話說就是“說得再好聽也長不出莊稼”。這，本是生活常識。

家庭無疑是日常生活的核心，所以大辦“公社”的理想狀態是取消家庭。這一理想當時雖然未能實現，但十年后“文革”中的“五七”干校卻部分地取消了家庭。夫妻不是以家庭為單位，而是要隨工作單位下放，往往是天各一方。在同一單位工作的夫妻，也是分別住“男營”“女營”（隨行子女亦分住男、女營），集體勞動，集體吃飯，根本沒有“夫妻生活”的時間與空間。個人的私密空間，已經不復存在。一旦失去私密空間，個人的一切都被徹底暴露，如此權力者才有一種安全感。

與此同時，意識形態在全社會范圍內對日常生活的滲透幾乎達到無孔不入的地步，甚至直接用赤裸裸的暴力“大破四舊，大立四新”。那時，不少私人通信的開頭和報紙文章一樣，不是“首先讓我們敬祝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然后才是個人的私事。有些地方甚至規定買賣東西時顧客和營業員都要或先“敬祝”或先背誦一段“最高指示”，然后再談“買賣”。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的語言，就這樣為一種刻意制造的意識形態語言所強暴。“文革”結束不久轟動一時的相聲《如此照相》，就是這種情況的真實寫照。那時每天每人都要有幾十分鐘的“早請示”“晚匯報”，站在

毛主席像前以各種集體儀式“表忠心”（沒有工作單位或上學的必須參加街道居委會組織的“請示”“匯報”）。

葛劍雄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闌尾炎，住院開刀后的第一天早上經過說明被免去“早請示”，但當晚還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匯報”，以后的“請示”“匯報”自不能免，每次在“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身體永遠健康”后還要讀大段《毛主席語錄》、唱多首頌歌，差不多要20多分鐘。可憐他每次只得盡量張大嘴（表示念、唱）但壓低聲音（減輕腹部震動），同時將右手按在刀口上減輕疼痛，幸得醫生照顧以“刀口發炎”免去了跳“忠字舞”。在那十年中，人們的日常娛樂只有幾部干巴巴進行政治說教的“樣板戲”，非“樣板”的一切都被嚴禁。人們的發型、頭發的長短都有嚴格的限定，梳妝打扮、涂脂抹粉統統是“資產階級……”。

服裝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之一，“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原應最個性化、最豐富多彩，但在“全面專政”的年代卻成為“管制”最嚴的領域之一。服裝的式樣、顏色只準有單調的幾種，褲角的寬窄有嚴格的限定，寬不能超過幾寸，窄不能少于幾寸，著裝稍微艷麗、稍有不同就是“奇裝異服”，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要受到嚴厲批判。1966年“紅八月”在一夜之間滿城幾乎都是“黃軍裝”，而這，卻是以駭人的血腥與暴力實現的。透過服裝史研究，透

過日常生活史研究，人們對這背后的權力、暴力是如何對“日常生活”進行宰制的過程看得更加具體、生動、透徹。

“文革”結束，“日常生活”一點一點恢復，當然并不完全順利。在西方音樂被禁十幾年后，廣播中第一次播出了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但前面必須說明“這是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生前非常喜歡的樂曲”。喇叭褲、牛仔褲、迪斯科的出現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批判、禁止。

于是，人們不得不論證中國在唐代就有喇叭褲，所以是“民族的”而不是“西方”的；牛仔褲最初是“美國勞動人民”的服裝，而不是“資產階級”的；迪斯科是源于非洲黑人的舞蹈，而不是現代西方沒落、頹廢的表現……今天，這一切無疑令人啞然失笑，因為生活本身就是“理由”，不需要另一種“更高”的辯護。但在當時，這卻是為“日常生活”進行的一種必要而莊嚴的辯護。因為面對一種意識形態對日常生活的長期侵入與否定，不得不也以意識形態來為之辯護。

“常識”凡人皆有，確不足貴，然而一旦“缺乏常識”，日常生活就會變得異常荒誕、可怕。“日常生活”的變遷史，就是蕓蕓眾生的喜怒哀樂史。

3

因為，要讓蕓蕓眾生進入“歷史”的確不易。“一將功成萬骨枯”，青史留名、進入歷史的只是“一將”，而那荒郊野嶺的累累“萬骨”只能無名無姓地任“草沒了”，無法進入歷史。在某種程度上說，沒有“文獻”就沒有“歷史”，或者說，“歷史”是由“文獻”形成的，因為無證不立是歷史學最基本的學術規范和起碼要求。然而，某種“歷史的局限”卻也因此而生。

“日常生活”紛繁復雜，許多方面難以形成文獻，有時即便有“文獻”，也因“平常”而習焉不察，未加重視，更未作為“史料”保留。如1972年初，中美關系開始“解凍”，與此前的“全封閉”相比，來華的外國記者人數猛增。時處“文革”時期，正“狠抓階級斗爭”，“敵情觀念”極強，于是各單位、居委會都組織全體人員學習、熟背與“外賓”接觸的有關規定。筆者當時從農村回城探親，也與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會開了半天會，學、背這一規定。

其中一條規定，如外賓到某商場時，該商場所有商品可不“憑券”敞開供應，但中國居民買后不得離開商店，要等到外賓走后再到柜臺將貨退還。據傳說曾有人趁外賓在時買了好幾雙尼龍襪（當時買尼龍襪要“工業券”，買線襪要“線票”，這些券、票發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門口被有關人員攔住，后來襪子全退不說，還通知了工作單位，受到處分。

“規定”對外國人可能提出的種種問題都提供了“標準答案”，如“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鄉”是“大有好處”或“很受鍛煉”，有關工資、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夠用”。我記得，各種問題中只有家庭人口的答案是“可如實回答”。當時就流傳這樣一個“故事”，說有外賓問一老頭家有幾口人，這位老人生怕答錯擔不起責任，一時緊張得像在居委會“考試”一樣慌忙回答“可如實回答”，弄得外賓莫名其妙。

若仔細研究，從這一紙“規定”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夷夏之大防”、控制之嚴密、宣傳之伎倆、經濟之衰敗……同時，對不少外賓回國后對“文革”中的中國那種到處“鶯歌燕舞”的熱情報道，也就可以理解了（但如今卻有國人為“學術創新”而將此類報道作為“文革”乃“真民主”一類的論據）。這一紙“規定”當時廣為下發，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筆者現在突感其重要，問過許多人，竟無一人（包括筆者在內）將其保留。日常生活的許多“文獻”，往往就是這樣喪失的。

更嚴重的是，有些存留的“文獻”與“生活”實際正好相反。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絕大多數都是想方設法留城不成后被迫而去，臨行的場面哭聲一片，凄凄慘慘。但每批“知青”下鄉時都要組織一個盛大的“場面”，敲鑼打鼓，紅旗招展，胸戴大紅花、手捧“紅寶書”，在毛主席像前宣誓表決心：扎根農村一輩子……于是，報紙上的圖片和文字報道、新聞紀錄片中全是這種“盛大”的場面，而真實的凄慘根本無人敢記錄，因為這是“破壞上山下鄉偉大戰略部署”，這在當時不僅罪可入獄甚至有殺身之禍。“真實的凄慘”就這樣完全為“虛假的盛大”所取代。歷史留下的，就是這種“盛大”。

同樣，當年“知青”在招工、招生、參軍時“走后門”更是司空見慣，甚至“無所不用其極”。不過，走完“后門”卻都還需要完備“正常”的手續，所以若查檔案，群眾推薦、表現優秀、基層組織審查批準……各種“合法”手續一應俱全。檔案是歷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獻，如果以檔案為準，就會得出當時基本沒有“走后門”的“歷史性”結論。“歷史”，往往就是這樣塑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