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們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同樣是君主制，有的皇帝能夠讓一個王朝欣欣向榮，而有的皇帝卻讓自己的王朝一地雞毛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法治。雖然對于那些欣欣向榮的皇帝來說，皇帝仍然是凌駕于法治之上，但它們卻踐行法治之上僅皇權，法治之下御萬物。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制定《大唐律》來確定法治，同時推出三法司來相互監督和制衡。同樣漢文帝也非常注重法治，不僅重視法律，而且推出了法不擾民的法治體系。而縱觀明朝，他滅亡的原因歸根到底就是人治代替了法治，因此才導致了其滅亡。

首先，就是明朝法治崩塌的根源。如果說明朝法治崩塌的根源，那就非嘉靖莫屬了。有時候聰明是一件好事，而過度的“聰明”就是一件蠢事了，尤其是自以為是的聰明。從皇帝的天賦來說嘉靖皇帝確實很聰明，因此他認為自己是天下最聰明的人。于是他就建立了一套以自己為核心的制度，那就是以戶部為核心治理天下，以青詞為權術駕馭群臣，但聰明人最怕的不是遇到比自己還聰明的人，而是比自己還聰明也會韜光養晦的人，很顯然嚴嵩父子就是這樣的人。于是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嚴嵩黨羽幾乎把大明朝掏空了，嘉靖開創了明朝建立以來財政虧空的先河。

很明顯，財政虧空的結果就是瘋狂搞錢，而讓一群權傾一方的人搞錢，這不就是割肉飼虎嗎？于是在這種背景下明朝全面腐朽不堪，地方縣令在欲望的驅使下貪贓枉法，于是明朝的律法變成了虛設。而這種法治被人治代替的結果就是明朝官吏的欲望越來越大，從來明朝就因為工資低而出現空印案等貪贓枉法的事情。而朝廷為了彌補百姓虧空對他們放綠燈，這就相當于瞌睡遞枕頭，于是地方更加借著這個機會橫征暴斂，結果百姓虧空不僅沒有抹平，反而虧空的窟窿越來越大。

其次，人治或許會產生一個海瑞，但卻會產生成千上萬個嚴世蕃。古往今來，沒有任何一個王朝在禮崩樂壞以后還會實現中興的，因此但凡一個腦子正常的君主都不會在法治上開綠燈。而對于一個王朝而言，一副畫廢的畫修改難度遠遠比重新畫一幅畫要難得多。而在這個過程中，張居正妄圖讓這幅畫回到正規，但很顯然當一個人的欲望被打開時，越是壓制就越容易觸底反彈。因此張居正改革的失敗并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而其改革就是通過張居正手里的權勢來壓制他們。

這也決定了當張居正死亡時，明朝的那些官員將會再度陷入瘋狂之中。而更可怕的是，空印案時貪贓枉法的只是一群人，因此律法可以起到威懾作用，而嘉靖以后幾乎所有的官吏都貪贓枉法，這群貪贓枉法之徒反而綁架了明朝的律法體系。因此人治的結果就是就是大明朝的運行機制陷入到癱瘓之中。而結果就是全體躺平，臣子貪贓枉法，皇帝也設立小金庫。而在這種局勢下高迎祥、張獻忠、王二等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崇禎時期，十三家農民起義在滎陽召開大會，而明朝也亡于農民起義。

最后，法治或許不能保護每個人，但能保護大多數人。這就像公司一樣，那些真正的百年企業都有嚴格的公司管理規則和企業文化。而那些家族企業最多二三十年就走向衰落，原因很簡單就是公司制度是在踐踏公司的管理規則。因為這些家族企業的背后是裙帶關系掏空這個企業的資產，是二世祖靈犀一動的神操作，而公司制度又何嘗不是一個王朝的縮影呢？比如芬蘭注重法治，其人均GDP為5萬多美元，而大毛實行人治，寡頭經濟盛行，其人均GDP為1.6萬美元，更可怕的是大量的財富集中在寡頭手里。

人性本身并無善惡，但若人性的欲望沒有約束，那么每個人都是窮兇極惡的魔鬼。很簡單你可以去賭場看下，當人性遭受利益的引誘時，賭場里面全是沒有理智和人性的賭徒，而這就是人性。更為可怕的是，這種人治會培養一大批王朝的“精英”廢物。當律法形同虛設，那么人情世故便成為了常態，因此人們會將人情世故作為自己的核心。這就像嘉靖時期的官吏一樣，官員將研究青詞作為自己的主要業務，而明朝的管理層要么產生嚴嵩這樣的利欲熏心之人，要么產生像徐階一樣的偽君子。

而明清官吏有一個特點：每個官吏都是逼不得已的壞人，卻都做著害人害己的壞事。你就拿張居正來說，如果他遵守明朝律法，那么他早被別人弄死了。當律法對別人形同虛設的時候，你的遵守只是把自己困在牢籠里，處于弱勢一方。張居正要有想作為就必須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權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容易只手遮天，比如因為規則過于嚴苛而逼死那些清官，但如果他不能只手遮天，他又怎么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呢？因此人治的結果必然是惡性循環，而且是世襲罔替的惡性循環。就拿大毛的百姓來說，他們覺得寡頭經濟才是正常的，而法治經濟才是不可思議的，這就像晚清臣子聽到西方總統是選舉產生時，他們為自己的世襲罔替的皇帝洋洋得意，而這就是一種思維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