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團結面臨考驗！前外交官坦言：多樣性正成為分裂的源頭！

“東盟重要嗎？”

印度尼西亞前外交部長馬爾迪·納塔勒加瓦，結合自己在外交領域近三十年的工作經驗，曾出版《東盟重要嗎？來自內部的視角》一書，拋出這一關乎東南亞未來的深刻設問。

“如今的挑戰更為嚴峻。”當南方周末記者問及同一問題時，馬爾迪依然堅信東盟的重要性，卻多了幾分審慎。“這也是我當年為何沒有直言‘東盟很重要’，而是設問的原因所在。”

馬爾迪曾任東盟合作司司長、印度尼西亞常駐聯合國大使，并于2009年至2014年擔任印尼外交部長，被譽為“他這一代最受尊敬的外交政策和國際安全思想家之一”。他不僅是《巴厘島協議》的推動者，更是“東盟中心性”與“動態均衡”戰略的倡導者。

東盟內部并非鐵板一塊。緬甸內戰爆發后，東盟提出的“五點共識”因缺乏強制執行力，遲遲未能落地。泰國與柬埔寨雖就邊境沖突達成停火協議，但雙方齟齬不斷。

這些內部矛盾，正不斷拷問著東盟“中心性”的現實效力。馬爾迪直言，東盟能否證明自己依然具有現實意義，是個未知之數。

“東盟需要不斷自我重塑，以保持其有效性。”馬爾迪表示，未來東盟將面臨嚴峻抉擇，要么緊急鞏固東盟團結，持續鞏固和平與繁榮，增進戰略互信，解決領土爭端，和平應對地緣政治和經濟變化，要么屈從于短期利益，任由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不斷加深，最終任由代理人競爭分裂本地區。

印度尼西亞前外交部長馬爾迪·納塔勒加瓦。圖/博鰲亞洲論壇

媒體：你曾提出“動態均衡”（Dynamic Equilibrium）的概念，認為東盟應在大國之間發揮“平衡器”的作用，而不是選邊站。在你看來，隨著大國競爭加劇，東盟維持“動態平衡”的空間是在變大還是變小？

馬爾迪：我所說的均衡，是基于一個現實，即權力轉移是永恒、動態和持續變化的。我們追求的是包容，而非遏制、結盟，我們邀請所有國家共同參與，守護共同利益。這與陣營對抗式的平衡完全不同。

動態均衡是構建包容的地區架構。中國、美國、印度等所有國家，都是地區的一部分，共同制定行為準則，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形成共同責任，而非加深分裂。

我始終認為，地區有足夠空間讓各國共同發展、共同進步，這并非零和博弈。中國的發展對東南亞有利，東南亞的崛起同樣利好中國經濟。如今東南亞是中國最大貿易伙伴，中國也是東南亞最大貿易伙伴，這是實實在在的共贏。

媒體：2018年，你撰寫了《東盟重要嗎？來自內部的視角》一書。如今8年過去了，你的答案是否有變化？

馬爾迪：早在2018年，我就給出肯定答案：東盟至關重要，它改變了東南亞國家間的關系，使其從信任赤字走向戰略互信，也讓東盟在更廣泛的地區格局中占據中心地位。但這一切并非自然而然，而是靠努力換來的。

當下東盟存在自滿風險。事實上，東盟正面臨一系列挑戰，部分東盟成員國之間存在一些公開的爭端，例如泰國和柬埔寨。在更廣泛的框架下，其他領域也同樣存在挑戰。因此，我們必須確保不能自滿。東盟的中心地位是努力爭取來的，不是反復提及就能實現。

我認為，在地緣政治緊張、關稅戰以及人工智能、新技術等新挑戰面前，東盟能否證明自己依然具有現實意義，這是當下東盟面臨的真正挑戰。東盟需要不斷自我重塑，以保持其有效性。

媒體：在你看來，東盟是否存在被邊緣化的風險？

馬爾迪：東盟確實存在被地緣變局邊緣化的風險，也存在內部被邊緣化的隱患。東盟的中心地位，不僅是地緣層面的，更要扎根于民眾心中。

贏得中心地位，不只是對外發力，更要對內凝聚共識，讓東盟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真切感受到組織帶來的改變。

東盟民眾必須切實感受到，東盟提升就業前景、便利域內人員流動、簡化出行手續等領域，在不斷改變民眾的生活。

媒體：你曾提出東盟的三個變革性貢獻——將東南亞從“信任赤字”轉變為“戰略信任”，從冷戰棋子到確立東盟中心地位，從“國家中心”轉向“人民中心”。在這三個方面，你認為哪一個更為關鍵？

馬爾迪：我認為三者同等重要，無法分出主次，必須同步推進。一方面，東南亞當下的戰略互信正面臨挑戰，比如我剛才提到的泰柬分歧，加之東帝汶新加入東盟，我們更要維護團結。

但團結不等于千篇一律，東盟的核心特質就是多元性，這不是缺陷，而是客觀現實。如何實現多元中的統一，對我們至關重要。

媒體：東盟中心性的根本困境在哪里？是東盟各成員國缺乏加強機構建設的政治意愿嗎？

馬爾迪：東盟匯集了具有不同外交政策取向的國家，這是客觀現實，但過去東盟成功將多樣性轉化為優勢。正因多樣性，我們才能推行多維外交，與中國、美國、俄羅斯、日本等國都保持友好。

可如今，這種多樣性正在成為分裂的源頭。我認為，東盟領導人需要審視現狀，確保這種多樣性再次成為我們的優勢，而不是弱點。但這是一個挑戰。

當下的風險是，東盟正變得越來越僅僅是保持中立，但我認為東盟絕非僅追求中立。東盟有自身原則，且更具主動性。我們要制定規范與原則，引領地區行為，這也是《友好合作條約》（TAC）的意義所在。2026年是該條約簽署50周年，其核心就是不使用武力。在我看來，這是東盟對地區最大的貢獻。

試想，如果我們能將這一原則推廣，即便地區存在分歧，也絕不會像西亞、歐洲那樣因矛盾走向戰爭。戰爭沒有贏家。中國在科技和脫貧等領域取得的進步，都源于長期的和平。

我們應當保持清醒，守護來之不易的和平。不管遇到什么問題，即便當下沒有智慧解決，我們至少可以不讓它進一步惡化。我們可以“同意保留分歧”，同意通過政治對話和協商來管控。有些問題或許今天無法解決，但十年、二十年后可能會有答案。但最重要的一條準則是：絕不能讓戰爭與沖突重返亞洲，這是唯一能阻斷地區發展的因素。

媒體：你擔任印尼外長期間，奉行“柔和而堅定”的外交風格，側重于積極主動和建設性接觸的外交手段來管控地區緊張局勢，強調“動態平衡”而非遏制。在你看來，這種外交風格在當下是否依然有效？

馬爾迪：當然有效。放眼亞洲這片地區，我們長期享有著和平紅利。誠然，亞洲部分國家間存在分歧與爭端，但我們一致同意，這些問題應當通過外交、對話與談判來解決。我認為這種共識至關重要，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繼續共享地區繁榮。

現在，我們正目睹地緣政治競爭愈發激烈，甚至走向碎片化，但這并非新現象。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應對此類問題，信任赤字、溝通缺失，但我們的應對必須一以貫之、堅持不懈。就像過去幾十年我們始終堅持的，這些問題必須通過政治途徑、通過對話解決。當下尤其需要重申這一理念，因為矛盾的本質從未改變。

媒體：這將如何影響中小國家的生存策略？

馬爾迪：我其實不太喜歡大國、小國和中等國家這樣的說法，因為各國主權一律平等。有些國家國土面積更小、人口更少，但無論規模、人口、疆域如何，我們都擁有平等的主權。這是我們必須捍衛的重要原則。各個國家為世界作出積極貢獻的能力，不應被體量所決定或限制。無論是中國這樣的大國，還是其他小型國家，都同樣有能力貢獻正向價值。

尤其在當下，世界最稀缺的不是實力，而是信任。以東盟為例，這個組織匯聚了11個國家，我們并非最強大的集團，但在外交層面，我們深受各方信任與認可，這讓我們有空間、有潛力為地區貢獻力量。

媒體：這是最理想的狀態。但現在的世界似乎正在重回“勢力范圍”時代，叢林法則超越了國際法則，比如委內瑞拉事件和眼下美以伊之間的沖突。

馬爾迪：確實存在這種趨勢，似乎強權政治正在回歸，國際法被擱置一邊。但我們必須加以抵制。我們必須拒絕這種方式，如果我們保持沉默，就會給人默許的印象，好像我們接受了這種現實。因此，當這種情況出現時，像印尼、中國這樣的國家站出來發聲，說這是不可接受的，因為這違反了國際法，這本身就是極大的鼓舞。

我不太使用“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個說法，我會問我自己，這是誰的規則？但我認同國際法。國際法是明確的，是各國自愿、正式加入遵守的。對我們這些所謂的中小國家來說，更好的做法是依靠國際法來維護自身立場、保護自己，因為確保國際法尊重所有國家，這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

媒體：你擔任外長期間，曾成功推動東盟就南海問題達成“六點原則”。與那時相比，現在東盟內部在南海問題上的團結程度，是更強了還是更弱了？

馬爾迪：在紙面聲明上，各方更為團結，因為不再有公開分歧。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推進的方式反而更碎片化了。比如在《南海行為準則》磋商中，如今更多是東盟單個國家與中國對話協商，而非過去東盟作為整體與中國溝通。

當然這或許也是可行路徑，我不評判究竟必須以東盟整體還是單個國家同中國談判。這只是過程，只要能達成準則就意義重大。

南海顯然存在爭端與分歧，但只要有足夠政治意愿，在不損害各國主權立場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將沖突隱患轉化為合作機遇，實現共贏。不必糾結對錯，先開展合作、建立信任，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南海行為準則》的核心意義，在于消除誤判、避免意外沖突。本地區沒有任何國家希望發生沖突。但唯一的風險就是誤判，一件小事升級為重大危機，甚至爆發公開沖突。我們必須杜絕誤解、誤判、誤讀，這正是《南海行為準則》的核心價值。

媒體：你曾經談到，相關的外交進程正被海上局勢的進展所超越，《南海行為準則》談判為何陷入僵局？

坦率地說，《南海行為準則》談判推進的核心前提是，各方需明確，準則旨在規范行為、避免誤判，不影響各國在南海爭端中的主權立場。如果把雙邊爭議塞入準則談判，進程必然停滯。準則的定位不是解決爭端，而是在分歧存在的前提下，制定不損害各國立場的行為規范。

一旦確立這一共識，剩下的就是技術細節問題。但這需要最高層級的政治表態：我們需要準則防范誤判，且準則不損害各國主權主張。只有這樣，政治氛圍才能降溫，技術專家才能專注細節磋商。如果沒有這一頂層共識，每一步小進展都會被過度解讀，甚至被視為示弱。這是政治決斷，而非技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