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能成｜鑒往知來 ?向史而新——《鑒湖志》讀后

鑒往知來 向史而新

——《鑒湖志》讀后

李能成

在中國名水志《鑒湖志》的評審會上，水利部辦公廳原主任，中國水利學會原常務理事長，水利部江河水利志工作指導委員會原主任顧浩在審讀《鑒湖志》后談到：“全書主體19章，從自然地理到鑒湖現狀，謀篇周詳，布局合理，以水為線索，形成了一個立體記載鑒湖的系統，可謂‘鑒湖學’。”顧專家的話，可以說為研究鑒湖打開了一扇大門。需要指出的是：《鑒湖志》是研究鑒湖打開這扇大門的鑰匙，是研究“鑒湖學”的基礎，為諸多研究者提供研究的線索。

一、《鑒湖志》的編纂與重要特色

鑒湖圖（摹自康熙《會稽縣志》，卷首）

鑒湖是我國東南地區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之一，是紹興水利的里程碑，發展的源泉和基礎，也是中華水文化的瑰寶。也因此在2021年4月中國水利部江河水利志工作指導委員會確定首批中國名水志文化工程名單17部名水志之一。其后，紹興市水利局，紹興市鑒湖研究會聯合啟動編纂中國名水志《鑒湖志》，在充分利用30余年鑒湖水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由邱志榮、柴英龍、黃劍、魏義君、陳鵬兒、張衛東、戴秀麗諸同仁的共同編著和努力下，以及顧浩、周魁一、譚徐明、陳茂山、張英聘、張衛東等專家指導下，歷時五年，于2025年11月由廣陵書社出版，這是繼2021年《紹興市水利志》出版以后有關紹興水利方面又一專志。全志共104萬字，分概述、大事記、正文、后記等，有圖、照近400幅。全志體現了全面、系統和客觀記述的特點：

1.全面、系統。《鑒湖志》作為紹興歷史上第一部鑒湖專志，分別從地理環境、鑒湖水系、大禹治水、越國水利、鑒湖興建、鑒湖填堙、鑒湖與浙東運河、明代鑒湖與水環境調整、鑒湖與紹興水城、鑒湖名鎮古村、鑒湖文化及研究、鑒湖物產、鑒湖園林景觀與旅游、鑒湖民俗文化與傳承、鑒湖水環境保護治理、鑒湖名人、鑒湖著述、現代專題研究、鑒湖詩詞等十九個方面，貫古通今，全面系統地記錄了10萬年以來山會地區自然環境滄海桑田的變遷，歷代水利建設的艱苦卓絕與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重點是對鑒湖的古今演變，有關鑒湖古今文獻、現代綜合研究成果等內容，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整合梳理，按志書形式規范要求編寫，是本區域歷史、農業生產與灌排、水利發展史、水文化、水環境研究成果的集大成，鑒湖文化研究的時代高峰。

2.客觀。《鑒湖志》在編撰記述過程中注重言必有據，不僅注重學術原創和野外考察，應用或借鑒了最新的考古成果，力求正本清源，體現原真性。同時注重開展多學科的研究，按照鑒湖的核心價值、地位和功能，既突出了水利專業志要求，以記述為主，又體現了綜合志的內容，在構架上，對諸如水工技術、水文化、水環境、城市水利、浙東運河、鑒湖物產、鑒湖旅游、水利遺產等領域采取聯系、分析、綜合的學術探索論證；此外，對有重要歷史價值的專題文著，多以附錄的方式編入志書中，以增加史料的厚重性。而對重要歷史人物、事件進行專題研究，如山會地區的大禹文化、膽劍精神、馬臻被冤殺等進行了符合邏輯的考證，取得了學術文化新成果。《鑒湖志》注重時代特色，突出以保護、傳承、利用的思路來謀篇布局，在展現鑒湖巨大效益功能的同時，重點在于記取鑒湖在南宋堙廢的歷史教訓，現代污染的危害、建設和治理的艱難，告誡人們保護好水環境，傳承利用好水利文化遺產，讓古老的鑒湖煥發出時代新風貌，永世璀璨。本志還十分重視文化普及的要求，史料真實可靠，學術嚴謹，文史深厚，書法精美，圖文并茂，可讀性強，充分體現“存史、資治、教化”功能。

3.專志特點顯著。關于這一點，首先可以從前文提及十九個方面的篇目名稱上知悉，除第三章大禹治水、第四章越國水利和第十八章現代專題研究等少量章的名稱沒含有“鑒湖”字樣外，其余十六章皆有“鑒湖”作為前綴詞，而沒帶“鑒湖”字樣的，其從內容上看也主要是與“鑒湖”相關，“大禹治水”主要講的是一種治水的精神，后人治水就是“纘禹之緒”；“越國水利”的一些水利工程也為東漢馬臻創建鑒湖提供地理環境、社會發展和工程技術基礎。

4.人文精神凸顯。《鑒湖志》大篇幅記述人文精神，僅從篇目上看，諸如第三章的大禹治水，第十一章的鑒湖文化及研究，第十三章的鑒湖園林景觀與旅游，第十四章的鑒湖民俗文化與傳承，第十六章的鑒湖名人，第十七章的鑒湖著述和第十九章的鑒湖詩詞等，多方面把與鑒湖相關的人文精神記述下來，尤其是歷代治理鑒湖的治水精神和遺產，足為后世提供精神力量。

張含英鑒湖題字

二、從《鑒湖志》到“鑒湖學”

從《鑒湖志》到“鑒湖學”，并不是簡單的一個“志”與一個“學”之差，而是邁向系統性鑒湖研究。

1.關于《鑒湖志》與“鑒湖學”。如前文所述，《鑒湖志》從十九個方面全面系統客觀地記述鑒湖的歷史與現狀，側重于資料性，是對鑒湖的歷史沿革、工程設施、管理機構等具體事實的記載與整理，是重要的基礎性文獻工作。而鑒湖學則是一門“立體記載鑒湖的系統”，其研究范疇超越了鑒湖單純的地理、工程或經濟等，鑒湖作為自然與人類共同創造的杰作，涵蓋了政治、社會、文化、藝術、風俗等多重維度，鑒湖學就是以紹興鑒湖及其區域社會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交叉性學科，旨在系統整理、深入研究和科學保護鑒湖所承載的豐富文化遺產與歷史價值。其研究對象與內容則包含：鑒湖本體（水源、河道、湖泊、堤、堰、閘、斗門、陰溝、橋等自然與工程要素）；制度與歷史現象（創建、興廢與治理過程中的有關制度、區域經濟變遷）、人文與社會生活（涵蓋鑒湖周圍人群的生活方式、民俗信仰、文學藝術、商業網絡等活態文化）等。

《鑒湖志》雖然從篇章與內容上看，基本上涵蓋了“鑒湖學”所需要研究對象與范圍，但其綜合性、系統性以及深入研究上尚有較多的空白需要填補。而建立鑒湖學學科的必要性在于，鑒湖文化的物化特征、精神象征和存在方式的復雜結構及屬性，決定了相關研究需要跨學科的知識、整體的研究意識以及學以致用的學術價值觀。這意味著研究視角將從分散的、專題性的“志”錄，轉向系統的、整體性的“學”理構建。這一學術轉向體現在具體研究中，便是對鑒湖多重價值的深度挖掘與關聯性分析。

“鑒湖學”研究是多方位的，如鑒湖的創建為什么會在漢順帝永和年間？《鑒湖志》雖然也從鑒湖前的環境諸如水利狀況、人口與經濟等方面作了闡述，但這些只是宏觀方面的原因。而鑒湖創建于東漢永和年間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會稽郡還治山陰。自秦代建立會稽郡以來，郡治吳縣（今蘇州），直至東漢永建中，陽羨令周嘉等人因會稽郡轄境廣大，屬縣偏遠，上書求分郡而治。永建四年（129），析會稽郡北部發達地區十三縣置吳郡，是為“吳會分治”。吳縣為吳郡郡治，會稽郡治移回山陰縣。郡治山陰，對于山陰縣而言，涉及到駐縣行政層次的升級、行政機構的增加，這直接影響境內的政治、經濟的變化，同時也意味著郡治行政執行能力的加強。會稽郡治山陰后的永和五年（140），馬臻在任太守后不久就創建成鑒湖，這與郡治山陰提升境域行政執行能力至關重要，盡管在創建鑒湖過程中遭到山陰地方豪強勢力的阻礙，以致于馬臻最終棄首刑場，但鑒湖終究還是建成了。二是郡治還治山陰，也促進境域內城市人口的增長，并影響境域社會生產和民風習俗的變化。山陰縣是會稽郡的一個大縣，其地原為越國的腹地，春秋時稱為大越，但在秦定江南降越君后，置會稽郡，更名大越為山陰，郡治在吳（今蘇州）。而且為了防止越國再次稱霸，“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西漢時期，境內人口也有多次遷徙。漢初會稽郡為吳王劉濞的轄地，七國之亂后，漢武帝害怕這里的原住民造反，便于元封元年（前110年）采用“虛其地”的辦法，下詔“遷其民于江淮間”（《漢書》卷六《武帝紀》），遷出于越人約有七八萬。到了西漢末年王莽始建國時，又出現了大越城城市人口的大逃亡。《越絕書》卷第八所謂“到始建國時，蠡城盡”，將城市人口說成“盡”，或許言之有過，但此時大越城人口極為稀少是完全有可能的，僅有一二萬也說不定。進入東漢時期，隨著社會逐漸穩定以后，境域內的人口才緩慢回升。直至東漢永建四年，郡治山陰后，人口迅速增加，任桂全先生在他的《紹興城市史》一書中寫道：“雖然這種回升仍無法用確屬的數字來反映，但用與人口生存密切相關的柴米供應情況來衡量，或許也能看出這種回升的大概。通常情況下，人口越多對柴米需求也越大，反之亦然。”在紹興的舊志中時有山陰人“采樵為業、進城賣薪”的記載，最為著名的有東漢太尉鄭弘（？—86）“少貧賤，以采薪為業”，并留下“樵風涇”地名和“鄭公風”的故事。《后漢書·鄭弘傳》注引孔靈符《會稽記》曰：“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曰：‘常患若耶載薪為難，愿旦南風，暮北風。’后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為‘鄭公風也’。”若耶溪是大越城東南的一條主要運輸水道，每天運往城里的柴薪早出晚歸，足見當時城中需求之大。事實也正是這樣，進入東漢之后，會稽郡城人口迅速增加，據《后漢書·郡國志四》載：永和五年，會稽郡人口為481196人。如果按趙岡先生17.5%的漢代城市人口比例計算，會稽郡城人口已經達到8.4萬人。[1]總之，越國時期的水利設施建設如山陰故水道、富中大塘、南池、陂塘、吳塘及漢代的回涌湖等水利設施建設，為馬臻創建鑒湖奠定基礎；而會稽郡治山陰和人口的逐漸增加，為馬臻創建鑒湖有了行政資源和人口資源條件。

清代紹興城稽山門

再如鑒湖的功能和作用問題。鑒湖曾經是紹興的一張名片，如今經常把“稽山鑒水”作為紹興的代名詞，這“鑒水”指的就是鑒湖，鑒湖水利工程的歷史悠久，自唐以后湖面逐漸堙廢，而大規模堙廢主要在兩宋間，但在南宋以前，鑒湖造就了山會平原長時間富饒的“魚米之鄉”。所以嘉泰《會稽志》有曾鞏的《鑒湖圖序》、徐次鐸《復鑒湖議》和陳橐《上傅崧卿太守書》，萬歷《紹興府志》還增加紹興通判王十朋《鑒湖說》，大多敘述了“鑒湖堙廢”的過程及其危害，“廢湖為田”雖然農田有一定增加，但是也造成山會平原水旱災害的增加，《鑒湖志》第六章第四節《廢湖之害》中特別羅列了宋代紹興地區的水災和旱災，其中水災45次，旱災17次，而就兩宋比較，無論水災還是旱災，北宋明顯大大少于南宋，水災：北宋167年中7次，南宋143年中多達38次；旱災：北宋1次，南宋達16次。[2]可見“鑒湖堙廢”對山會平原的影響。不過“鑒湖堙廢”對山會平原的構成危害和造成不利到了明代有所變化，因為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紹興知府湯紹恩主持興建了三江閘，完成了紹興平原新的水利調整，水旱災害也得以減少。以至于張元忭在編纂的萬歷《紹興府志》中如此說：“忭按曾（即曾鞏）、王（即王十朋）、徐（即徐次鐸）三公之議，非不鑿鑿可聽，然在當時已窒礙不可行，至今又數百年矣。無論二千頃之膏腴，民命所賴，即廬舍墳墓于其上者，無慮千萬家，若盡鏟而為湖，是激洪水于平世也。且昔之為湖者將以蓄水耳，今既有海塘，有三江閘，謹修筑時啟閉，可永無患，而又蓄此二千頃之水，徒以魚鱉，茲土將安用之哉？”[3]因此，南宋時期“復田為湖”說逐漸銷聲匿跡。當然“鑒湖堙廢”對山會平原曾經構成的危害和造成的不利給后世的啟示，在尚未完成新的水利調整情況下，一次有較大盲動性和放任性的變遷，不僅損失區域內水利資源，也會給后世水利、生態環境和資源的需要帶來巨大影響，此類教訓值得后世借鑒。這正是“鑒湖學”需要研究的問題。

清代西鑒湖寓山

又如對鑒湖的建成與境域內晉唐文化興盛的關系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揭示唐代詩人為何游歷越州留下諸多詩篇的原因，通過此方面的研究，進一步挖掘人文資源，為紹興的旅游經濟服務；還有鑒湖創建與若耶溪水上交通研究，前文提到，若耶溪是紹興古城東南的一條主要運輸水道，也是鑒湖43條水源之一，是一條山溪性水源，在鑒湖創建之前，水流較為急湍，對郡治山陰造成水澇的溪流之一，同時作為運輸水道，山民采樵賣薪為業者“常患若耶載薪為難”之事，遂有“旦南風，暮北風”的“鄭公風”的傳說。其實鑒湖創建后，上游的山水自然也會相對的平緩一些，這也可能是“平水”地名來歷之一，正因為如此，到了晉唐時期，若耶溪成為文人墨客及僧侶時常出沒的運輸水道。

2.關于鑒湖的研究成果與利用。對鑒湖的研究和利用古代就有，這在紹興歷代舊志就有記載。前文提到的宋代曾鞏的《鑒湖圖序》、徐次鐸《復鑒湖議》、陳橐《上傅崧卿太守書》以及王十朋《鑒湖說》都談到鑒湖堙廢生態環境改變導致其后水旱災增加的危害。當代對鑒湖的研究更是層出不窮，成果累累。正如邱志榮先生在《鑒湖志》的“后記”中特別寫道：“當代對鑒湖科學的研究成果，始于酈學泰斗陳橋驛先生，他在《地理學報》1962年第三期發表的《古代鑒湖興廢與山會平原農田水利》論文，是鑒湖多學科研究的第一篇代表作。”[4]而1990年4月在紹興召開“紀念鑒湖建成1850周年暨紹興平原古代水利研討會”上，數十名國內外專家學者提交的以鑒湖為中心的浙東地區水利、航運、生態、文化、文物等領域開展的全方位研究，則為鑒湖的學術研究指明了方向，其后，鑒湖研究不斷深化和推進，研究成果豐碩，諸如《鑒水流長》《紹興風景園林與水》《上善若水—紹興水文化》《鑒湖史》《紹興水利志》《鑒湖志》等，這些都為“鑒湖學”多學科綜合性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開展全方位的“鑒湖學”研究，旨在對鑒湖歷史文化的傳承和學以致用，無論是對一些重要工程技術的科學記載還是治水人物纘禹之緒的人文精神研究，都對后世起到經世致用、資政育人的作用。

在鑒湖歷史文化的研究過程中，對紹興古城城鄉環境保護治理、園林景觀與旅游、民俗文化與傳承做了大量工作，諸如對河道整治、清水工程、五水共治，尤其是環城河、運河園、平水東江、大環河及鑒湖水環境治理以及周邊園林景觀建設，大大改善了城鄉生態環境。同時生態環境變化、園林景觀建設和民俗文化傳承，也給紹興帶來了經濟和社會發展。開展對鑒湖學的研究，其實也是“纘禹之緒”！

紹興市地方志編纂室 李能成

2026年4月

注釋

[1] 任桂全《紹興城市史》第263—264頁。

[2] 邱志榮、柴英龍、黃劍主編《鑒湖志》第155—157頁。

[3] 萬歷《紹興府志·水利志一》。

[4] 邱志榮、柴英龍、黃劍主編《鑒湖志·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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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李想

審核丨戴秀麗

總期丨第95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