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我的姓名、假名、雅號
曲潤海/文
舊時的人，一般都有名和字，高雅一些的還有號，住的地方叫堂、讀書存書的地方叫齋，我卻什么也沒有，我一生下來就起了“潤海”這個名字，再沒有別的稱呼。為什么叫“潤海”？是跟著我哥哥叫的。我哥哥生于1928年，是個閏月年，屬龍，就叫潤龍。我生在1936年，也是個閏月年，屬老鼠，為什么不叫潤鼠而叫潤海呢？據我母親說，我是水命，海里水多，因此就叫了潤海。當然老鼠的名聲不好，誰愿意拿老鼠做自己的名字！盧阿鼠的名字是寫戲的人給起的。至于為什么我是水命，我至今也鬧不清。不過龍和海確實是互相依存，相依為命的。我是哥哥像摩挲貓兒一樣摩挲著長大的。我的名字來歷雖然極簡單，卻由于姓曲的不多，所以沒有見過與我重名的人。
但我的姓，卻有些來歷。我上小學的時候，我的四叔從我們曲家老墳里撿回了一塊磚，他在磚上刻了幾句話：“始祖閏，直隸藁州人氏，元朝抽風太史，于明朝洪武年間，宦游五臺，遂居河邊”，河邊就是現在的定襄縣河邊鎮。我于是知道了我們的祖上是河北人。1957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我在文史樓圖書館借書的時候，一位老圖書管理員端詳著我的借書證問我：你是山東人還是山西人？我告訴他我是山西人。他說我也姓曲，我是山東人，山東姓曲的是從山西來的。我們姓曲的原來姓姬，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后代，文王武王姓姬。武王的兒子叔虞封到晉國，晉國的都城在曲沃，于是有一支就姓了曲，后代又經過洪洞大槐樹遷移到河北河南山東各地。果然北大中文系56、57、58三個年級都有個姓曲的同學！
話說回來，我有什么名堂嗎？沒有，我只有幾個假名。這得從文化大革命說起。
1975年8月，我調到山西省委宣傳部文藝處。那時的宣傳部不像改革開放后現在的宣傳部這么管得具體，那時的宣傳部不管人事任免調動，不管財務調撥。文藝處主要是看戲、看電影、看文學新作、看美術展覽、看文物古跡、參加文學、戲劇創作座談會、抓學大寨文藝活動等等。恰在這時，省委又組織工作隊下鄉，分管文藝的副部長盧夢和文藝處副處長賀新輝要走半年，部里叫我臨時主持文藝處工作。1976年5月下旬至7月初，山西搞“農業學大寨文藝調演”，共有24臺戲，其中除了幾個小戲外，絕大多數是表現學大寨運動中同所謂“走資派”作斗爭的。我是調演辦公室副主任兼評論組組長。在我主持對一個戲的評論時，老劇作家寒聲和張萬一批評劇作者不懂科學，寫修水庫不留泄洪道，說“光吃不拉，那不把人憋死了！”引起了當地領導人們的不快，他們認為我是“反大寨”的。粉碎四人幫以后，由于認定我“反大寨”，就成了“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成了清查對象。當時山西有一條不成文的戒律，反大寨就是“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其實我哪反過大寨，我是不遺余力地以文藝的形式宣傳大寨者，有詩、文、音樂作品、工作為證。
然而，文藝處的工作我還得照常做，只是沒資格瞻仰毛主席遺容，沒資格到大慶參觀，不給長工資。看戲、看電影還照常，寫文章照常，就連后來給《三上桃峰》平反的報告、文章，也出自我手。因為省委分管宣傳文教的副書記王大任、宣傳部副部長盧夢，并不認為我和四人幫有牽連。不過在省市黨報上發表文章不便用真名，盧夢部長讓我起個名字，我于是就用了好幾個，如“聞毅”、“沱浪”、“沱文”、“沱生”、“居平”、“雪石”、“雪瓊”、“珍時”、“關悅”、“效雷”、“肖索”等。在馬烽、西戎主持的《汾水》（后來改名《山西文學》）上發表文章，則仍用真名，他們更不認為我和四人幫有牽連。我是個不幸中的幸運者。
1983年6月，我當了文化廳長。文化廳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抓戲劇創作、演出。山西的主要劇種是四大梆子，我和魯克義、郭士星、荀子義以四大梆子和歌舞為重點下了一番功夫，抓了幾年創作，逐年安排了戲劇振興調演、藝術學校教學劇目匯報演出、群眾藝術“四民大獎賽”（在民歌、民舞、民樂之外加上了民間戲劇），出了一些在全國有一定影響的劇目節目，于是有朋友挖苦我是“梆子廳長”。開始我有些不平，后來一想，總還算做了一件事，就欣然接受下來，算是有了一個雅號。可是不久我就被提拔到文化部藝術局當了局長，出局后又提拔到中國藝術研究院當了常務副院長，這個雅號享用了沒有幾天。不過我現在又有了一個雅號：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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