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律師：名為股權轉讓實為借貸，穿透式審查下的突圍與證據重構

開篇：穿透表象的再審挑戰與律師的證據使命

在民事再審程序中，基礎法律關系的定性往往是決定案件走向的“阿基里斯之踵”。尤其在投融資領域，當事人出于規避監管、增信等目的，頻繁采用“名股實債”或“名為股權轉讓、實為借貸”的交易架構。一旦發生糾紛，一、二審法院若僅拘泥于合同文義，極易將實質上的借貸關系誤判為股權投資，導致當事人在承擔經營風險的名義下喪失還本付息的請求權，或者在非法資金拆借的定性下面臨合同無效的不利后果。

當前司法實踐的主流趨勢是堅持實質重于形式的穿透式審查原則，但再審程序的封閉性與嚴苛性使得糾錯難度劇增。如何在再審或二審階段推翻原審對法律關系的錯誤定性，成為考驗律師專業功底的試金石。本文將系統探討以下三個核心問題：其一，再審程序中法律關系定性的審查邏輯有何特殊性？其二，“名股實債”在審判實務中的甄別標準與典型案例啟示；其三，合同定性轉化后的效力評價與責任承擔。作為【上海再審律師】，筆者深刻體會到，在此類復雜疑難案件中，律師在證據收集、組織與質證中的核心作用，不僅是尋找“新證據”，更是以系統性證據鏈重構案件事實，從而實現再審逆轉。

主體第一部分：民事再審程序的法律關系審查特殊性

民事再審并非普遍的救濟程序，其具有明顯的補充性與糾錯性。在“名股實債”糾紛中，再審程序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法定事由的嚴格羈束。依據《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當事人申請再審必須符合法定的再審事由。在法律關系定性爭議中，原審“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或“適用法律確有錯誤”是最常被援引的再審事由。然而，若申請人在原審中未能充分舉證證明“名為股權轉讓、實為借貸”的真實合意，再審法院往往會以證據不足為由駁回申請。這就要求律師必須在再審審查階段，精準切入原審證據體系的漏洞。

其次，穿透式審查的職權主義傾向。相較于一審對當事人處分原則的尊重，再審法院在面對“名股實債”這類可能涉嫌規避監管、逃廢債務或虛假意思表示的案件時，更傾向于依職權探求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在多起再審案件中明確，人民法院認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不應當拘泥于合同使用的名稱，而應當根據合同約定的內容，并結合締約背景、交易目的、交易結構、履行行為等事實認定當事人之間的實際民事法律關系。這種職權主義的探求，為律師通過新證據或新視角推翻原審定性提供了制度空間。

主體第二部分：名股實債的甄別標準與再審證據重構

在“名為股權轉讓，實為企業間借貸”的案件中，再審申請人面臨的最大痛點是如何用證據撕開“股權”的面紗。審判實務中，法院通常從合同目的、權利義務內容及實際履行行為三個維度進行微觀剖析。

常見爭議問題一：合同目的與收益模式的實質性背離

審判實務認定：股權轉讓的核心特征是“共擔風險、共享收益”，而借貸的核心特征是“固定收益、不擔風險”。如果協議約定一方出資后，無論公司經營情況如何，均按標準計算并享有固定投資收益，且不承擔經營虧損風險，則應當認定雙方之間法律關系的性質為“名為投資、實為借貸”。尤其在企業間資金拆借中，若存在保底條款或剛性兌付安排，股權往往淪為借款的擔保物。

典型案例引證與評析：在最高人民法院審查的某投資合作協議糾紛再審案中，協議明確約定“若因甲方經營管理不善導致項目虧損，乙方無需承擔經濟損失，且仍按照協議中的固定收益標準獲取回報”。最高院認為，該約定不具備共同經營、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的投資合作特征，雖工商登記變更乙方為股東，但甲方未能證明乙方參與公司實際經營管理，最終認定涉案款項實為借款。又如江西南昌西湖區法院審理的案件中，收條雖載明“股權轉讓款”，但約定“股息1分”，法院結合轉讓人未征求其他股東意見、受讓人僅收取利息等事實，認定實為民間借貸。

律師證據重構技巧：作為【上海再審律師】，在代理此類再審時，必須著重收集和組織三類證據：一是締約階段的溝通記錄（如微信聊天、郵件、會議紀要），證明雙方真實意思是融資而非轉讓股權；二是收益支付的財務憑證，證明所謂的“分紅”實際上是按期、按固定利率支付的利息；三是公司治理參與的缺位證據，如證明“股東”從未行使過知情權、表決權，未被列入股東名冊等。

常見爭議問題二：股權轉讓程序瑕疵與履行行為的反常

審判實務認定：合規的股權轉讓需經歷股東會決議、其他股東放棄優先購買權、變更登記等程序。若所謂的股權轉讓未履行上述程序，或者轉讓價格顯著偏離公允價值，且受讓方未接手公司管理，則極有可能被認定為借貸擔保或虛假意思表示。特別是在股權讓與擔保情形下，名為轉讓，實為擔保，擔保權人僅為名義股東，不實際享有股東權利。

典型案例引證與評析：在江西高院審理的熊志民等股東資格確認糾紛案中，雙方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并辦理了變更登記，但原告主張實為借款擔保。雖然一審法院以證據不足為由未支持讓與擔保的主張，但該案反映出，即便具備股權轉讓的外觀，若存在“以債務清償為股權返還條件”“轉讓后原股東仍行使股東權利”等特征，仍應認定為股權讓與擔保。在最高法(2019)最高法民終133號案中，最高法進一步明確，當事人以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方式為借貸擔保，屬于讓與擔保，不違反法律法規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應認定有效，且擔保權人對變更登記至其名下的股權享有優先受償權。

律師證據重構技巧：在再審程序中，律師應敏銳捕捉原審遺漏的關鍵事實。例如，若股權受讓方未支付合理的對價，或支付款項的流水摘要明確標注為“借款”，這就是推翻原審的關鍵新證據。同時，應申請法院調取目標公司的公章交接記錄、董事會決議簽名等，以證明受讓方并未真正接管公司，從而印證股權轉讓的虛假性。

常見爭議問題三：法律關系穿透后的效力評價與后果處理

審判實務認定：“穿透”并非終點，定性為借貸后的效力評價才是再審博弈的深水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企業之間為生產、經營訂立的民間借貸合同有效，但若屬于非法資金拆借（如套取金融機構貸款轉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轉貸等），則合同無效。合同效力不同，法律后果截然相反：有效借貸支持本金及法定限度內的利息；無效借貸則按過錯返還本金及資金占用費，約定的溢價回購款將得不到支持。

律師證據重構技巧：若代理出借方（再審申請人），律師需舉證證明出借資金來源合法，系企業自有閑置資金，且用于對方生產經營，從而主張借貸合同有效，爭取最大化利息收益。反之，若代理借款方，則應深挖對方資金的銀行流向，核查是否存在高利轉貸或職業放貸人的跡象，力求認定合同無效，從而削減高額利息負擔。

結語與風險防范建議

“名為股權轉讓，實為借貸”的糾紛，在再審程序中往往呈現出證據繁雜、法律關系錯綜的特點。基于前述分析，針對不同主體，提出以下實務風險防范與策略考量：

1. 締約期的證據固權：在設計“名股實債”交易架構時，務必在主協議之外，通過補充協議或備忘錄明確“借貸”的真實合意及擔保安排，避免陷入有名無實的股權陷阱。確保款項流轉備注清晰，切忌混用“投資款”“股權轉讓款”與“借款”等表述。

2. 舉證時限的精準把控：在二審或再審中，新證據的提交時機至關重要。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逾期舉證可能面臨罰款甚至證據失權的風險。律師應在法定期限內，將足以推翻原審定性的關鍵證據（如隱蔽的還款付息流水、內部決議文件）及時提交。

3. 質證策略的“剝洋蔥”法則：面對對方拋出的工商登記、股東會決議等形式證據，應從實質履約層面進行反質證。重點關注是否實際參與經營、是否承擔虧損風險、收益是否固化等核心要素，逐層剝離其股權外衣。

4. 效力防御的雙線準備：在主張借貸關系的同時，必須對借貸合同的效力做出預判與準備。特別是企業間借貸，要對資金來源的合法性進行自查與他查，防止勝了定性之戰，卻敗于效力認定。

在復雜的商事博弈中，法律關系的表象往往具有極強的欺騙性。唯有以嚴密的證據鏈為基石，方能刺破面紗，直達真相。關注私信可免費獲得再審或二審完整材料清單。具體案件需要咨詢專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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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強律師｜商事訴訟律師｜專注民事二審、再審｜全國業務｜免費評估可行性

介紹：上海君瀾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北京大學法律碩士，15年執業經驗，代理600+案件；
領域：公司股權/合同/金融與資管/商事等糾紛，專注復雜疑難案件的二審、再審和抗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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