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印學者：中印關系并未改善，甚至可能出現更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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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嘉賓（Jabin Jacob） 羅漢 ? 文卡特拉馬克里希南（ Rohan Venkataramakrishnan ）

編譯|曹寅聰

編譯審核| 王澤媛

編輯|王璇卿

審核 |陳玨可 江怡

編者按

本文是印媒對印度學者鄭嘉賓的專訪，其聲稱，當前中印關系并非真正的改善或重啟，而是“原地踏步式重置”（marking time reset），本質上是在結構性矛盾未解背景下的階段性停滯。其理由在于，中印關系中的邊界爭議、力量對比與地緣競爭等問題具有結構性，難以通過短期外交緩和加以消解；當前邊境局勢僅實現“脫離接觸”，且存在“緩沖區”固化的風險，并未恢復至2020年前狀態。鄭嘉賓認為，加勒萬沖突后，印度的“弱回應”削弱了其威懾信譽，引發外界對其行動能力的疑慮，使其在后續外交博弈中處于相對被動地位。他將印度能力不足概括為三個層面：第一，戰略執行能力不足，表現為政治領導層決策猶豫、軍政關系失衡、缺乏跨黨派共識；第二，經濟上結構性依賴中國，對華投資限制執行不力，工業體系仍依賴中國中間品；第三，知識與認知能力不足，印度國際關系教育資源稀缺，對華研究能力有限，社會層面缺乏戰略討論文化。作者進一步提出宏觀批評：印度并非在塑造國際秩序，而是在“隨波逐流”。最后，鄭嘉賓判斷，中印未來沖突雖難以避免，但升級為全面戰爭的概率較低，關鍵變量在于中印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印度自身能力建設的速度。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Raksha Anirveda

就在西亞地區脆弱的停火協議勉強維持之際，印度周邊地區正發生著另一件事。自六年前在中印實際控制線發生的導致人員傷亡（近四十年來首次）的危險沖突以來，中印之間似乎正涌現出改善關系的意愿。

2026年3月，印度放寬了2020年加勒萬沖突后實施的貿易限制，為中方投資掃清了障礙（此舉距首席經濟顧問提出相關建議已過去兩年）。

時隔六年，強拉山口（Lipulekh）邊境貿易即將重啟。繼2024年10月就邊境巡邏達成關鍵軍事協議后，雙方在簽證、直飛航班、從中國采購關鍵設備以及官方互動等方面均取得進展，其中包括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并對天津進行了訪問。

印度國家安全顧問阿吉特·多瓦爾（Ajit Doval）2025年表示，中印兩國關系呈現“上升趨勢”。中國外交部長王毅2026年3月則稱，“中印關系正走在改善的正確軌道上”。鄭嘉賓（Jabin Jacob）則稱，但請不要稱之為“重置”，如果要使用這一術語，這個詞需要加上限定詞。鄭嘉賓表示，“我幾乎想稱之為‘打發時間的重置’……這話聽起來有點刻薄，但我之所以這么說，正是因為雙方錯失了太多良機，”他是希夫·納達爾大學的副教授，同時擔任該校喜馬拉雅研究卓越中心主任。“鑒于我們的能力問題，我也可以不那么嚴厲，稱之為‘原地踏步式重置’，直到下一次沖突或問題出現。而沖突和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們是中印關系的結構性問題。”

筆者于2020年首次對鄭嘉賓進行了長篇專訪，并希望再次與他探討為何將此稱為“原地踏步式重置”，以及當所有關注點都集中在海灣地區及新德里面臨的特朗普難題時，中印邊境究竟發生了什么。鄭嘉賓近期還擔任了《印度的世界》（India’s World）雜志特刊的客座編輯，該期聚焦“印度的中國挑戰”，匯集了關于這一議題的眾多學術觀點，而幾年前要做到這一點可能并非易事。

“本期刊載了部分年輕學者的研究成果，他們是在加勒萬河谷事件后才開始對中國進行研究的。撰寫關于中國在板球領域影響力的帕萬·拉加文德拉于2021年——即加勒萬河谷事件發生一年后——完成了國際關系學士學位，隨后赴美攻讀中國研究碩士。我們可以看到加勒萬河谷事件的影響已經顯現，”鄭嘉賓告訴我。“過去幾年里，我們壓縮了時間周期，以便盡可能多地關注中國并獲取相關創意見解，從而厘清局勢。”

通過電話和郵件，我與鄭嘉賓探討了為何所有“讓步”都來自印度、他為何認為中印關系未來必然會爆發另一場危機，以及科幻作品如何融入他的國際事務教學。

?《卷軸報》：開門見山地問，您認為中印關系正在經歷重置或重新思考嗎？如果不是重置或重新思考，您會如何描述當前的雙邊關系的現狀？

?鄭嘉賓：我忍不住想稱之為“消磨時間的重置”（timepass reset）。這是大多數印度人都能理解的表達。雖然聽起來有些刻薄，但我之所以如此尖銳，正是因為雙方錯失了太多良機。不過，鑒于我們的能力問題，我也可以稍作緩和，稱之為“原地踏步式重置”（marking time reset），直到下一次沖突或問題出現。而沖突與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們是中印關系中的結構性問題。

目前，只有印度在做出讓步。正如我們在實際達成的實際控制線（LAC）協議中所見，中方基本堅持己方立場。無論怎么說，這絕非任何意義上的回歸2020年之前的原狀。

這僅僅是所謂的“脫離接觸”，而且鑒于“緩沖區”的設立限制了某些區域的部隊巡邏，這種脫離接觸也并非完全實現。盡管這些區域的設立只是臨時性的，但正如多位觀察家所表達的擔憂，這些緩沖區可能會演變為長期甚至永久性存在。這就是當前實際控制線（LAC）的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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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軸報》：您提到錯失良機。請問您具體指什么？您是否認為存在以不同方式行事的機會？如果是，是指比現在更早地采取同樣的措施，還是指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

?鄭嘉賓：兩者兼而有之。我們之前討論過這個問題。第一個錯失的機會在于本應采取對等行動，讓中國明白其行為必將招致后果。例如，當中國在2020年開始越界時，或者至少在加勒萬河谷沖突之后，印度本應迅速采取對等措施。然而，印度的反應遲緩了。印度決定先摸清局勢，反復權衡調整評估，直到首次軍事回應時已是8月。即便如此，印度也沒有堅持軍事回應。軍方領導人、分析人士等給出了各種理由，解釋為何印度需要撤軍、需要將中方帶回談判桌前。但這些理由都站不住腳。

印度在6月15日數月后的8月采取行動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印度已意識到，中國不會在沒有軍事回應的情況下采取行動。

然而，此后再無軍事回應，印度決定將士兵轉變為外交官。隨著次年脫離接觸談判的啟動，印度很快便放棄了2020年8月在喀喇昆侖山脈占據的陣地。我認為這顯示出印度缺乏堅持到底的魄力。更重要的是，在脫離接觸談判取得首次突破后，當中方意識到這已是印度軍事回應的全部底線時，他們在隨后的幾年里放緩了談判進程，結果導致恢復原狀被推遲到了未來。

歷史記載處處表明，當你予以反擊時——哪怕是一個小國對華采取強硬姿態——中方確實也會退讓一步。而印度唯一未能做到的一點，就是對中方施加壓力。你可以說，是的，我們所做的已經比其他國家可能采取的行動要多得多。但印度終究是印度，而其他國家都在關注，印度對華的反應樹立了怎樣的榜樣？看看中東地區正在發生的事情便知。你引用了米希爾·夏爾馬（Mihir Sharma）的話：“印度朋友遍天下，但沒有任何影響力”。

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現狀。印度無法做出充分或恰當的回應，不僅向中國，也向傳遞了信號。人們意識到，印度雖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到了行動階段，要么自我設限，要么選擇有限。

我認為，印度今天在西亞或面對特朗普政府時所面臨的許多棘手外交局面，都與外界對其“言行一致”能力的缺乏信任有關，而這種信任缺失可以追溯到2020年邊境沖突后，印度應對中國時所暴露的失誤。

?《卷軸報》：您認為這是政治意愿的問題，還是軍事能力的問題？鑒于對未公開手稿（即印度陸軍參謀長回憶錄）的爭議……

?鄭嘉賓：政治意愿的問題顯然存在。畢竟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所有人都應當服從政治領導層的命令。因此，如果政治領導層決定退讓或暫緩行動，這一指令就會層層傳達下去。至于納拉萬將軍（General Naravane）所說的“被塞了一塊燙手山芋”，我認為這有些言過其實。如果總理說“你覺得該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其實已經明確指出了該采取的行動。就那件事而言，把責任歸咎于政客有些不公平。在印度，我們總習慣把一切歸咎于政客，而很多時候這并不公平。公民同樣負有責任。

話雖如此，納拉萬將軍為何會做出那個決定？在印度，我見過許多將軍說話的腔調與外交官和政客別無二致。問題在于體制結構。如果你多年來一直面臨制約，資源匱乏，如果你不得不應對一個有時并不真正顧及軍事或國家安全利益的文官體系，如果一位擁有20年軍旅經驗的人必須向一位在文官體系中經驗遠不如他的人匯報，以所謂文官統轄權的名義時，這便塑造了軍隊某種思維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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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驚訝這位將軍會著眼于大局。他會思考：如果我發起交火，政客和官僚們會來支援我嗎？他們又從何處獲取資源？

阿尼特·穆克吉（Anit Mukherjee）曾撰寫《缺席的對話》一書，探討文官與軍方關系，并基本指出這種關系已失靈。坦率地說，我們這些研究中國問題的人，其實也觀察到這一現象長達許多年。若面對中國和巴基斯坦事務時，確實能獲得更寬泛的授權或回旋余地，但與此同時也存在局限，因為賭注太高。當將軍完全無法確定是否會陷入相互推諉時，他該如何下定決心？

加勒萬河谷事件發生時，軍民關系正處于動蕩期。當時新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剛上任，各軍種首長們對這種關系的平衡點也并不十分明確。我們至今仍在摸索中。但歸根結底，責任最終落在政治階層身上。這也是我們在2020年6月底上次交談時討論過的話題。

我認為只要政府不就這些事務與反對黨溝通，沒有議會辯論，議會無法或者不被允許履行其職責，我們就將面臨麻煩。這將導致選擇受限、缺乏創造力，進而引發其他失誤。我們的對手正密切關注著我們，觀察我們如何自我設限，看印度是如何在“一只手被綁在背后”的情況下作戰的。他們必將充分利用這一點。

?《卷軸報》：換一種讀者更易理解的說法，您的意思是：如果讓反對黨參與決策或獲得信任，決策將更加果斷，因為被反對黨抓住把柄的可能性會減少？

?鄭嘉賓：完全正確。當反對派被納入決策圈時，政府就能自信地采取行動，而結果也不會被歸咎于政府一方。同樣，文官和軍官也會確信，印度的行動是基于理性思考的，且符合國家意愿。這不是出于政治動機，而是基于國家利益的考量。那些宣誓要保護和捍衛憲法的政府官員需要這種信心。

世界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如果命令得不到整個政界的支持、缺乏共識，或者哪怕只存在一絲懷疑，認為決策是出于與國家利益無關的考慮而非國家利益本身，那么此類命令就會遭到違抗或忽視。

?《卷軸報》：這一點很重要，盡管還有一個問題沒有答案：當政界在諸多方面都存在深刻不信任時，能否在其中一方面——比如中印關系或軍事戰略——建立起信任？但我們回到“消磨時間式重置”或“原地踏步式重置”這一說法。您當時是何意？僅僅是出于當下必須采取行動的迫切需求嗎？無論您如何理解，這種重置包含哪些要素？

?鄭嘉賓：當我提到“原地踏步”時，實際上涉及多個層面的動態，軍事層面、經濟層面以及國際關系層面。

在實際控制線問題上，我們已邁出第一步。我們總算達成了某種協議，雖然并不盡如人意，也未能解答所有疑問。但眼下我們已營造出該問題已解決的表象。鑒于我們未能采取充分的軍事應對，或許是出于經濟考量，這便是次優選擇。

在經濟層面，“3號通告”（Press Note 3）實質上未能發揮作用。具體而言，無論是印度產業界還是政府，都未能完成維持“3號通告”效力的必要工作。有借口說五年時間太短，或者說這不僅關乎印度國內局勢，還涉及全球局勢，比如特朗普的關稅、伊朗沖突等。但我們對中國存在結構性依賴，這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不過，這只能通過長期努力來實現。再次強調，鑒于當時的情況，除了淡化《3號通報》的影響外別無選擇。

不過，“3號通告”也發揮了作用，它讓印度體制對涉及中國的問題保持了警覺。至少在政府內部，我看到對依賴中國所帶來的問題警覺性明顯增強。但印度工業界的情況則另當別論。印度工業界至今仍缺乏關于中國的宏大敘事，僅停留在短期利益層面。

大型企業并非完全如此，因為它們與政府關系密切，且政府已推動其朝特定方向發展。但總體而言，印度經濟對中國的依賴過于嚴重，若不依賴中國，我們便無法推進某些戰略計劃。因此，弱化“3號通告”實屬必然。如今印度已亮出底牌，中國是否會配合，則是另一個問題。

國際因素貫穿始終。我回顧了我們2020年的對話，其中大部分內容至今依然成立。個人魅力和軟實力無法替代硬實力。盡管印度聲勢浩大，在國際論壇上的存在感日益增強，但印度背后缺乏宏大的理念，也未推動任何由印度主導的重大的國際活動。

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美國有其自身的行動方針。中國人則提出了替代性的敘事和方法——例如那四大全球倡議。如果你是肯尼亞、秘魯或阿爾及利亞，他們可能會問：我為什么要關注印度？印度究竟做了什么，能讓我對它產生關注？印度在世界上的分量究竟有多重？如今的印度只是隨波逐流，而非試圖引導或推動事件發展。除非我們意識到當前做得還不夠，否則我們將原地踏步。

最后，談談能力問題。除非我們在中國問題、外交政策以及世界偏遠地區的研究方面具備相應能力，否則我們根本無法做出行動。印度大概只有10所大學開設了國際關系課程。中國每個城市都有一所大學，而且每所大學都設有國際關系學院。每個城市都有中國學生在學習外語。我們除非能在印度建立起相應的體系，培養這些能力，否則只會原地踏步。

?《卷軸報》：我的理解是，您并不認為數字基礎設施、人工智能以及“全球南方”的聲音是印度對世界的愿景？

?鄭嘉賓：當中國人談論全球發展倡議、談論“一帶一路”倡議和基礎設施建設時，他們是在將中國普通民眾的利益轉化為具體行動，并試圖將其推廣到海外。而在這樣做時，他們也確保相關標準是中國能夠接受的標準，甚至試圖由中國來制定標準。我對印度當前聚焦人工智能的擔憂在于，其應用范圍僅限于受教育階層。我們討論的仍是那5%將使用人工智能模型的精英階層。真正值得關心的是剩下的95%。相比之下，中國模式一直致力于確保其發展路徑惠及絕大多數人，即那95%。

以印度統一支付接口（UPI）為例。我的同事阿南德·P·克里希南（Anand P Krishnan）剛剛撰寫了一篇文章，探討UPI與支付寶聯手拓展全球連接的舉措。印度雖宣稱要推廣UPI，但迄今僅有七個國家接受。即便在最早接納的斯里蘭卡，UPI也幾乎無處可用。普通民眾出國旅行時本希望使用UPI，但我卻不得不下載支付寶——因為它無處不在，包括斯里蘭卡。這就是其中的脫節。

圖源：網絡。

我并不是說政府在制定國際標準、爭取話語權方面的努力不重要。但他們需要觸及更廣泛的受眾。

?《卷軸報》：我們曾討論過政府能力有限的問題，您也在其他場合提到印度過分關注巴基斯坦。我一直很不滿政府中許多人更傾向于與西方打交道。如今隨著特朗普態度轉為對抗，您是否認為印度將中國視為最大戰略挑戰的焦點會因此分散？

?鄭嘉賓：不，印度政府對中國保持高度警惕。加勒萬河谷事件改變了一切。但政府仍不愿將此公開。除非我們將對中國的關注和擔憂公之于眾，否則就無法激發應對中國的創造力與新思路。無論政府做什么，總是低調行事。《3號通報》已被淡化處理，政府希望人們將其遺忘。雙方已實現脫離接觸，政府希望人們將其遺忘。實際控制線已不再見諸報端。這些是政府根深蒂固的舊習慣。政府傾向于保持事態簡單，避免在政策問題上受到質疑。這對任何政府來說都是正常行為。

但這種做法會帶來一些后果，尤其是在當下。如果普通印度人無法認識到中國是一個挑戰，無法意識到我們需要學習國際關系、學習外語、更加關注全球關系，那么無論現在還是將來，我們都無法把握局勢、發現機遇、應對危機。

關于中國，軍方和政府內部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對此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開展了大量專項研究和相關工作。正如政府與反對黨之間的分歧一樣，將這些研究成果轉化為有效政策也存在困難，因為其中許多工作是在閉門造車的情況下進行的，未吸納公眾意見。這里，我指的不是智庫專家和分析師。我指的是普通民眾的意見。

中國擁有龐大的國際關系網絡討論文化。那里有大批軍事愛好者，他們研究中國在伊朗采取或未采取的行動，討論中國武器，以及在X、Y、Z等情境下的失誤。也許政府早晚會封殺這些討論，但政府同時也從中汲取了部分內容。

?《卷軸報》：印度或許對巴基斯坦念念不忘，但在政策圈之外，是否存在普通公民或專業人士公開剖析巴基斯坦軍事理論、無人機技術，或對巴基斯坦社會有超越刻板印象的深入了解的文化？這些討論在歐美和中國都存在。

?鄭嘉賓：我不清楚你與阿吉特·多瓦爾的粉絲群有多密切，這暫且不提。我想說，問題不僅僅在于政府對中國的沉默。更在于他們偶爾會發出相反的信號。以去年圍繞莫迪、中國領導人和普京參加的“天津峰會”為例，相關表態似乎暗示我們可以在這方面放松警惕。暗示我們可以再次與北京交好。

阿吉特·多瓦爾。圖源：網絡

我之所以主張對加勒萬河谷事件采取對等回應，不僅在軍事領域，更涵蓋所有其他領域。其中一個原因正是為了傳遞一個信號：中國是一個嚴峻的挑戰，是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若不這樣做，必將付出代價。

當你不得不營造出“我們是朋友”或“可以成為朋友”的印象，就像在天津那樣，這正是當初沒有采取必要措施所導致的后果。你就已經束縛了自身，當像特朗普這樣的人物出現時，便讓自己陷入了無路可走的境地。

隨后就只能倉促應對，試圖向美國人傳遞信號，但印度公眾也在關注這些信號，并對印度的對華政策究竟是什么感到困惑。

我在其他場合曾指出，現在是時候制定一份《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了。我們應當基于理性而非情緒，通過政府政策文件而非暗語或WhatsApp轉發，明確界定對手。我們需要將這些內容付諸文字，并匯聚印度所有頂尖智囊共同探討。而這一切始于議會。需由議會內的國防、外交政策及內政等常設委員會展開討論。唯有如此，普通印度人才會予以關注。

?《卷軸報》：我試著為現狀辯護一下，有人可能會說，正因政府未讓公眾完全對華抱有敵意，才為自己留出了回旋余地，得以在去年針對特朗普時調整策略，以此作為對西方的一種對沖。那么問題在于是否真的有空間向中國靠攏？

?鄭嘉賓：政府實際上是在寄希望于公眾短暫的記憶。與美國的關系是印度最重要的外交關系。而來自中國的挑戰則是印度面臨的最重要挑戰。

隨著時間推移，印度公眾對外交政策的關注度顯著提升。正因如此，當特朗普看似不假思索地對印度加征關稅時，這對政府而言實屬莫大尷尬。因此，政府希望公眾忘卻那些特朗普的大型集會，并正試圖收回此前采取的立場。

但對華政策本質上并未改變。這些只是暫時的調整，寄希望于美國人最終能清醒過來。問題在于，這種短期考量最終會讓公眾感到困惑，并延緩我們最終的應對措施，以及應對這些挑戰的能力建設。

政府的顧慮在于要不斷爭取公眾的支持，強調我們是勝利者。這種著眼于短期形象塑造而非長期能力建設的考量，才是此問題的癥結所在。

?《卷軸報》：那么，讓我們換個角度來看。你經常提到，中國在外交政策中很少承認印度的自主權，更傾向于將印度視為與美國步調一致的伙伴。鑒于特朗普對印度加征關稅，這種情況是否有所改變？是否有呼吁與中國走近的聲音？

?鄭嘉賓：一方面，中國人希望印度擁有一定的自主權。這會讓他們的任務更輕松，因為印度偶爾可以被指望站出來對抗美國。另一方面，如果印度擁有過多的自主權，他們可能會利用它與美國結盟并針對中國。中國并不幻想新德里對其抱有好感。就北京而言，我們兩國關系中取得的任何進展都只是戰術性的、暫時的。他們知道印度人是美國的伙伴，而對中國來說，任何與美國站在一起的人就是中國的對手。

因此，去年中國對印度實施了出口管制。他們試圖阻斷技術流入印度。他們從未真正兌現過任何投資承諾。當然，這部分原因與印度國內的行政審批問題有關，但也有中國學者提出質疑：“我們為何要支持印度發展，使其成為中國的競爭對手？”

這甚至是中國自身面臨的困境。在某個時刻，他們需要印度站在自己一邊，共同組建對抗西方聯盟。他們深知，沒有印度，就不可能建立替代性的全球秩序。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無法容忍印度成為獨立的玩家。因此，雙方雖然都對印度的自主性感到困擾，但同時也希望與印度保持良好關系。

圖源：《環球時報》

《印度的世界》（India’s World）關于中國的特刊中，一位年輕的博士學者切里·希特卡里（Cherry Hitkari）在一篇關于中國政治漫畫的文章中對此進行了很好的闡述。你可以看到，中國官方媒體上關于印度的漫畫的基調和語氣會隨著全球局勢的變化而變化。就中國人而言，這是司空見慣的。可以說我們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只不過缺少一個更大的敘事框架。

?《卷軸報》：關于將印度視為潛在“搖擺國”這一問題，中國國內是否有推動與印度接觸的勢力？你之前提到，當前局勢下完全是印度在“付出”……

常識告訴我們，中國有必要與印度開展接觸。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如此——美國負責政策的國防部副部長埃爾德里奇·科爾比（Eldridge Colby）剛剛訪問印度，我確信這也是美國試圖修復與印度關系的舉措。在任何龐大而復雜的體系中，總會有支持和反對的聲音。

我不認為中國在對印關系中完全占據主導地位，以至于可以無視印度的利益。事實上，當前中國并不希望外界關注其在伊朗這個戰略伙伴中的角色。因此，他們更傾向于將問題模糊化，并試圖拉攏俄羅斯、巴西等國……以此表明，這并非關乎中國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是關乎世界其他國家能做什么。

這正是中國需要印度的地方。中國方面將竭力確保美國不會將注意力轉向中國，并借此機會拉攏印度，加深印度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但這絕不意味著中國會向印度讓渡南亞的戰略空間。中國已占領的陣地、已取得的成果，他們會牢牢守住。他們的推進步伐或許會比以往稍緩，或采取更不顯眼的手段，但推進的勢頭依然不會停止。

印度所處的整體框架，是將其限定為僅在南亞地區發揮影響力的力量，從而使中國能夠自由地實現自身利益，并被視為美國唯一的對等大國。處理“兩體問題”總比處理“三體問題”要容易得多。

?《卷軸報》：你已經明確指出，中印關系存在結構性問題。雖然你沒有預知能力，但在未來幾年里，你認為邊境地區會再次出現問題或發生沖突嗎？

?鄭嘉賓：很難做出預測，但鑒于這些結構性問題，中印競爭不會消失。中國領導人指出，世界正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正處于劇變之中。

從中國視角來看，現在不是閉門自守的時候，而是尋找機遇、探索可行之道的時機。就像中國在2020年如何利用新冠疫情一樣。從結構性因素來看，邊境再次發生沖突事件是遲早的事。當前的邊境協議并非旨在長久維持，而是為了守住陣地。這些協議容易受到超越實際邊境線局勢的更大考量或事件的影響。而且，為何僅限于實際邊境線？海上方向發生沖突的風險也在臨近。人們對陸地邊境關注過度，但許多重要變化正在海洋領域發生。

霍爾木茲海峽可能被封鎖這一事實，將影響中國對馬六甲海峽的考量，中方將尋求在印度洋增強存在，而印度則必須找到應對之策。

與此同時，我認為各國已具備足夠的智慧，不會讓沖突失控。正如2020年印度對華的應對方式。事態雖會發展，但雙方仍可能進行磋商，甚至達成某種妥協。這種妥協或許在宏觀層面上難以令人滿意，但終究只是一種妥協。這將取決于力量對比，取決于中印之間差距的擴大程度。若差距過大，印度將更容易妥協；若保持穩定，雙方關系將維持在一種平衡狀態。如果差距開始縮小，中方可能會認為有必要以某種方式阻撓或遏制印度，就像過去幾十年左右隨著印度基礎設施改善，他們在實際控制線上所做的那樣。

?《卷軸報》：請談談印度社會與經濟進步中心（CSEP）關于中國與南亞互動的報告，以及您主編的《印度的世界》特刊。

?鄭嘉賓：CSEP項目旨在吸納南亞鄰國參與，因為它們對中國有重要且有趣的見解。南亞許多國家對中國的看法已具備一定程度的復雜性，因為中國在該地區的介入已持續了很長時間。與印度的普遍看法相反，我們發現中國并未像西方或美國在世界許多地區那樣擁有絕對的自由。即使是小國，也擁有自主權來應對、反應并思考中國的所作所為。

這里還涉及能力建設的問題。如果印度及其機構不支持我們的鄰國進行能力建設，那誰來做？這是一個需要數年時間的項目，我們邀請了從巴基斯坦到緬甸的受訪者，向我們講述中國做了什么，同時也指出了中國未能做到的方面。盡管南亞是中國的近鄰，且中國與南亞的互動密度遠高于世界其他大多數地區（東南亞除外），但關于中國在南亞的研究卻一直較為有限。我與康斯坦蒂諾·澤維爾共同主編的兩份CSEP報告，是首次通過該地區學者自身的聲音來理解南亞局勢的開創性嘗試。

通過我客座主編的《印度的世界》中國專題特刊，我們將關注焦點重新轉向印度。在2020年的對話中，我們曾探討過如何提升中國研究能力。此后的一大成就在于，如今已有如此多的人開始關注中國。六年間，分析質量有了巨大提升，我認為本期特刊正體現了這一點。

本期匯集了不僅來自新德里，更遍及印度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的學者，涵蓋了極為廣泛的議題。事實上，本期還刊載了那些在加勒萬河谷沖突后才開始中國研究的年輕學者的成果。

本期特刊呈現了跨代際的學術對話。同一期中既有教師也有學生撰文。這種情況在過去并不常見，但過去幾年里，我們壓縮了時間周期，旨在關注并盡可能多地收集關于中國的創新性見解，以厘清當前局勢。而這種多元視角的復雜性，正是本期特刊的核心所在。

我們也探討了傳統議題。例如，我們探討了印度軍事思想家如何誤讀中國——TSV·拉馬納上尉就此撰寫了一篇簡明而深刻的論文。我們成功地融合了多年的經驗和廣泛的議題，試圖展示哪些內容需要研究、哪些工作需要開展，以及制定對華政策時需要納入哪些不同類型的參考信息。

一些根本性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我們對中國及印度大學能力的分析。阿文德·耶萊里（Arvind Yelery）博士和G·文卡特·拉曼（G Venkat Raman）教授都曾在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JNU）和中國求學——后者擁有北京大學的博士學位，兩人都在中國工作過，之后才回到印度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在當今印度，沒有比他們更了解兩國教育、研究機構及企業運作機制的人了。因此，當他們發表見解時，我們必須仔細傾聽并予以重視。

這些正是我們在特刊中試圖做到的，而最終成果遠超我的預期。對我而言，尤其清楚的是，我們需要采用一種通俗易懂的形式和語言進行寫作，讓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內的公眾都能理解。這些文章在探討復雜議題時既不刻意簡化，又能讓非專業讀者讀懂。在印度這樣的國家，這是我們作為學者理應履行的職責。

?《卷軸報》：既然本期提到了這個話題，請談談科幻小說吧……您開設了一門相關課程。

?鄭嘉賓：我從小就對科幻文學很感興趣。關于這門課程，我要感謝我任教的國際關系與治理研究系。雖然這是一個年輕的系，但在課程設置方面卻提供了極大的靈活性。除了關于中國的課程外，我教授的一門課叫做《科幻與奇幻中的政治解讀》。我剛把這門課設計出來時樂在其中，也很高興學生們同樣喜歡它。我們研讀短篇小說、年輕人常在流媒體平臺上觀看的作品，還有大量來自中國及其他地區的譯作，包括非洲未來主義、斯里蘭卡科幻和巴基斯坦科幻。其中《戈蘭茨南亞科幻選集》絕對值得推薦。

但這門課不僅限于科幻作品，更是讓學生閱讀政治經典原著的契機。包括安姆倍德卡的論文、霍布斯的《利維坦》、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關于婦女權利的論述，以及艾梅·塞澤爾（Aime Cesaire）關于殖民主義的著作。我們探討民主、種族關系、世界政府。這是一門短課，內容卻十分充實。期末作業是我給學生設定一個情景。在上一次課程中，我問他們：當與外星物種發生“首次接觸”時，各種機構會如何應對——宗教、國家、國際組織、社交媒體。學生們樂在其中。

至于《印度的世界》那篇論文，其實是我最早確定的選題。尚基·錢德拉（Shanky Chandra）的博士研究方向是中國科幻，他采訪過中國頂尖的科幻作家。我非常享受與他合作的過程。我們意識到，中國科幻的本質其實是關于全球秩序的。科幻小說向來是現實生活的隱喻，也是對未來的投射；它是對當下政治的評論。因此，對我而言，這是一種闡釋中國本質的另一種方式。以劉慈欣的《流浪地球》為例，尤其是電影版，它明確地呈現了一種狹隘的中國視角，批評歐美大國，并強化了對印度人和日本人的某些刻板印象。對我來說，這也是對中國外交政策研究的一個補充視角。

作者簡介：

鄭嘉賓（Jabin Jacob），希夫·納達爾大學副教授，該校喜馬拉雅研究卓越中心主任；

羅漢?文卡特拉馬克里希南（Rohan Venkataramakrishnan），印度《卷軸報》記者。

本文編譯自印度《卷軸報》2026年4月11日文章，原標題為Interview: From Trump to West Asia, India’s diplomatic troubles go back to post-Galwan failure原文鏈接：https://scroll.in/article/1091976/interview-from-trump-to-west-asia-indias-diplomatic-troubles-go-back-to-post-galwan-failure

編輯：王璇卿

審核：陳玨可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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