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靖國神社，除了譴責，我們還能做什么？

來源：直新聞

4月21日，高市早苗以“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向靖國神社供奉名為“真榊”的貢品。

同日，日本眾議院議長森英介、參議院議長關口昌一，日本厚生勞動大臣上野賢一郎、國家公安委員長赤間二郎、成長戰略擔當大臣城內實，也分別向靖國神社供奉了相同的貢品。

同一天內，首相送，參眾兩院議長送，政府官員也送，這顯然超出了“右翼人物的個人執念”，而成為日本國家權力層面對于靖國神社這個歷史和政治符號的明確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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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國神社的問題核心，到底在哪里？

靖國神社供奉超過246萬死者，其中明確包括被盟軍審判并處決的戰爭罪犯，特別是1978年被秘密合祀的14名二戰甲級戰犯，這些人在靖國神社被“完全平等地祭祀尊崇”。

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不僅在于供奉了戰犯，更在于它用一種宗教化、榮譽化的方式，把普通的戰死者和侵略戰爭的責任人并列視作“為國盡忠”，刻意抹平了兩者之間的決定性不同。

有些人是戰爭的犧牲者，有些人是把無數人推入戰爭深淵的加害者。

這種區分是最基本的歷史判斷，也是最起碼的文明底線。靖國神社所做的，不是追悼死者，而是在重新美化加害者。

換一種說法，放到今天德國的法律與政治倫理語境中，這相當于德國存在一處公開場所，它一邊紀念普通二戰犧牲者，一邊把希特勒、戈林、希姆萊、海德里希、艾希曼、里賓特洛甫這樣的納粹核心戰犯，也納入國家性榮譽敘事之中。

按照同樣的邏輯，4月21日這一天日本政府的行為，相當于德國總理、議會高層和聯邦政府官員，以官方身份同時向供奉希特勒、希姆萊、海德里希、艾希曼等人的場所致意。

如果德國真這么做，會發生什么？

答案不會有任何懸念。

那絕不會被描述成什么“歷史爭議”，而會是舉國震動的丑聞，是歐洲輿論所無法容忍的政治地震，被毫無爭議地定性為對戰后文明秩序的公然羞辱。

德國不能做、不敢做、也絕不允許做的事情，日本今天不僅在做，而且是首相、參眾兩院議長、政府閣僚在同一天一起做。

這個事實本身，就已經足夠說明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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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日本在靖國神社問題上，沒有引起西方社會同樣的集體性震怒？

因為世界對不同地區的歷史傷口，建立起的制度性痛感，并不一樣。

納粹罪行，尤其是大屠殺，在歐美世界已經被寫成了共同底線。法律在防，教育在講，紀念碑在提醒，媒體在警惕，公共倫理在不斷重申。納粹罪行不只是歷史事實，更是制度化的道德禁區。

但在東亞，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巨大創傷，雖然同樣深重，甚至在很多地方更加慘絕人寰，卻沒有被以同樣強度寫入全球制度性的同理心之中。

于是，一個極為刺眼、也極為不公的現實就出現了：

德國政治人物去觸碰納粹紀念的紅線，西方社會本能地覺得那是在“挑戰文明底線”；而日本政治人物觸碰靖國神社，外部世界更容易把它降格處理成某種“東亞歷史爭端”，仿佛只是東亞幾個國家之間的舊賬、情緒和摩擦。

不是前者更可怕，而是后者的痛苦，沒有被同樣認真地制度化。

不是東亞人民記得太多仇恨，而是世界替東亞記得太少痛苦。

東亞所面對的，不只是日本政府對歷史罪責的曖昧和回避，還包括國際輿論場對東亞戰爭記憶的長期“折價處理”。

仿佛歐洲的受害者值得被持續紀念，亞洲的受害者卻只能在紀念日里被偶爾提起；仿佛納粹的罪惡必須永遠釘在恥辱柱上，而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卻總可以被包裝成“復雜歷史背景”之中的一個模糊章節。

這種雙重標準，本身就是縱容日本戰爭罪行進行二次傷害。

此外，高市早苗此次不是親自參拜，而是“供奉而不親拜”。恰恰是這一點，更值得警惕。

這表明，日本右翼已經學會了如何把政治挑釁和歷史冒犯“低烈度化”。意思要表達，國內右翼基本盤要照顧，惡意地歷史姿態要擺出來，可又不把事情做到安倍晉三2013年立即引發外交風暴的那種程度。

日本政府已經不再只是簡單地觸碰紅線，而是在試探紅線的彈性，在測量戰后秩序和歷史正義到底還能被壓縮到什么程度。

一個真正完成了歷史清算的政治體制，是不會反復玩這種邊緣試探的。

一個真正敬畏受害者記憶的國家，也不會讓首相和兩院議長在同一天，向這樣的場所送上供品。

2014年，高市早苗曾以總務大臣的身份參拜靖國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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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譴責，我們還應該做什么？

靖國神社問題一再傷害受害國人民感情，也不斷沖擊歷史正義底線和地區互信。

所有因靖國神社而持續受到冒犯和傷害的國家，絕不能只停留在外交抗議層面，而必須把應對升級為一項長期的制度工程，至少要推進以下三個方向。

其一，把靖國神社問題從外交摩擦，抬升為反美化戰爭罪犯的國際議題。

靖國神社議題常常被國際社會降格理解成“東亞歷史爭端”，但它的本質，不是什么地區情緒，而是日本國家高層以公共身份，接近一個把普通戰死者與甲級戰犯并置尊崇的空間，對戰犯進行事實上的榮譽性致意和象征性美化。

而國際上并不缺乏打擊這種做法的先例和規范。聯合國大會2025年通過第80/192號決議，繼續打擊美化納粹主義、新納粹主義及相關做法；聯合國人權高專辦2026年也圍繞相關議題向各國征集意見。

受害國真正應該做的，不是簡單復制歐洲議題，而是主動提出一個更普遍、更有穿透力的原則：任何國家權力人物，都不應以官方身份接近、美化或禮儀性致意于為侵略戰爭核心責任者保留榮譽空間的場所。

換言之，不是把靖國神社議題“地方化”，而是“國際化”“規范化”，把它納入聯合國人權、反種族主義、反法西斯記憶與戰爭罪行教育的討論體系之中。只有這樣，日本政府再一次對靖國神社有所動作，面對的就不只是鄰國的抗議，而是成體系的國際道義壓力和規范追責。

其二，推進“紀念基礎設施建設”，把亞洲受害記憶制度化，而不是只靠媒體熱點“續命”。

德國之所以幾乎不可能出現“總理去向納粹榮譽空間致意”的場景，不是因為德國人天然更文明，而是因為德國通過法律、紀念設施和國家身份塑造，構建了對納粹的“防線”。

德國戰后反思文化的關鍵，不是口號，而是把反思做成了制度，把恥辱感做成了公共教育，把紀念受害者做成了國家工程。2025年的一項最新比較分析就明確指出，德國的反思文化“錨定于法律、紀念與教育制度之中”。這對所有受害國來說，都是一個再清楚不過的啟示：

如果真想改變靖國神社議題在國際社會中的感知方式，就必須反過來把亞洲戰爭受害記憶同樣制度化。

要建設國際級紀念館，建立常設多語種數據庫，推出面向青少年的教學模塊，拍攝高質量英文紀錄片，組織巡回展，推動國際學術項目，要不厭其煩地推動亞洲戰爭傷痛真正進入世界公共知識體系。

最終要讓外部世界看到，靖國神社所刺痛的，不只是東亞幾個國家的民族情緒，而是20世紀世界歷史傷痛的重要組成部分。

它傷害的，也不只是幾個國家的外交面子，而是人類對侵略責任最起碼的判斷邊界和良知。

其三，推進“雙軌外交”，不要讓現實合作吞掉歷史追責。

今天的東北亞國際關系里，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是，很多國家一合作就不敢談歷史，一談歷史仿佛要把合作全掀翻。結果往往是，現實議題越來越大，歷史議題越來越輕，最后安全合作、經貿合作、科技合作一路向前，靖國神社這種本該成為紅線的歷史問題，反而被慢慢處理成日本不觸及時就“可以吞下去的刺”。

真正成熟的做法，不是二選一，而是雙軌并進。

安全合作歸安全合作，歷史追責歸歷史追責。

不因為需要地區穩定，就把靖國神社當成可以長期忍下去的羞辱；也不因為要談歷史，就讓一切現實合作全面停擺。

受害國真正應該形成的是一種默契：在現實合作領域可以務實，但在靖國神社、戰犯、美化侵略這些紅線問題上，必須年年有動作，次次有清單，件件有跟蹤。

不能讓日本政府反復得到同一個結論：只要合作議程足夠大，歷史成本就一定會被稀釋。

如果這個結論一再成立，那么4月21日這樣的動作，就絕不會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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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最后：靖國神社是什么？

它是一把尺子。

一把衡量日本國家權力層究竟如何看待侵略責任的尺子。

也是一面鏡子。

一面照出國際社會對不同受害者記憶究竟是否一視同仁的鏡子。

4月21日這一天再次證明，靖國神社在今天的日本，并沒有被真正放逐出國家政治的正當空間。相反，它仍被一些人當作一種可以調用、可以試探、可以向內整合右翼、向外測試反應的工具。

這件事最不能容忍的地方，不只是它再次發生。

而是它正在被越來越熟練地做成一種“低烈度冒犯”，做成一種仿佛可以被國際社會慢慢消化的動作。

如果德國絕不允許國家為納粹留下任何光榮化的紀念空間，那么世界也不該繼續容忍日本用更體面、更低噪音的方式，為戰犯保留尊嚴。

這不是狹隘的民族情緒。

這是任何民族對歷史創傷最基本的記憶能力。

也是任何文明社會對侵略責任最起碼的道德底線。

作者丨張思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