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如何反擊蒙古大軍？

眾所周知，明朝當蒙古騎兵長期對明朝進行劫掠，那明朝又是如何反擊的呢？

肆虐于宣大、薊州、遼東等地之時，明軍疲于奔命，敗多勝少；朝廷不得不耗費巨額的財力、人力來應對，造成了財政上的巨大壓力；老百姓也深受劫掠之苦。

為了能夠打擊蒙古，明軍也想過各種辦法來反擊，比如：搗巢、燒荒、趕馬等等。

所謂搗巢，顧名思義就是搗毀巢穴，蒙古大軍深入明境，那么明朝軍隊也可以深入蒙古，對其巢穴進行攻擊。

楊一清任陜西三邊總制時就搗巢上書朝廷曰：“驚擊散亂，擒拿老小，剿殺強壯，邀趕生畜。縱有徼幸逃命脫走者，冬則凍餓死傷，夏則困渴疲敝，自有不戰而亡。”（《楊一清集》卷8，《為預計兵機事》）

比較著名的一次是對豐州的攻擊。由于大同右衛屢屢遭受蒙古襲擾，明軍將士為了扭轉戰場上的頹勢，決定給予反擊，他們將目光盯向了豐州。

在大同右衛大邊之外，由玉林舊城往北，經黑河、二灰河一段約三百里，有一塊地方叫豐州。豐州被群山環抱，水草甘美，明朝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等在此筑城定居，建宮殿，甚為宏麗，并開墾良田數千頃。丘富等人教蒙古人制鉤桿攻城堡之法，明朝受其害。不僅如此，趙全等人還唆使俺答汗稱帝，嘉靖四十五年，趙全、李自馨等人派人運來大木，給俺答修建了宮殿，其中朝殿和寢殿七重，又建倉房三重，城上建滴水樓五重，繪上五彩龍鳳。又在土堡中建大宅一所，大廳三重，有兩座大門，再建東蟾宮、西鳳閣。這是按照明朝的建筑方式在給俺答汗修建寢宮，而趙全等人還在想辦法讓俺答稱帝，也許是工程的質量不過關，房梁掉下來，砸死了好幾名蒙古人，俺答為此心驚，不敢居住在里面。而趙全又建議俺答占據太原，實際上就是要占據城池，與明朝爭雄。趙全等人如此作為，明朝人對他們恨之入骨。

機會很快就來了，俺答引大隊人馬往西劫掠長達二年，只留了千余人在豐州守其老幼。并且，蒙古人不耐暑，每到夏天就要往北遷徙到大青山口外避暑，丘富等人則繼續在豐州居住。

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七月，大同總兵官劉漢與巡撫李文進、前總兵俞大猷共同策劃，決定利用這一時機突襲豐州，以消除明朝的一大威脅。他們派遣參將王孟夏、麻祿，游擊徐欽，把總捕兒害、葛奈，守備劉本經等53名將領，率領精銳士兵3000人迅速前進。劉漢則與副總兵趙苛、參將孫吳、鄭曉指揮重兵分三路出邊，在玉林隘口接應。王孟夏等人趁夜疾行，天亮前抵達豐州，發起突襲，斬首83級，俘獲67人，并放火燒毀了宮殿和房屋。當時趙全藏匿于一座土墩之上，麻祿指揮士兵挖掘土墩，已經挖塌了一半，但蒙古大軍此時趕到，明軍邊戰邊退，李自馨趁機逃脫。明軍擒獲了李自馨的弟弟李自橋及其母親胡氏，并繳獲牛、馬、駱駝百余頭，以及大量無法計數的器物。明軍渡過黑河后，蒙古騎兵緊追不舍，明軍分隊迎戰，邊戰邊退，最終與負責接應的部隊會合，蒙古騎兵才撤退。各路軍隊次日返回邊關，整個行動往返共耗時五日。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明軍連續搗巢。正月十六日，寧夏軍自清水營等處出邊，斬獲70級；二月初八日，延綏軍自白崖墩出邊，斬獲蒙古頭目哱羅臺吉及部屬124人，多獲牲畜、器械無數。臺吉在成吉思汗時期是皇子的稱號，后來逐漸變為成吉思汗后裔的通稱。元朝滅亡之后，明朝中后期，臺吉的稱呼開始泛濫，蒙古貴族皆可稱臺吉。即便如此，明朝斬獲的哱羅臺吉很顯然不是一個小人物。

搗巢是一個風險極大的軍事行動，要出邊數百里，地形不熟、敵情不明等都是風險所在，而且即便成功，蒙古騎兵的高度機動性隨時威脅著搗巢的隊伍。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總督翟鵬就派千戶大力赤率家丁通事盧大祥等300余人抵達豐州。可以看一下這個人員配置，大力赤，從這個名字猜測很可能是個投降過來的蒙古人，通事就是翻譯，這兩人率領300精銳去豐州搗巢。但在豐州并沒有發現敵人，于是從這300人中派出100名精銳往豐州城西北偵察，遇到蒙古牧馬者百余人，明軍隨即出擊，斬23級，奪獲馬千余匹，隨即返回。但還未入邊，蒙古騎兵就追上來了。明軍此時饑疲不堪，于是丟棄所有獲取的馬匹，奔還入邊，頗有損傷。

嘉靖四十年（1561年）六月，大同總兵官劉漢出邊搗巢。前文已經講過，劉漢在嘉靖三十九年成功地實行了一次搗巢，嘗到甜頭之后，他想要故技重施。但蒙古軍也吸取了教訓，劉漢所率將士、馬匹被蒙古騎兵趕入黑河中。事后，御史彈劾劉漢以及巡撫楊選、總督李文進。嘉靖帝對幾人只是稍加懲戒而已，并沒有重罰，因為搗巢一事本身就極具風險。

需要注意的是，朝廷對于搗巢一事的態度是左右搖擺的，并不是一邊倒地支持。在蒙古襲擾頻繁時，則主張搗巢；反之，則禁止搗巢。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正月，兵部尚書張瓚因為邊事緊張，就提出建議：當敵人深入明朝腹地之時，明軍中有全力搗巢者，應當給予重賞。嘉靖帝則回復說：出邊剿殺，初非舊制，且恐貪冒者或援此殺降邀功。今宜為約，虜深入，始許出邊，小警則止。（《明世宗實錄》卷257，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癸卯）嘉靖帝的回復中可以看出，他對于明軍出邊搗巢一事是十分謹慎的。他認為出邊剿殺，有可能引發冒功、殺降。如果蒙古大舉深入明境，那就可以去搗巢；如果只是小的襲擾，則不許。

在嘉靖帝的這個命令下，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蒙古十萬騎在七月二十五日自寧塞營入犯延安、慶陽、保安、安化、合水環縣諸處，殺掠男婦8044人，諸軍皆不能退敵。陜西三邊總督曾銑遣參將李珍趁夜出塞，劫其營帳，斬111級，生擒1人，蒙古大軍這才退去。

關于搗巢的爭議并沒有休止。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二月，總督宣大山西都御史李文進疏陳邊務第一條就說：春夏之際，是蒙古人馬匹最羸弱的時刻，適合舉兵搗巢。而兵部則立即表示反對：搗巢之議恐怕有些不周，輕舉妄動，沒有益處，反而會帶來危害，宜禁止。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七月，大同巡撫張邦彥條陳邊事時說：諸將中果有能搗巢邀擊、效勝戰場者，照例升賞，其所亡失不以為罪。（《明世宗實錄》卷536，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己酉）

這一條說的是搗巢如果發生了損失，也不處罰，實際上就是大力鼓勵搗巢。而這一次，兵部則同意了這個建議，因為嘉靖末期這段時間里，正是明蒙雙方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急需一些例如搗巢的軍事行動來打擊敵人。

可以看到，朝廷在關于搗巢一事上是左右搖擺的，這要從兩方面來考慮。

一方面，搗巢是對蒙古的重要打擊，蒙古屢屢南下，明朝不勝其擾，搗巢可以削弱蒙古的力量，在蒙古大舉入邊之時，打擊其后方，可以減輕正面戰場的壓力。

另一方面，明朝實行的是防御策略，利用邊墻、堡壘、墩臺等組成的防御體系來抵擋蒙古的進攻。搗巢是主動出擊，與明朝的防守策略相抵觸。對蒙古巢穴進行打擊，必然會引起蒙古的進一步進攻，所以在嘉靖十六年六月，兵部覆兵科都給事中朱隆禧條奏邊務七事中說：虜寇臨邊，尚未入境，官軍不得出兵搗巢，以啟邊釁。（《明世宗實錄》卷205，嘉靖十六年十月乙卯）

除了搗巢以外，明軍還有燒荒的策略。

所謂燒荒，就是在秋冬草枯之時，將長城外側的野草林木焚毀，一方面可以避免蒙古騎兵利用草木進行躲藏，便于明軍瞭望警戒；另一方面也可以斷絕蒙古騎兵草料，增加其后勤保障的難度。

山西巡撫韓邦奇曾經記錄了一件明軍燒荒的事。

十月初一日，鎮守總兵官劉淵統領坐營都指揮朱彬等官軍三千余人，前往中路青邊口堡燒荒。初二日卯時（5時——7時），就從中分了一支人馬出來，由本路參將都勛、守備操守官楊鉞、王勛、靳尚武、張輔等人率領，從本堡大變新臺西出境。此路由都勛領兵，前哨為朱彬等，到達地點之后，就令夜不收四散點火。當他們行至一個叫大莊窩的地方，南山溝內潛伏20余蒙古騎兵以煙霧作掩護，拍馬喊叫著沖出，明軍一片混亂。參將都勛不組織作戰，反而帶領騎兵，往東逃走，留下步兵，被蒙古軍一路追射，損失慘重。

戚繼光也曾率兵進行燒荒。隆慶四年（1570）十月二十六日，戚繼光統三屯等營官軍于喜峰口出關，至黃崖等處，督遣副將胡守仁、參將史綱等，分領精兵并夜不收為兩哨，且哨且行，或二三百里、四五百里，舉火將草木焚毀殆盡。

三邊總制王瓊記載嘉靖八年（1529）十月的一次燒荒：奉敕本邊官軍出境燒荒。（王）瓊恐所在主兵寡少，深入失利，行令調到延綏、固原兵馬防護出境。東自定邊營起，西至橫城堡止，東西三百余里，俱于十月初九日一齊出境。不但焚燒野草，因以大振軍威。（《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一輯）》，《北虜事跡》）

從中可見燒荒的規模是極大的，為了保證行動調集了三鎮兵馬，在東西三百余里的邊地上一起出境。

無論是在搗巢還是在搜荒之中，有一個詞反復出現：夜不收。

夜不收是明朝邊軍中的精銳，從事著難度高、風險高的哨探、劫營、傳事、燒荒等工作，因其長期在邊外活動，夜晚也不歸，故而得名。

對于夜不收的工作以及他們在戰爭中的作用，有文獻可以具體說明。楊一清在嘉靖初年任職三邊總制，他寫了一本《關中奏議》，大量記載了邊地的軍事情況，其中有一篇《斬獲犯邊達賊首級事》講到一場戰斗。

嘉靖四年（1525年）六月十一日亥時（19:00-21:00），水泉兒夜不收馬驥報告：本日遠遠望見蒙古五六百騎，趕馬牛四五百頭，從青山兒灣行來，往東行去。守備袁英獲知情報，立即出兵迎敵。

袁英領軍追至石板溝，與敵對戰，并差鎮羌堡隨馬夜不收徐鎮將自己的行動報告給上級。而石板溝夜不收尚禮報告：本日申時（15:00-17:00），前述蒙古騎兵驅趕牛馬，從鎮羌河行來，徑奔柏楊溝出境去。

三個夜不收，已經將明蒙雙方的行動偵察得一清二楚。

情報如此清晰，楊一清就和游擊嚴鎧商議后決定：一面差人調取馬匹，收攏人畜，堅壁清野；一面行調紅城子守備楊和統兵前來同本城匯合。

十二日寅時（03:00-05:00），楊一清等人統兵2600名去抄敵人歸路。本日申時（15:00-17:00），兵至火牌水，孤頭嘴夜不收羅文秀來報：敵人正行至小水兒飲馬。根據這個情報，明軍夜馳至常山兒。

三更時分，原差夜不收李玄、彼哨夜不收錢亨一各自來報：瞭望到敵人在紅嘴兒河住歇。楊一清同游擊嚴鎧將兵分為左、右兩哨出擊，黎明時分，迎遇敵人五六百騎，雙方交戰，戰至巳時（09:00-11:00），敵人退去，明軍害怕伏擊，也開始向邊城方向退去。而襲蹤夜不收馬真等報，敵人奔往回水，徑透土豹嶺而去。

在這場戰斗中，至少出現了7名夜不收，分別是：水泉兒夜不收馬驥、鎮羌堡隨馬夜不收徐鎮、孤頭嘴夜不收羅文秀、石板溝夜不收、原差夜不收李玄、彼哨夜不收錢亨一、襲蹤夜不收馬真。水泉兒、孤頭嘴、石板溝這類很顯然是地名，是按照區域派出的夜不收，這類夜不收就負責該區域內的情報、警戒工作。而彼哨、隨馬、襲蹤很顯然是夜不收工作的詳細分類，比如襲蹤就是負責尾隨敵人，偵察敵情。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明朝的夜不收對于戰場影響是重大的，而且在不同地點、不同職能分工的夜不收共同保障著明軍整個作戰全過程。

情報對于戰爭的影響是巨大的，如果情報出現錯誤，后果不堪設想。

這里舉一個因為情報失誤導致戰敗的例子：嘉靖八年（1529年）十月，盤踞在河套的蒙古騎兵從瓦窯墩南口入寇寧夏，逾賀蘭山，眾達六七千騎。而明軍派出的諜者沒有完全看清蒙古大軍，就趕緊向邊軍報告蒙古只有300余騎。總兵杭雄率騎兵3000出平羌堡，與蒙古軍遭遇，蒙古軍先以老弱來戰，接著佯裝敗走，把明軍引入了埋伏，明軍大敗，死92人，傷者78人，丟失馬700多匹，器械甚眾。

我們將嘉靖八年杭雄和嘉靖四年楊一清的兩次作戰進行對比就會發現，夜不收搜集的情報會對戰場的態勢有著重大的影響。

而夜不收所要承擔的工作是比較復雜的，由于其本身就是軍中精銳，很多任務都會分配到他們頭上。嘉靖帝曾經下令：陜西、山西總督諸臣招選降胡通事及將官驍勁家丁、夜不收3000人，令一勇將官統之，扮作胡人乘夜混殺。

不僅如此，夜不收甚至還要擔任對內平叛的任務。

遼東自嘉靖十四年兵變，只處理了首惡，對余者不問，于是軍士時有不逞之心。嘉靖十八年遇到饑荒，廣寧衛達軍佟伏與軍丁于禿子、張鑒等都是彪悍之徒，他們糾惡少40余人，在朔日之夜，鼓嘯倡眾為亂，但城中人卻無人響應。他們想要逃出城去，卻拿不到門鑰，于是登樓鳴鐘鼓，意圖造成混亂。總兵馬永率家丁、夜不收300余人來戰，斬40級，生擒2人，無一人逃脫。

從這里可以看出，夜不收作為明軍中的精銳力量，他們承擔的任務雖然主要是哨探和傳遞情報，但其他很多事情都需要他們去做。

這也意味著夜不收的工作極度危險，所以戰死也是常有的事。在《明實錄》里，我們常能夠看到朝廷為戰死的夜不收進行嘉獎，比如嘉靖八年十月，朝廷一次性嘉獎慶陽、甘州等衛偵察敵情而被殺的夜不收155人，他們的兒子都得以實升一級。嘉靖三十五年，朝廷嘉獎在甘肅邊外夾山墩等處戰死的夜不收脫仲祥等59人，他們的兒子全部升職一級。

另外一方面，夜不收也有著雙面性。夜不收長期出邊，尤其是一些人本身就是通事，能夠與蒙古人自由交流，他們很多與蒙古人進行交易，甚至成為蒙古人的向導。大同總兵仇鸞曾說：“我之墩軍、夜不收往往出入虜中，與之交易，久遂結為腹心。”（《明世宗實錄卷》卷364，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