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跨大西洋的“拉票”：聯合國和拉美能否各自抓住“機會”

2026年4月16日到21日，巴西總統盧拉前往歐洲，訪問西班牙、德國和葡萄牙。除雙邊議題外，此行一項關鍵任務，是為智利前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爭取國際支持，以競逐下一任聯合國秘書長一職。該動向不僅涉及聯合國內部權力分配機制，也折射出拉美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訴求。同時，由于盧拉和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之子小博索納羅的支持率已然不相上下（今年10月巴西將舉行總統大選），盧拉在總統大選選情告急的情況下高調介入聯合國秘書長選舉，將深刻影響巴西大選乃至巴西與中國，甚至與拉美國家之間的關系。

當地時間2026年4月19日，德國漢諾威，弗里德里希·默茨與巴西總統盧拉·達席爾瓦在 Herrenhausen 宮出席第三屆德巴政府間磋商的巴西總統歡迎儀式，儀式伴有軍事榮譽環節。視覺中國 圖

誰能當秘書長？聯合國遴選機制與“拉美機會”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97條，聯合國秘書長應由大會根據安理會的推薦予以任命。秘書長的產生一般遵循既定程序：第一步，提名候選人，由各成員國通過致函聯大主席和安理會主席的方式完成提名；第二步：安理會推薦。此步驟最為關鍵，15個理事國通過多輪非正式投票的方式做出決議，向聯合國大會推薦一名候選人。候選人需要獲得至少9票支持，且5個常任理事國均不行使否決權。最后，由聯合國大會進行表決確認，通常以協商一致或形式性投票方式通過。

在實踐中，聯合國秘書長的選舉還存在一些慣例：第一，“地區輪換原則”，即通常由亞洲-太平洋區、非洲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區、東歐區、西歐和其他國家區五個不同區域的人士輪流擔任；第二，“大國回避原則”，即候選人一般不來自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此外，近年來，聯合國秘書長選舉愈發重視性別平等。由于迄今為止尚無女性擔任過這一職務，第80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安娜萊娜·貝爾伯克呼吁各國提名女性候選人。

在此情況下，巴切萊特的參選被視為具有標志性意義。聯合國成立至今已有9位秘書長，但只有一人來自拉美地區。自秘魯外交官德奎利亞爾于1991年卸任秘書長以來，來自拉美地區的人選已有35年未能成功出任聯合國的最高領導崗位。由于“地區輪換原則”，下任秘書長來自拉美地區的幾率大大增加。而巴切萊特被認為有機會打破歷史，成為聯合國首位女性秘書長。2026年初的民調顯示，超過六成受訪者傾向于由女性出任下一任秘書長。在外交官和專家群體中，巴切萊特同樣擁有高達40%到50%的支持率。

巴西總統為何為智利前總統“拉票”？

盧拉對巴切萊特的支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巴切萊特個人資歷完整。巴切萊特曾擔任智利總統，又出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盧拉曾在社交平臺稱她“完全具備成為首位領導該組織的拉丁美洲女性的所有條件，能夠推動和平、強化多邊主義，并將可持續發展重新置于國際議程的核心位置”。

其次，巴西對聯合國體系運行現狀長期不滿。盧拉曾批評安理會在加沙、烏克蘭等沖突中形同“癱瘓”，認為當前結構削弱了聯合國的政治影響力，使其喪失“道義權威”，少數大國壟斷否決權，阻礙和平行動推進。因此，盧拉一再強調應推動安理會改革。

再者，從歷史上看，除秘魯外交官德奎利亞爾曾擔任聯合國秘書長之外，拉美國家也有多位外交官在聯合國高層崗位任職，如厄瓜多爾外交官埃斯皮諾薩曾擔任第73屆聯合國大會主席。然而，從整體結構看，這些職位多集中于聯合國大會、專門機構或議題性崗位，真正掌握全球議程協調與大國斡旋權力的秘書長職位，則長期對拉美地區“相對關閉”。這種“有參與、少主導”的格局，使拉美國家逐漸意識到，其在聯合國體系中的代表性，與地區體量與政治影響力并不相稱。因此，推動本地區候選人進入更高權力層級，提升自身代表性和話語權，成為近年來拉美各國外交的重要目標之一。

此外，對巴切萊特的支持也符合盧拉政府一貫強調多邊主義和提升“全球南方”話語權的主張。在競選格局中，來自阿根廷的候選人格羅西被普遍視為更接近西方立場，支持巴切萊特亦被視為一種平衡西方影響、提升新興國家話語權的現實策略。這既能擴大拉美的整體影響力，也有助于在聯合國內部塑造更有利的發展議程與政策環境。這一舉措不僅是巴西的外交選擇，也體現出在國際秩序演變中，以拉美各國為代表的南方國家在國際組織中打破西方領導壟斷地位的訴求。

換言之，盧拉總統對巴切萊特的支持，不僅是對個體候選人的背書，更是將安理會改革訴求、地區影響力擴張與全球南方議題相結合的主動外交布局。

盧拉的“拉票外交”能撬動多少支持？

盧拉此行選擇西班牙、葡萄牙與德國作為目的地具有清晰的戰略指向。西班牙與葡萄牙與拉丁美洲在語言與歷史上聯系深厚，長期在歐盟內部扮演拉美事務“溝通橋梁”的角色，對相關議題具有較高敏感度與話語權，能夠為拉美候選人提供政治背書并放大地區聲音。

當地時間，德國漢諾威，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與巴西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攜夫人夏洛特·默茨（右）和雅尼婭·盧拉·達席爾瓦（左）在 Herrenhausen Palace 合影。視覺中國 圖

西班牙是4月18日舉行的“捍衛民主論壇”（Forum de Defesa de Democracia)的東道主，該論壇的核心議題之一即是聯合國秘書長繼任問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與盧拉同為進步派領袖，盧拉將與多位左翼領導人同臺亮相，為巴切萊特拉票。峰會在多邊議題上強化立場，理念同頻的政治背書將為巴切萊特爭取關鍵支持。葡萄牙作為巴西的前宗主國，在殖民時期塑造了巴西的制度框架與文化結構，葡萄牙語至今仍是連接兩國最重要的紐帶，使雙方在多邊議題上更易形成默契。

德國作為歐盟核心國家，在全球治理、制度改革及多邊議題上具有更強影響力。盧拉出席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不僅促進巴西與歐洲在產業和技術的合作，也可借助這一全球平臺提升其在多邊議題中的可見度。

通過“南歐的情感紐帶與中歐權力核心”的組合路徑，盧拉試圖構建橫跨大西洋的支持網絡，在聯合國秘書長競逐尚未正式展開前，完成一輪關鍵的外交動員。

當地時間2026年4月18日，西班牙巴塞羅那，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與巴西總統盧拉·達席爾瓦出席在巴塞羅那國際會展中心舉行的全球進步動員大會。視覺中國 圖

需要指出的是，盧拉的“拉票外交”即使可以贏得西、葡與德國等歐洲國家的支持，將“拉美女性候選人”的議題推入全球討論視野，為巴切萊特“加分”，但這并不足以決定結果。根據遴選機制，聯合國秘書長人選最終由安理會推薦。決定性因素仍掌握在五個常任理事國手中，大國博弈的不確定性構成關鍵變量。因此，候選人不僅需要獲得廣泛地區支持，還需要在“具備代表性”與“對各方無威脅”之間取得微妙平衡。

以美國為例，有共和黨議員公開敦促特朗普政府在聯合國安理會動用否決權，阻止巴切萊特競選下一任聯合國秘書長，理由是她在擔任智利總統期間支持墮胎權，以及在一些議題上沒有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此外，美國一些政界人士還強調不應受地域因素限制來遴選人才。這一主張引發廣泛爭議，被解讀為試圖打破傳統，推選更符合美國戰略利益的候選人。相比之下，美國更傾向于親西方的阿根廷候選人格羅西，這讓巴切萊特面臨一票否決的風險。在“五常”擁有否決權的規則下，即便盧拉力挺、歐洲和拉美部分國家支持，能否突破大國博弈的不確定性，仍是其競選路上的未知數。

除此之外，巴切萊特的聯合國秘書長之路還面臨兩大不確定性：第一，右翼智利政府撤回支持。此前，巴切萊特的競選得到了智利、巴西和墨西哥三國的支持，但極右翼政客卡斯特就任智利總統后，于2026年3月撤回了左翼前總統博里奇對巴切萊特的支持。盡管巴切萊特仍可依托巴西和墨西哥維持參選資格，但是候選人通常依賴母國作為主要外交動員主體，在聯合國內部開展系統性游說與協調。失去本國背書意味著外交資源與政治資本的減少，也釋放其競爭力下降的信號。

第二，目前拉美地區有巴切萊特（智利）、甘巴（阿根廷）、格羅西（阿根廷）和格林斯潘（哥斯達黎加）四位秘書長候選人，該地區未能就候選人達成共識。雖然“地區輪換原則”仍有影響力，且拉美地區已有35年無人當選聯合國秘書長，然而四個候選人在來源相同的情況下，無人可以將“來自拉美”作為一種身份優勢。

當地時間2026年4月21日，葡萄牙里斯本，巴西總統盧拉·達席爾瓦在圣本托宮與葡萄牙總理路易斯·蒙泰羅尼會面。視覺中國 圖

這場選舉對中拉關系與國際格局的影響

盧拉為巴切萊特競選聯合國秘書長拉票的行動，不僅是地區層面的外交行為，還可能對中拉關系和全球治理產生更廣泛的影響。同時，盧拉此次外交行動也與即將到來的巴西大選息息相關。

第一，就中拉關系而言，盧拉政府對于多邊主義的強調和提升南方國家話語權的主張與中國的全球治理理念相契合。這為中拉關系從傳統的經貿合作，進一步拓展至多邊制度與全球治理層面提供了空間，使“南南合作”不再局限于雙邊或區域層面，而開始更多地體現在對國際規則與話語體系的塑造之中。

盧拉在今年大選中遭到了極右翼候選人小博索納羅的強有力挑戰，選情宣告危急，此番關乎聯合國秘書長選舉的外交行動或可提升盧拉政府的外交形象，塑造一個“有影響力的大國”形象，提升盧拉在國內選舉中的支持率。由于小博索納羅與特朗普交好，盧拉若能憑借外交成績在大選中贏得優勢并最終勝選，對于穩定中巴關系具有決定性意義。

第二，助力聯合國改革。以拉美地區為代表的全球南方新興經濟體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影響力不斷增強，但是制度性話語權仍不足，“權力-制度不匹配”削弱了多邊主義的有效性與公平性，再加上在加沙、烏克蘭等重大沖突中，安理會屢屢陷入分歧與僵局，其調解與行動能力受到質疑，對聯合國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盧拉推舉巴切萊特參選，雖然不能一蹴而就地解決現階段聯合國存在的問題，但是有助于提升拉丁美洲在聯合國權力結構中的代表性，促進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多邊主義，凸顯南方國家的聲音。同時巴切萊特的女性身份也契合了聯合國近年來強調性別平等與包容性的價值導向，體現治理理念的更新。同時，小博索納羅所代表的極右翼保守勢力，預計在諸多國際話題中與特朗普政府保持同調，如果盧拉左翼政府支持的巴切萊特能夠成功當選聯合國秘書長，并且盧拉能夠成功阻擊極右翼勢力在巴西上臺，這對聯合國內部局勢的穩定，將大有作用。

三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當前國際面臨地緣政治沖突、大國博弈等不穩定因素，治理赤字日益加深，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訴求。目前全球治理體系未能反映國際經濟力量對比的深刻演變，規則制定權主要由發達國家主導，西方國家在議程設定和投票決策過程中占據絕對優勢，常常忽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關切。盧拉支持巴切萊特參選之，其核心不只是競爭一個職位，而是通過提升發展中國家在核心職位的存在感，推動議程設置更加關注發展、公平與南南合作，使南方國家通過制度性團結在關鍵議題上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和主動性，從被動的“規則接受者”向主動的“議題提出者”轉變。

當前，拉美各國在各自國內大選之后，大規模出現親美右翼政權，“唐羅主義”順勢攻城陷地，左翼勢力出現士氣低落的情形。在這個時候，一位來自左翼的聯合國秘書長候選人在一位左翼發展中大國總統支持下，若能成功當選，將有助于提升左翼陣營的士氣，避免出現“全線飄藍”的右翼獨霸局面，從而為國際局勢增添更多傾向“全球南方”的力量。

[沈曼，葡萄牙里斯本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高等學院碩士研究生；李晨，西南科技大學拉美研究中心講師、巴西圣卡塔琳娜聯邦大學（UFSC）法律科學中心博士后。本文受國家留學基金委2024年青年骨干教師出國研修項目資助，編號20240939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