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從燕東園到燕南園

文|薛原

徐泓的《燕東園左鄰右舍》給我的印象很深，這次在青島來杭州的高鐵上，我手邊拿著的就是這本書。與兩年前初讀不同，這次只揀著我印象深或者說引起我興趣和聯想的段落細細沉浸其中。

譬如徐泓敘述的關于金岳霖先生的細節——

徐泓說，金岳霖獨身，只帶著一位廚師住進了燕東園。那時候把廚師叫大師傅。一般為留學歸來的教授服務的廚師都是中西餐全能，金家大師傅烤的面包非常好吃。徐泓的這段敘述，讓我眼前一亮，在之前關于金岳霖的描述和逸事里，還沒有讀到過描寫金家大師傅的文字。也才反應過來，在當時的教授家里，大多有著自家的廚師和傭人。而接下來的描寫，又傳神地勾勒出了金先生的另一面：“燕東園草木深深，盛產蛐蛐。滿園子的男孩子都喜歡捉蛐蛐斗蛐蛐。他們意外地發現金岳霖先生竟是玩蛐蛐的高手，不過他可不是在園子里滿世界地捉，而是到城里蛐蛐市場上買，回家再和蟋蟀玩家們一起琢磨怎么養，怎么斗。”而且，金家養蛐蛐的幾十個大號的澄漿罐也十分講究。后來，金先生搬離了燕東園、搬進了城里，他的那些精致的蛐蛐罐也一個不剩跟著搬走了。

關于金岳霖搬離燕東園的緣由，徐泓也做了細致鉤沉梳理——她后來聽說了金先生與林徽因的故事，再回憶起金先生住在燕東園的時候，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先后住在清華園新林院8號和勝因院12號，兩家往來雖然不像在城里住前后院那么方便，但北大幾處教職工宿舍還數燕東園距離清華園最近，只有一條馬路相隔。1955年4月，林徽因病逝，金岳霖先生以一副廣為流傳的挽聯為她送行：“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不久，他就離開了燕東園，到城里住了。

傳言說金先生搬家的原因是林徽因不在了，但徐泓查閱了相關文獻后發現，與金先生同一時間搬出燕東園的還有好幾家，例如蔡儀、潘家洵、何其芳、羅念生和賀麟先生等。“這是因為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建立了學部體制，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為四個學部之一，下設七個研究所，上述諸位學者陸續被調至各所任職。1957年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從中國科學院所在地中關村搬出來，遷至建國門內貢院一帶辦公，于是這些先生們也脫離了北大，隨之搬進了城里安家落戶。”

燕東園里先生們書房自然也成了景觀，尤其是何其芳先生和馮至先生家的書房。徐泓說，在她的記憶里，燕東園各家主人的書房都是不讓孩子們進去的，但她為了借書看，進過何其芳家和馮至家的書房，因為他們各有一個女兒和她是同齡小姊妹。在她印象里，馮至家的書房更像圖書館，滿壁都是高大的書柜。而且馮家幾乎每一個房間——客廳、飯廳、臥室——都放著書柜和書架。何其芳家的書房她更是熟悉，因為她小時候放學后，常去何其芳家，與何其芳的女兒何三雅一起做作業。她喜歡到何家做作業還有個原因：何家有一個大書報架，上邊擺滿了各種期刊、報紙，像個小圖書館，吸引她的是架子上的《北京文學》《外國文學》……

何其芳女兒何三雅后來對徐泓說，他們家與其說是可以享受天倫之樂的場所，還不如說是一個大書庫，他們兄弟姐妹注定了在書柜之中誕生，在書柜之中成長。何其芳曾自豪地寫道：“喜看圖書陳四壁，早知糞土古諸侯。”何其芳的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從小置身這樣一個大書庫里，其兒女的感受卻并不一樣。何三雅說：“我們多么羨慕我們的同學、鄰居家，我們覺得一個溫馨的家應該是充滿陽光，窗明幾凈。而在我們家里，從地板堆向天花板的書柜，使我們有一種擁擠、局促感，空氣中總彌漫著某種令人不快的、舊書的氣味。”

與金岳霖、何其芳、馮至等先生相比，徐泓描述的燕東園里的其他先生中，有些對我來說是陌生的，例如林啟武先生。正是從徐泓的介紹里，林先生的形象才豐滿真實起來：1907年出生的林先生是泰國華僑，1924年回國于廣州讀中學，1927年考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后，學校因為他出眾的體育天賦，讓他留校擔任體育教師。他不愿意放棄專業，在教體育的同時繼續攻讀社會學，獲得了碩士學位。1935年燕京大學送他赴美留學，三年后獲得哥倫比亞大學體育學碩士學位。他回國后仍在燕京大學擔任體育教師，再后來，他就成了北京大學的體育教師。

在徐泓他們這些晚輩眼里，林先生是一位體育健將，中等個頭，清瘦精干，腰板筆挺，膚色微黑，雙目有神，好像什么運動項目都會。但實際上，徐泓說，林先生竟是一位癌癥患者。1952年林先生在一次運動中傷了跟腱，打著石膏，做檢查時，發現他患有直腸癌。手術雖然很成功，但從此腸胃改道，在腹部切口造瘺排便。不過，這并不影響林先生的日常生活和體育教學，他一直工作到80歲才退休，而且活到了104歲。

這一陣客居杭州遠郊，除徐泓的《燕東園左鄰右舍》，我還帶來了《燕南園往事》。從燕東園到燕南園，互相參照對比閱讀，也是又一次遠望燕園里的人物風景。《燕南園往事》里的先生們自然也值得細細品讀，不過，有一位并非教授先生的小人物卻給我印象深刻，這就是湯雙在《燕南園童年往事》里回憶的花匠洪大爺：

“他的樣子看起來有點嚇人，駝背，還瞎了一只眼睛，說起話來聲音沙啞。除了我們家，他還兼管馮友蘭先生家和褚圣麟先生家的花園。洪大爺好像很偏愛芍藥，沿著墻根種了許多。天暖和的時候，他常常拖著一根膠皮管澆花、澆草地，我們就跟在他周圍玩水……洪大爺不像燒鍋爐的劉大爺，他雖然沉默寡言，但從來不因為我們在那兒調皮搗蛋而轟我們走。秋天，他會把落葉掃到一起，堆成一大堆燒掉……洪大爺離去得很突然，誰都不知道他是為什么走的。接替他的是賈大爺，但我們都不喜歡他，他不但不讓我們玩水、玩火，草地和花也管得不如洪大爺。那個花壇就是賈大爺在時消失的。”

湯雙的父母是湯一介和樂黛云，他爺爺是湯用彤先生。他回憶小時候在燕南園里常一起玩的小伙伴有周培源先生的兩個外孫、王力先生的小兒子、侯仁之先生的小兒子，還有陸平校長的小女兒……這兩本書里，大人的書齋與大人的榮辱，孩子的頑皮與孩子的失落，都被一頁一頁地記下。它們拼湊起來的，不只是一座學府的側影，更是一個時代的體溫——那些先生們隔著書柜看兒女，兒女們隔著書柜看外面的陽光。何其芳的女兒說得直白，卻也叫人心里一動；而花匠洪大爺沉默寡言的身影，反倒比許多教授的傳記更叫人記得住——歷史有時就是這樣，最動人的部分往往不在主角的臺詞里，而在角落里那一句“誰都不知道他是為什么走的”。

從燕東園到燕南園，那些小樓還在，草木也還在，只是住在里面的人換了一茬又一茬。這些來來往往的故事仿佛就藏在草木深處，只要還有人記得，便自有它們的去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