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女兒陳子美，85歲在美國險被趕出屋，解困后稱還是中國人好

1982年春天，紐約皇后區雷哥公園的房產登記處來了一位頭發花白的華裔老太太。她顫顫巍巍地在購房合同上按下指印，那套面積不足六十平方米的合作公寓，是她用多年攢下的15000美元買來的。買房那一刻，她以為終于能夠停下來，安度余生。

好景不過十年。1991年，老人因病住院，回家后發現積蓄被洗劫一空。她低頭清點只剩的一點鈔票，喃喃道：“這下可真難了。”從此，月租、醫藥費、生活開銷樣樣捉襟見肘。1993年起，連每月400多美元的公寓管理費都拿不出手，欠款很快累積到14000美元。1997年8月26日，紐約州皇后區法院開庭，公寓管理公司請求法官將這位85歲的老人趕走。媒體蜂擁而至，她被攙扶著走進法庭，記者鏡頭里那張瘦削卻倔強的面孔，引出一段塵封已久的往事。

老太太名叫陳子美，生于1912年，是陳獨秀最小的女兒。與父親的關系，外人看來親密，實則復雜。上海老宅的書房，洗墨池旁的小凳子常年為她預留；父親寫作時，她鉆到桌下偷拿芝麻餅啃得滿口香。然而，革命年代風急浪高，家的感覺轉瞬即逝。

1925年，陳獨秀與高君曼十五年的伴侶關系走到盡頭。高君曼帶著13歲的子美和弟弟鶴年離開上海投奔南京親戚，住的是漏雨的草屋。子美很快明白，飯碗要靠自己端。她報名讀職業學校，白天在藥房打工，晚上學習婦產科。父親偶爾寄來一點錢，時有時無。

1931年冬，母親病死，陳子美不足20歲就成了“家長”。她想起獄中探望父親時的場景。陳獨秀隔著鐵欄桿沉聲說：“孩子，做事要看長遠，別只顧眼前。”那年，她戀愛了。男方名叫張國祥，已三十而立，儀表堂堂，在上海一家銀行工作。獄中初見時，父親鐵青著臉：“太年輕，不可輕許終身！”少女的倔強被徹底點燃，轉身而去。

婚后不久，命運開了玩笑。1936年春，張國祥帶回一位“表妹”與孩子當保姆。幾天后，“表妹”亮出結婚證，她才知道丈夫早有原配。雙重打擊讓她悔恨不已，卻已騎虎難下。怒吵、眼淚、分分合合之后，戰爭爆發將一切卷走。

1939年重慶大轟炸，陳子美抱著孩子倉皇躲進防空洞，炮火聲震得耳膜生痛。再次清點家人時，三歲小女兒已在人潮中失散。那份空缺，終生無法彌補。戰火平息前后，她與張國祥徹底分開，四個子女留給前夫撫養。她只身回到上海，靠接生技術混一口飯吃。

1950年代，上海進入新局面，陳子美卻背起行囊南下廣州。那時，她已與開推土機的李煥照再婚，并生下兩個男孩。日子雖緊，卻也算平靜。鄰里記得，這個戴黑框眼鏡、說話帶著京腔又混雜南京味的婦女，每晚挑燈批改掃盲學員作業，常把自己累得直不起腰。

1970年，她攜幼子赴香港，白日做紗廠工人，夜里替人寫信補貼家用。三年后，她漂洋過海到加拿大，在華人醫院做助產士，隨后自辦小型產院。醫生、保姆、縫紉女工，她什么都干，就是不肯伸手求人。直到移民美國，年過花甲仍替孔祥熙之子孔令杰料理家務，工資不高，卻可以供兩個兒子上大學。

然而親情的投資收效甚微。小兒子搬走后音訊寥寥，老人面對空蕩的公寓，常嘆“我沒有兒子”。1997年，房貸官司一出，陳子美被迫向報社透露身世。《世界日報》當天的頭版標題觸目驚心：“陳獨秀之女紐約陷困境”。消息傳回國內，中國駐紐約總領館官員登門慰問，并留下聯系電話。陳獨秀研究會迅速發動募捐，隨后“中華海外聯誼會”匯去9000美元，幫她繳清欠款。那一天，老人握著支票反復念叨：“還是中國人好。”

這一聲感慨，穿越了半個世紀的漂泊。與此同時，中國的兩個女兒張樹儀、張樹德在報紙上看到報道，幾乎不敢相信。她們自知身世，卻無法確認母親生死。得知消息后，經有關部門協助，姐妹倆終于撥通了紐約的國際長途。電話那端傳來沙啞卻熟悉的方言：“樹儀？樹德？真的是你們嗎？”僅此一句，哭聲代替了言語。

遺憾的是，跨越太平洋的母女相逢止步電話線。陳子美年事已高，健康每況愈下，醫生不建議長途飛行。2004年2月25日，她因呼吸衰竭被送入圣約翰醫院。病房里沒有親人，只有護士偶爾替她調整呼吸機。4月14日下午4點，92歲的她在昏睡中靜靜地合上眼睛。

回望陳子美的一生，從上海弄堂到紐約公寓，命途可謂顛簸。她是陳獨秀的女兒，卻并未享受過榮光；革命年代的炮火與家庭的背棄，磨去了少女時代的天真，卻沒能抹掉骨子里的堅韌。也正是那份堅韌，讓她在晚年最艱難的時刻，仍愿意告訴世界：“我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