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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天邊》,品讀兵團一代人的精神史詩
文/袁野
當少年八分站在中原大地的紅薯地里,仰望蒼茫遼遠的天空發出“天邊在哪里”的追問時,一個關于成長、理想、青春、苦難、奮斗與堅守的故事悄然拉開帷幕。
正如評論家謝有順在《靈光消逝年代的文學講述》中提到:“張者的名字是和《桃李》聯系在一起的。”《天邊》的出版,讓張者的名字和兵團、和新疆有了更深的聯結。如果說張者早期的“大學三部曲”——《桃花》《桃李》《桃夭》是對經濟轉型時期知識分子精神困境的文學探索,那么從《老風口》開始,他將文學視角轉向自己的第二故鄉——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更準確地說,作為兵團二代,這顆文學的種子早在張者心中埋藏了十余年甚至更久,這從長篇小說《天邊》結尾的創作自述中可見端倪。在我看來,此書是張者十年磨一劍的匠心之作,亦是他創作生涯中又一次的精神飛躍。
與《老風口》聚焦兵團一代,即張者父母輩的創建者故事不同,《天邊》將更多筆墨投向了兵團二代,也就是張者同代人的成長歷程。因此,在《天邊》的創作分享會上,不少讀者都在問同一個問題:這部作品是否帶有自傳性質?小說中姚遠(即八分)的經歷是否就是作者本人的經歷?讀者的廣泛熱議、評論家的多元解讀,無疑都是對《天邊》文學價值的肯定。
長篇小說的開篇往往奠定了整個故事的敘事基調。《天邊》的開頭用一問一答直入主題:“天邊在哪里?天邊在天山的邊上。”這兩句對話“草蛇灰線,伏脈千里”,在所有情節尚未鋪展時,就以少年八分心中的困惑牢牢抓住了讀者。1974年初冬的一個早晨,10歲的八分離開了河南趙家莊,獨自踏上前往新疆的千里尋親路。讀者跟隨著他的腳步輾轉奔波,直到他平安抵達新疆,懸著的心才終于落地。在新疆,八分結識了同為兵團二代、年齡相近的李軍墾和黃建疆,故事就此以三個少年及一群兵團孩子的成長為經緯,串聯起三代兵團人的命運交織。張者用深情鮮活又帶著些許諧趣的語言,結合翔實的史料與飛揚的想象,以虛實交織的敘事策略刻畫歷史現場與人物內心,不僅還原了那段艱苦卓絕的墾荒歲月,更以貼近民間的煙火視角,描繪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的恢宏畫卷。這部近42萬字的厚重之作,既是一部跨越半個世紀的邊疆創業史與心靈史,更是一代人用青春熱血澆筑從荒漠變綠洲的生命贊歌。
一、“大”事“小”說:日常敘事的歷史穿透力
《天邊》最獨特的魅力在于“大”題材搭配“小”切口。這里的“大”有兩層含義:首先是歷史背景之“大”。新疆地處西北邊陲,新中國成立初期,駐疆部隊既要守護邊境線安全,又要面對新疆生產力低下、后勤供給不足的現實困境。1954年,中央借鑒“屯墾興則邊疆寧”的歷史經驗,組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這是鞏固邊防、開發建設新疆的重大戰略舉措。兵團人將愛國情懷落在實處,用雙手建設邊疆、守護身后的萬家燈火。
本以為這樣的宏大題材,會以蕩氣回腸的史詩筆觸呈現,但通讀全書后會發現,張者將兵團的神圣使命與宏大歷史設置為安靜的背景板,把鏡頭對準了兵團二代充滿煙火氣的日常成長。全書中只有姚桂喜在“四十四”連隊因淡水問題動員時,有一段發自肺腑的發言:“我們干革命不怕吃苦……我們吃苦是為了子孫后代不再吃苦,讓廣大人民群眾過上甜的生活。”其余大部分敘事,都圍繞著少年們的生活細節展開。
書中對姚遠、黃建疆、李軍墾三人友誼的刻畫尤其細膩:“身后有天山的雪峰見證,從此建立起如雪山一般的純潔友誼”“他們誰也不嫌棄誰,惺惺相惜,成了好朋友”。結合人物年齡與作者的兵團二代身份,讀者難免會猜測書中帶有作者的個人經驗投射,而這種高度融入個人記憶的書寫姿態,也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產生了天然的真實感與強烈的代入感。在張者的早期作品《桃李》出版時,評論家王干就曾在《人文的呼喚與悲鳴》中指出,《桃李》采用了獨特的“零距離”敘事方式:小說中的第一人稱“我”沒有具體身份、性別、姓名,卻能作為親歷者和旁觀者出現在所有場景中,讓敘述緊貼人物行進,實現了高度的敘事自由與真實感。顯然《天邊》延續了這種敘事風格,貫穿創作的“零距離”敘事美學,讓張者形成了極具個人標識的文學審美辨識度。
“大”的第二層含義是新疆地域之“大”。新疆的面積之大與小說中故事原點“一碗泉”的“小”形成了鮮明對照:當年駐疆部隊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瑪干沙漠、翻越冰達坂的壯烈征程,與戰士們扎根戈壁后住地窩子、墾荒造林的具體日常形成反差;從最初寸草不生的荒漠,到后來建設成有“戈壁明珠”之稱的石河子,這種“小”與“大”的對照貫穿全書。過去我們對兵團的認知往往是宏大而抽象的,張者用沉入生活肌理的講述,用水源短缺、治沙固沙的具體細節,填補了這些認知縫隙,讓“荒漠變綠洲”的奇跡從口號變成了可感知的真實歷程。
張者在創作分享會上曾提出:“小說不是‘大說’,大歷史、大事件、大道理有太多人在寫,我們寫小說就是從小處說。”《天邊》正是以這種以小見大的貼地視角,讓兵團精神從歷史課本中走了出來。作者潛入10歲少年姚遠、黃建疆、李軍墾的心靈,熬煮記憶,隔著時空完成了與過往歲月的對話,讓那段裹挾著沙礫與風的歲月,變成了讀者可感知的熱辣滾燙的生命溫度。
二、苦中作樂:苦難書寫中的輕盈品格
我少年時代讀三毛《撒哈拉的故事》時,曾對沙漠的缺水狀況印象深刻:擰開水龍頭就能用的自來水、日常的洗澡,在沙漠都是奢侈的事,沙漠里的女性甚至一年只能洗一次澡,這些描寫曾讓我對沙漠產生了心理陰影。
而在《天邊》里,張者筆下的缺水困境充滿了生活質感:生在河南平原的趙秀英、來自四川的李幺妹在礦區懷念老家對鏡貼花黃的日子,抱怨“用苦泉水洗臉,臉都變成沙棗樹皮了”,她們把淡水稱作“甜水”;每當水罐車上山時,“四十四”連隊就成了“沸騰的群山”。和人物保持“零距離”的張者沒有刻意渲染悲情,他寫道:“兵團的孩子從出生都沒有選擇,他們也不覺得自己所出生之地不適合人類居住。”地窩子里出生的孩子皮實得像野草,大漠和沙丘就是他們的游樂場,天遼地闊的環境讓他們把苦難過成了儀式:6月的稻田里是融化的雪水,學生們跳進去勞作,被千萬年的寒冷包圍,卻把這冷水澆灌變成了潑水節,哪怕一代人因此落下了老寒腿的頑疾;李軍墾總說“只有荒涼的沙漠,沒有荒涼的人生”,這句話成了那代人最生動的注腳。
有人的地方就有復雜的人性。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劉明德和車道遠曾因為淡水大打出手,劉明德被車道遠打斷了腿,但當車道遠刑滿釋放后,劉明德卻主動申請把他調到自己所在的三十八連。上海青年楊滬生18歲進疆,帶著上海人的小資情調,追求浪漫愛情,本有機會留在上海卻甘愿回到邊疆當飼養員。還有才華橫溢的大學教授吳之淼,舉家來到戈壁,成了姚遠的忘年交,卻因被誣陷淪為廁所清潔工,尊嚴被踐踏殆盡,他在萬念俱灰時本想自殺,卻意外成了英雄重新找回尊嚴,最后在礦區排查啞炮時不幸犧牲,埋骨在五十五連望不到邊的戈壁墓地,成了全書最讓讀者意難平的角色。
小說里隨處可見帶著方言的幽默,甚至是粗放的調侃,這些表達絲毫不讓人覺得粗俗,反而更能體現極端環境下人們對抗苦難的生存智慧。這些讓人忍俊不禁的黑色幽默背后,是人性在巨大考驗下的自我調節機制,即使面對最深的苦難,張者依然讓希望和喜感穿透敘事。小說里的人物諢名——八分、小斜眼、劉拐子……讓人物展現出一種“輕盈”的品格,這份輕盈背后的辛酸、無奈與奉獻,才是真正讓人動容的地方,這也是《天邊》超越一般苦難敘事的核心特質。
三、“天邊”的多重隱喻:從地理坐標到精神原鄉
小說的題目《天邊》與開篇的追問“天邊在哪里?”構成了全書的核心意象。張者本人曾闡釋“天邊”的三重含義:以“遙遠的地方”為虛,以“天山邊上”為實,虛實相生之間,將青春與夢想投射在大漠長河的落日余暉中。
這個解釋極具深意,回到文本中,“天邊”的內涵是流動的,從三個兵團二代的成長歷程中,我們能清晰看到這個意象的嬗變。小說開篇時,八分得知自己名字的由來是“只值八分錢,命不金貴”,他覺得“必須離開趙家莊,讓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曾經叫八分,只有不叫八分,命才金貴,才能混出人樣來”。這時的“天邊”對他來說是少年對未知的憧憬,憑著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10歲的他獨自踏上了開往“天邊”的火車。
抵達新疆之后,“天邊”沒有想象中美好:鹽堿地、地窩子、繁重的勞動、匱乏的物質、惡劣的氣候,但八分并沒有太多失望,他首先給自己改了名字叫“姚遠”,諧音“遙遠”——姚遠就在天邊,天邊本就遙遠。他結識了黃建疆和李軍墾,又遇到了從上海來的知青,這群知青給兵團的孩子打開了知識的大門。為了從上海知青手里借書,三個少年想盡了辦法,“雞蛋借書”“母雞換書”,各種鬼點子層出不窮。因為接觸了知識,少年們逐漸有了自己的理想和對遠方的規劃:姚遠瘋狂讀書學習,一心要考回“口里”的大學;黃建疆跟著母親回了一趟四川,被故鄉的山清水秀吸引,立志要考到四川的大學;李軍墾則始終牽掛著達里雅布依村。這時的“天邊”是他們向往的理想之地,是少年意氣風發的人生目標。
而《天邊》的深刻之處在于,它沒有讓“遠方”永遠停留在遙不可及的想象里。姚遠大學畢業后回到了“一碗泉”,一直夢想離開的黃建疆陰差陽錯留了下來,李軍墾中專畢業也回到了這里,他們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回饋這片生養他們的荒漠。當青春的血液徹底融入這片土地,當所有兵團人在艱苦卓絕的勞動中創造出綠洲時,“天邊”終于化作了幾代人的精神原鄉。多年以后,姚遠、黃建疆、李軍墾三位老人在名為“天邊”的客棧重逢,此時的“天邊”不再是地理意義上的邊陲,曾經的“詩與遠方”變成了腳下真實的家園。這種從虛妄到現實、從現實到詩化的三層遞進,構成了小說最動人的精神脈絡。張者用三個人的成長軌跡,折射了一代人的精神歷程——那些把大漠當作青春紀念冊的人們,最終在荒原之上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天邊”。
當下,有極少部分人找不到精神的錨點,被空虛、焦慮、狂躁的情緒包裹,此時閱讀《天邊》便具有了超越文本的現實意義——它讓我們看到,半個世紀前的荒漠里,曾有那樣一群人,憑著一腔孤勇和彼此的溫情守護,在絕境中生生開鑿出一片綠洲。《天邊》所探討的不僅是歷史,更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堅韌底線。就像小說最后曲音唱的那首《我們的天邊》:“天邊永遠是遙遠的存在,它在兵團人的棉花地里,近在眼前,遠在天邊。”張者用他的筆,為那些被大漠風沙吹拂過的生命,留下了動人的文學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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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袁野,重慶市作家協會會員,重慶市新聞媒體作協會員,重慶文學院第六屆創作員,重慶文學院第五屆高研班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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