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得到了澳大利亞一筆70億美元的軍艦訂單,但這對于我們來說卻并不是什么好事,因為這一筆軍艦的訂單,正代表著日本隨時可能出現“軍事暴走”的風險。
日本和澳大利亞的這一筆訂單,是3艘“最上”級護衛艦的建造訂單,預計從2029年開始陸續交付。大家不要以為這只不過是一筆簡單的訂單,這更是日本一步精心算計。
這一次訂單是日本自衛隊和澳大利亞之間以共同開發的名義,從三菱公司訂購的訂單。表面上看,自衛隊和澳大利亞軍方共同下單,能夠形成一次“批發訂單”,省下一大筆成本,但實際上,卻是在法律上打了一個大大的擦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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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現行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法案中,明確規定不允許出口售賣帶有殺傷能力的武器,但是這一筆訂單卻抓住了這項法案中的一個漏洞,用“共同開發”作幌子,以“生產的目的是商業銷售”的名義躲開了這項法案的限制。
其實,現在的這項法案其實是從1967年制定的《武器出口三原則》法案更改而來的新法案,老版的法案強調的是追求和平,原則上禁止武器出售,但2014年制定的新版卻把“原則禁止”變成了“原則允許”。可盡管已經有了一定的改變,但新版的法案仍然還在一定程度上對武器的出口和研發有著限制,所以現在的日本內閣,正在籌劃著改掉或者廢止這個法案。
根據相關消息顯示,日本政府準備在本月開始修改這個法案,一旦這個法案修改成功,那么很可能就會把原本捆綁日本軍國主義膨脹的枷鎖打開,既便于日本向越南和菲律賓繼續出售武器,也更加便于讓日本政府繼續下一步更加危險,也更加具有威脅性的行為。
也就是說,現在向澳大利亞的這一筆軍售,其實是當前日本政府對制度的沖擊。
高市早苗上臺之后,原本還相對比較隱晦的軍國主義分子開始極度活躍,而日本政府也在瘋狂的道路上越跑越快。
今年2月,高市早苗建議要通過憲法解禁自衛隊的集體自衛權,改為具有進攻性的“軍隊”,這無疑是在把裝在刀鞘里的鈍刀抽出鞘,還在不斷磨刀。
如果日本徹底擺脫了這種“防衛”的限制,那么對軍事體系的限制也將會隨之一同解綁,很可能會變成一個只在名稱上受到限制,但功能上已經恢復為具有進攻能力的軍隊,從而在實際上脫離二戰之后對日本軍隊在法律上的限制。
準確的說,日本軍事膨脹的腳步,早就已經等不及束縛法案的修改。比如,今年3月時日本就已經開始在熊本、靜岡縣先后部署射程超過1000公里的遠程導彈,在實際上這種行為就已經具備了對外進攻的能力。這種行為就是典型的讓日本擺脫防衛、變成進攻的實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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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日本參加了由美國、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國家主導的“盾牌2026”軍事演習,這是81年以來日本軍事機構再一次返回菲律賓的土地,同時也意味著日本的武裝部隊正在跟著美國,把軍事武裝的觸角范圍向亞太以及周邊地區擴散,進一步形成一種以武裝為基礎的地域性軍事擴張。
不僅如此,日本政府還在有意對民眾進行洗腦。通過對否認南京屠殺等二戰時期犯下的錯誤,把二戰的侵略行為美化成所謂的“共榮”,給民眾制造出一種扭曲的“侵略正義”觀念。這種帶有明顯軍事擴張野心的行為,也正是日本政府正在給軍事暴走制造合理理由的證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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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律上解綁、道德上美化,再到聯系外界勢力、武裝擴張軍事影響范圍,這些危險的行為都在證明,現在的日本已經如同即將暴走的炸藥包,隨時都可能對周邊的國家造成傷害。
從日本的種種行為上,我們幾乎可以作出一種預判,一旦達到某種極限,日本將會從東海、臺海等地區率先發動進攻,甚至可能率先對臺灣下手,再一次重演二戰時期不宣而戰的戲碼。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好相應的準備,不僅要加強防御,在必要時也可以考慮打破“不開第一槍”的限制,以避免被賊心不死的軍國主義再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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