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大壹：找到“真問題”，引出“生長感” | 博主聊閱讀

“知識框架”曾經流行過幾年，很多人提，很多人問，也有很多人表示困惑。我就是那個追求過，然后感到困惑的人。“知識框架”似乎在暗示一種圖景——我們的人生閱歷、經驗等諸多一切都可以像貨架上的物品一樣被陳列，被展示，可以隨時取用，一目了然。如果真的存在，我要怎么建立、塑造這一切呢？那些鼓吹流行詞的人們還會承諾你，通過這幾本書、幾節知識付費、幾次線下“私董會”快速幫你建立知識體系，徹底認知這個世界的底層邏輯。但真的存在如此的圖景嗎？

起碼我過去五六年的經驗告訴我，一個人如何形成自我判斷，這個方式好像并不如他們所說，更不像他們承諾的那么輕易。我逐漸感受到，一本書帶來的是細微的生命力，它更像是某種“脈絡”，這種生命力不是冰冷貨架上的什么產品。它難以被塑造，更不存在標準化，其中充滿了驚喜、意外和不確定。它需要一個真問題來激發。

我和兩位好朋友超哥、星光一起做了一檔讀書播客叫《文化有限》，每周聊一本書，節目到現在已經做了三百多期，持續了六年多。做出播客只是一個結果，并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起初是抱著一個非常簡樸的心態，只是想組建一個讀書小組，三人每周一起讀一本書，讀完了聊一聊各自的想法，純粹朋友之間的聊天。

這播客就好比，我們仨在路邊正聊天呢，邊上走過一位朋友，他一聽，心說：“嘿，覺得這仨人說得還挺有意思，恰好他們聊的這本書我最近也看過。我倒要聽聽他們怎么說。”于是，這位路過的朋友搬了把椅子，坐在我們旁邊聽我們聊天，偶爾可能還插一句嘴（在評論區留言）。

播客《文化有限》錄制現場

日積月累，我們不知不覺聊了三百多本書，也有很多朋友問我，你們選書的標準是什么啊？我每次都非常不好意思地說，真的沒有任何計劃，我們的選書非常隨意且帶有個人偏好。打開節目目錄可以看到，我們選擇的文學類書比較多，這純粹是因為我們一開始覺得講故事這件事很有趣，能聊的東西多，可以講故事梗概，可以分析人物動機，可以找一找故事里的隱喻，可以結合我們的現實生活探探虛實，逐漸也就形成了節目風格。

做節目，我們有三條彼此心照不宣的標準：不回頭、不重復、不賣書。

首先，大千世界，我們一位作家就聊一次，選一本書。其次，在不同的節目里，每個人相同的觀點和經驗也只說一次，不重復自己。第三，《文化有限》歡迎廣告和商業合作，但我們永遠不在《文化有限》里賣書。

第一條，會讓我們更能聚焦在作家的代表作上，讓自己沒有機會再去找補“以后有機會咱們再說”。我告訴自己，如果你真的在意、喜歡這位作家，那你就傾盡全力去準備這檔節目，不能給自己留后路。同樣地，如果這位作家的作品并不適合我當下的口味，那聊一次也就夠了。

第二條，是我們的自保。在內容創作的過程中，如果創作者本身對內容就失去了興趣，沒有激情，或者不相信自己做的東西，那這樣的創作一定是很難長期進行下去的。而“重復”是最容易讓人陷入無趣循環的原因。有許多我認識的創作者，不僅局限于播客，往往是聽眾還沒有意識到創作者的套路，他卻會因為自己過多重復自己的觀點、故事、經驗而變得對自己做的內容產生厭棄。所以，在做《文化有限》的時候，我們追求的永遠是問出一個新問題，做一些新表達。這是逼著自己往前走、保護自己往前走的必要手段。

第三，不賣書，不做書的生意。這源自我的播客搭檔超哥的提議。有太多師友勸過我們，話術往往是這樣的“你們多適合賣書啊”“你們直接掛鏈接就行”“我給你提成”……感謝好意，但我們都婉拒了。只要我們不想著從書上賺錢，那我們去談論一本書的時候才能足夠自由。

除了節目的框架，內容方面我一度有過一些擔心，會不會節目做了一段時間，彼此之間沒得聊了？我們對一本書的看法聊盡了怎么辦？但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個偽問題。它從未發生，而且現實情況是我們的節目越做越長。它出現了某種通過真問題引發的“生長感”。

那什么是“生長感”呢？

前不久，我們做了一期節目討論李翊云老師的《鵝之書》，它源自一個法國真實的新聞事件。

1957年，法國農村出現了一位天才少女，叫貝爾特·格里莫，她一邊幫家里放羊，一邊在14歲寫出了一部鄉村小說叫《英俊的小丑》，小說發行之后轟動了歐洲，很多人爭相翻譯，還有導演要改編電影，有英國的學校來邀請她去海外上學。但是，等貝爾特入學了大家才發現，她讀寫能力很差，沒人能解釋她是怎么把這本書寫出來的。于是她很快也就在文學界消失了，直到現在，大家也不知道她的去向。

就是通過這么一個故事，李翊云寫出了《鵝之書》，簡單講，這是一個關于兩位女性的成長故事。成年后的“我”，一位叫阿涅絲的法國女作家，回憶自己童年好朋友法比耶娜的故事。

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我總會產生很多奇妙的、美妙的聯想。

比如，一旦寫到關于兩位女性的友誼，尤其是從小長大的童年經歷，我們都會想起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關于萊農和莉拉的故事。我會好奇李翊云要怎么描寫兩位女性從小一起長大的故事？那些細密的情感，她會呈現怎樣的獨特性？

又比如，小說的主人公，“我”的好朋友法比耶娜在小說一開始就死去了，這是一個關于追尋過去記憶的故事，又會讓我想起加繆的《局外人》，他那個流傳整個文學史的名句——“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在昨天，我搞不清。”

又因為這本書是倒敘，一切是由阿涅絲所講的。我又會想到石黑一雄的不可靠敘述，想到《長日將盡》里，描述敘述者“我”和肯頓小姐關系的那句話：“一個人如果在一段時間內持久不斷地沉湎于某種想法中無法自拔，是會經常出現這種當局者迷的問題的；直到相當意外地受到某種外部事件的激發，才會憬然醒悟到事情的真相。”

所以，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樣的？阿涅絲和法比耶娜共同策劃了一個嘲諷成年人世界的計劃，付諸實施并且成功了。作為讀者，我最大的好奇就是事情后來怎么樣了。

最后，回到這本書的書名——《鵝之書》，一邊讀我一邊會問，誰是鵝？誰養了鵝？

我很喜歡李翊云的一句話，追隨一個念頭，直到能企及的盡頭。對于我們讀書、聊書來說，那就是放置一個念頭，讓它自由生長。這就是那種迷人的“生長感”。總之，這種感覺是非常奇妙的。不論我是想看一個精彩的故事，還是希望從文學里得到更多層面的滿足，它都能提供。

另一次節目，我們一起讀了陳忠實先生的《白鹿原》，最讓我感興趣的一個人物是白嘉軒的大兒子白孝文。他引發我去思考一系列的“真問題”。

從白孝文身上，我們能清晰地看到禮治社會是怎么崩潰的。白孝文的墮落不光是他一個人的道德問題，他摧毀了整個白家“仁義”的牌匾。這就是那個差序格局造成的影響。

接著，我想到了費孝通的《鄉土中國》里對禮治秩序有專門的一段論述，大意說的是，我們得搞清楚，禮治不是指所有人都特別文質彬彬的一個理想國。禮并不帶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見了人點個頭”、不窮兇極惡的意思。禮也可以殺人，可以很“野蠻”。所以，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在《白鹿原》里白嘉軒執行族法的時候，是非常殘酷的。對人的訓誡不比法治來得輕。

接著，費孝通繼續對比禮治和法治的不同：禮，并不是靠一個外在的權力來推行的，而是從教化中養成了個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禮是主動的。法律是從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罰是由特定的權力加之于個人的。

這段里有一個重要的地方就是“個人的敬畏”，因為敬畏，所以主動服從。一旦白孝文“覺醒”了以后，他徹底放飛了，不演了，不裝了，不害怕了，沒有任何羞恥感以后，他可以當乞丐去要飯，可以被人瞧不起。他直接就跳脫出了這個秩序。

這就是禮治秩序崩潰的那個關鍵點，我不敬畏你了。禮治社會最怕的不是犯錯的人，是不要臉的人。在電視劇里，白孝文的妝造做得很好，臉上一直有一塊疤，意思就是不要臉了。

在書里，很多次寫到白嘉軒的腰，這也不單是在寫身體，起碼有一半是說這個人的骨氣。所以才有了，黑娃說，我嫌嘉軒叔的腰太硬。

說回來，我們看到白嘉軒必須嚴懲白孝文，不光是在懲罰他的罪行，同時也在挽救他作為族長要維持的敬畏，可惜最終也沒有成功。這一套秩序的崩塌已經不是你白嘉軒一個人能挽救的了。

我們都知道，白孝文后來進入了新的秩序，當縣長了，剿匪了，最后是他作為“白孝文縣長”發表了講話，然后軍事法庭立即執行了黑娃、田福賢、岳維山的槍決。

這一場戲書里寫得相當精彩，是一個蒼涼的、悲壯的時代的落幕。這個時候的白孝文，不再是白家的長子了，他做任何事情再也沒有任何心理負擔。

在翻開《鵝之書》或是《白鹿原》之前，我從沒想過這一切是可以如此組合、連接的。而與其把上面肆意的聯想認定為構筑一個人的知識框架，我更傾向有機地形容它為脈絡，它一定帶著某種生命力，某種隨機性、某種不確定性才迷人。在過去幾年做讀書節目的日子里，我經常會遇到這樣的閃光時刻，這種時刻是非常個人的，也是非常寶貴的。不要擔心它難以擊中他人，首先你要能打動自己。

所謂“真問題”不是哲學、人類學的那種大哉問，而是更面向我們自己，我們每一個獨特的生命經驗。你要不斷向自己提問，這件事是不是我真的在乎？我在乎的是別人的看法，還是自己的好奇？把它們放在一起會不會變得更有趣？我是不是對剛才自己的思考和表達感到欣喜？

讀書就像不斷在海邊撿石頭，你要耐心找到那塊——只打動你就足夠的——閃耀的東西，讀書終將會讓我們遇到那個獨屬于每個人的“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