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杭州講學，才子們笑他土氣，他只回了一句：南國沒學問｜白鹿原

還記得吧，上回白嘉軒在雪原上發現了仙草（白鹿）后，不明所以，是找了他的大姐夫、白鹿書院院長朱先生給揭破玄機的。

說起來朱先生在《白鹿原》里戲份并不算多，但每次出場都自帶光環，并且往往是起到“點睛”的作用。按白鹿原上老百姓的說法，朱先生是“神人”，而按白嘉軒的意見，朱先生則是“圣人”。

就是既神秘，又讓人忍不住想靠近。所以這里就專門聊聊這個有意思的人物。

補一句，朱先生是有歷史原型的，最后的關學大儒牛兆濂。從“牛”到“朱”，加了兩筆，就產生了一位經典的文學人物。

陳忠實曾說，牛先生是他剛能聽懂話時就知道的大名人，從大人那里聽到了許多關于他勸退八旗軍、賑災濟民、通電抗日、主持禁煙、規勸軍閥的事跡，也是一位傳奇人物，值得說一說，不過這里我們是讀《白鹿原》，就不展開了，相類的事跡書中多有體現。

先說說朱先生的履歷。

朱先生是真有才華的。十六歲中秀才，二十二歲省試頭名舉人，就是省高考狀元了，可謂實打實的學神吧。

按說，這樣的人應該一路扶搖而上才對。可他的選擇卻與常人不同。

客觀上是出現了一個變故：父親去世了。然后朱先生就以守孝為由拒絕不赴公車。

“公車”這個詞我們都聽說過的，有個“公車上書”著名史實。就是說朱先生不再參加接下來的科舉考試了，為此寧愿放棄舉人資格。

你可能會想，這也未免迂且愚了吧，你高中進士甚至弄個全國狀元當當，然后做個大官，光宗耀祖，不是更是大孝嗎？

事實上，守孝只是一方面，更為關鍵的原因是，朱先生對當時爛透的國家政治已經看透了，認定不可能通過自己當個官做做事就能挽回了，所以他要換條救國之道。

當時的陜西巡撫方升也不明其意，不過他愛才，特意奏明朝廷破例保留了他的功名。并且巡撫也不計較他還只是個舉人（“舉人官”與“進士官”有天壤之別，《三言二拍》里有專門寫）想委以重任，他婉言謝絕。

公文往返六七次，他還是不肯。巡撫也算是愛才如命，最后親自登門相邀。這時朱先生給他打了個比方：

“你害的是渾身麻痹的病癥。充其量我這只手會擺或者這只腳會走也是枉然。如果我不做你的一只手或一只腳，而是為你求仙拜神乞求靈丹妙藥，使你渾身自如起來，那你是要我做你的一只手或一只腳，還是要我為你去求那一劑靈丹妙藥呢？”

這是以病喻國事政事了，朱先生的意思是，他出仕做個官，解決不了什么核心問題；而如果讓他做一個“求藥”的人，倒或許能有根本的作用。

他要走的求藥之道，是搞教育。在任何世紀，“人才”都是最重要的，把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才培養得多多的，就是療治國家政治“麻痹之癥”的良藥了。

從這個角度看，朱先生一方面是有自知之明，覺得單憑自己個人才能于時無濟，另一方面又是充滿了理想主義精神，想要以正統思想培養輸送各類人才，特別是培養更多“守正創新”的頭腦，也許能起到積極作用。

這讓我想起了孔子、王陽明等圣人。圣人的心總是相通的。

朱先生的話說服了巡撫，于是在巡撫的幫助下，住進白鹿書院，潛心治學，教育后學。

學神也慢慢成了“先生”了。

再說說朱先生的風骨。

書里有段情節特別精彩。

有人邀請朱先生去南方（杭州）講學，他挺高興，也高度重視，認真準備，想著“充分闡釋自己多年苦心孤詣鑿研程朱的獨到見解，以期弘揚關中學派的正宗思想”。

可是當他出現在南方那些才子們的面前時，卻是一身布衣，青衫青褲青袍黑鞋布襪，從頭到腳不見一根洋線一縷絲綢（全是妻子親手做的），沒有一點儒學（理學）大家的氣派，倒像個鄉下人似的。

按那些南方才子的用詞，是說他穿得“古笨”。然后他又是一口秦地口音，自然也逃不了被取笑了。

后來這幫人居然還帶他去了煙花樓。

如果對他的穿著和口音表示看不上，朱先生并不在意，因為這不影響交流學問，那么這種活動就令朱先生不可接受了，因為這嚴重偏離主題了，預想的“頭腦風暴”，變成了“下半身思考”？

這不是侮辱他的人格。

朱先生當場就怒了，拂袖而去，對邀他南行的朋友說：

“君子慎獨。此乃學人修身之基本。表里不一，豈能正人正世。”

其實那些南方才子們的做法，現在也少不了，無非是程度不一。

朱先生第二天就要走。邀請他來講學的朋友挽留，他勉強講了一堂課，又被那些輕浮子弟譏笑口音。朱先生嘆了口氣：

“南國多才子，南國沒學問。”

身為南方人，我真是感覺有點丟人。

你可以說朱先生這話說得有點重，畢竟誰知道那些所謂的才子是些什么貨色。但你不得不佩服他的底氣。他是真有本事，才敢這么說的。

再聊聊朱先生的“神”。

白鹿原上的人，把朱先生傳得神乎其神。

有一年大晴天，他穿著泥屐在村巷里走。莊稼人都笑他發神經，紅紅的日頭穿什么泥屐？結果沒過多久，大雨傾盆。原來他早就知道要下雨了。

放在今天，我們每個人都能做到，因為手機上有實時天氣預報。

還有一回，他夜觀星象，脫口而出：“今年成豆。”這話被他姐姐聽見了，回去就把所有地都種了豆子。那年大旱，別的莊稼都旱死了，只有豆子豐收。

后來鄉民們學乖了，每年看朱先生家種什么，他們就跟著種什么。但朱先生再也沒“顯靈”過。用書里的話說，天機不可泄露。

他當然不是有什么“神通”，他是懂科學的。

慢慢地，丟東西的、走丟小孩的，都來找他打筮問卜。白鹿上關于他的傳說也越來越多，越來越神。

朱先生煩了，干脆把書院里原有的四座神像全推倒了，對嚇呆的工匠們說：

“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根本都不信神！”

他是讀書人，是不信怪力亂神的，卻偏偏被鄉親們當成了神。這種反差，還真是耐人尋味。當然，咱們中國人也向來是對有大用的才敬之為神的。

事實是，朱先生確實不是神人，而是圣人。

前面說了，這是白嘉軒對姐夫的判斷。不過白嘉軒對姐夫的態度是有一個變化過程的，他的判斷，是基于事實做出的。

十來歲的時候第一次見來家里接親的朱先生，白嘉軒還挺失望的，覺得這個名噪鄉里的才子，怎么長得普普通通，走路的姿勢也普普通通？

母親白趙氏問他姐夫咋樣，他說：“不咋樣。”為此后頸上還挨了母親一巴掌，嫌他沒好話，至少也得應個景不是嗎？看來白嘉軒小時候挺實誠的。

但后來，隨著一件件事兒的發生，白嘉軒徹底服了。

但不是把姐夫當神，而是把他當成了“圣人”。

書里有段話寫得特別好：

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隱情隱秘，凡人卻看不透圣人的作為；凡人和圣人之間有一層永遠無法溝通的天然界隔。圣人不屑于理會凡人爭多嫌少的七事八事，凡人也難以遵從圣人的至理名言來過自己的日子。

朱先生有句名言：

“房是招牌地是累，攢下銀錢是催命鬼。”

鄉民們都把這話當經念。可念完之后呢？該買地還是買地，該攢錢還是攢錢。

“人們用自家的親身經歷或是耳聞目睹的許多銀錢催命的事例反復論證圣人的圣言，卻沒有一個人能真正身體力行。”

其實這很正常。陳忠實說得好：

凡人們絕對信服圣人的圣言而又不真心實意實行，這并不是圣人的悲劇，而是凡人永遠成不了圣人的緣故。

扎心了吧？我們現在豈不正是如此？

朱先生的圣，還體現在對他身邊的人的影響上。

朱先生的影響力，是潤物細無聲的那種。

他的妻子，也就是白嘉軒的大姐，嫁給他之后，也變得不一樣了。一身布衣，沒有綾羅綢緞，但做工精細，端莊持重。書里說她“似乎也漸漸透出一股圣人的氣色了”，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會給弟弟補衣服、急了還罵幾句的普通農婦了。

書院里的學生也是。一個個“老成持重頂天立地的神氣”。

“老成持重頂天立地”這八個字，讓人非常直觀地想象出那些年輕人受朱先生熏陶后的模樣，也想象出他們“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氣度。

這些特質，我們可以接下來要登場的鹿兆鵬、鹿兆海和鹿兆謙（黑娃）這些重要人物身上看得出來。

朱先生這個人物，讓我想起一句話：真正的智者，往往是平淡無奇的。

他不是那種光芒四射的英雄，也不是權傾一方的豪杰。他就是一個讀書人，穿著妻子縫的布衣，住在白鹿書院里，教書、治學、觀察世事。

但正是這樣的人，讓白嘉軒服氣，讓鄉民敬仰，讓讀者過目不忘。

我想，陳忠實塑造這個人物，大概是想告訴我們：在亂世之中，還有一種活法，叫堅守本心。

朱先生做到了。這大概就是圣人和凡人的區別吧。

還是以白嘉軒的一段想法作結吧：

嘉軒每次來都禁不住想，那些字畫條幅掛滿墻壁的文人學士，其實多數可能都是附庸風雅的草包；像姐夫這樣真有學問的人，其實才不顯山露水，只是裝在自己肚子里，更不必掛到墻上去唬人。

諷刺意味拉滿啊！

朱先生的總體形象就聊這些，隨著故事情節的展開，我們慢慢領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