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魯迅研究新書：孟澤著《歧路與窮途：王國維魯迅詩學互訓》

【作者簡介】

孟澤，湖南雙峰人，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比較文學系教授。入選《瀟湘晨報》2009年、2015年“年度風尚學人”，著有《有我無我之境》（1996年）、《王國維魯迅詩學互訓》（2004年）、《何所從來——早期新詩的自我詮釋》（2011年）、《何處是歸程——現代人與現代詩十講》（2012年）、《廣陵散——中國狂士傳》（2017年）、《天人共生與道文兼濟——漢語詩學樣本》（2020年）、《獨醒之累：郭嵩燾與晚清大變局》（2021年）《君自故鄉來：孟澤人文隨筆》（2025年）等，曾主講《南方周末》“華人精英論壇”、《光明日報》“光明講壇”、湖南教育電視臺“湖湘講堂”等。

【內容簡介】

二十世紀中國復雜的精神運動，因為其廣大、豐富、多元、激烈與緊張，因為其至今遠未休止的演繹延伸，如同迷宮一樣，常常讓人不得要領，無所適從，甚至不知所措，陷入困境，難解難分。

作者聯系王國維魯迅所處的歷史背景，從生命哲學入手，將兩位不世大儒的文化身份、思想抱負、情感底色、性靈氣質及其詩學內涵，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詢，把現代漢語知識者在關涉個人與民族的處境、命運、價值理想與精神歸宿時的處境與抉擇——一個不古不今又古又今、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絕大命題，納入體系性的邏輯思辨中，從對立的詮釋走向互動的詮釋，還原王國維魯迅生命境界的本相。

【前言】沒有休止的旅程

可知中國總是此中國，人民終是此人民。

——1916年3月30日王國維致羅振玉信

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魯迅《且介亭雜文·附記》

……這本書所探詢的對象，不只是單純的知識人，而是中國近代歷史，尤其是學術思想史的深度介入者和創造者，他們的所思所為，一個多世紀以來，依然可以在人們心中獲得熱烈的同情和響應；而這篇論文所關涉的主題，也并不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問題或者學術問題，尤其不止是一個詩學問題，而聯系著個人與民族的處境、命運、價值理想與精神歸宿，聯系著我們至今沒有休止的關于人、關于家國、關于歷史、關于未來的叩問與詰難。

王國維、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有著巨大的覆蓋性、典范性的人物，他們的學術徑路、思想軌跡、人生抉擇，伴隨著中華民族在“八面臨風”的近代語境中的輾轉沉浮，伴隨著每一個中國知識人在古今中西之間可能與必然的個人服膺與集體認同。他們與所置身的世界，有著最深最廣的精神互動與思想糾纏，這種互動與糾纏，今天仍然處在演繹延伸的過程之中。而且，感染著無法解脫的個人愛惡和家國情感，牽扯著悠遠的傳統與特殊的心性，內含著從基本的生活方式到世界觀、生命觀的變遷與轉移。

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民族涅槃重生的主題有多么重大、多么悲壯、多么匪夷所思，而渺小如恒河沙數的個體，如影隨形，自然無所逃于載沉載浮的天壤之間，最隱秘的動機也聯系著公共的意志，最私人化的情懷也總是與集體的奔赴相頡頏。

這是一個每走一步都可能如登春臺又可能如臨深淵的時代。

毫厘之差可以帶來霄壤之別，一念之別而可能有人獸之隔，“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方生方死，因是因非”，“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百年前王國維、魯迅曾經經歷過的希望和絕望，曾經體驗過的安頓和自我安頓，他們面對歧路與窮途的彷徨與抉擇，雖然恍若隔世，卻并不只是歷史的陳跡。

他們的感事傷懷，他們的憂生傷世，時時可以驚擾我們今天的平安與茍且，他們對于自身以及民族乃至人的洞見與洞察，至今有效。人生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他們是如同星月一樣的存在，可以照見我們不免狼狽、不免張皇的前世今生。

能夠懂得一點王國維，始于大學三年級時蕭艾教授為我們開設“王國維研究”課，應該是1982年的秋季學期。“王國維研究”作為一門單獨講授的課程，這在八零年代初的大學校園，稱得上是奇跡。蕭艾先生和揚州師范學院的佛雛先生，是當時漢語學界研究王國維最出色的學者。

蕭先生為我們上課時，正好出版了自己撰著的《王國維評傳》，他很感性地和我們分享了王國維并不平靜的學術生涯，直到自沉于昆明湖，而并沒有太過沉湎于我們當時未必懂得的王國維博大精深的學問。到今天，蕭艾先生濃重的湘南寧遠口音，仍然如在耳邊，也記得他慢悠悠而似乎不勝其情地講述王國維在古今中西之間的輾轉，他的常常幽暗、常常苦楚、常常憂郁的內心，他的既偶然又必然的“以身殉之”，殉于人間情誼，殉于家國，殉于文化，或者竟是殉于叔本華的所謂悲觀主義哲學？

如此這般，如同啟辟鴻蒙、醍醐灌頂的講述，讓幾乎少年的我，刻骨銘心，以至日后對任何關于王國維的生平史料都有所留心。

盡管本科時多少接觸過文學選本中的魯迅著作，但真正閱讀魯迅，則始于“無所用心”又“心事浩茫”的讀研期間。懶散而放縱的青春真是既飽滿又虛無，充滿莫名其妙的憂傷與悲涼。1983年，我跟隨羊春秋先生讀研，專業是古典文學，因為羊先生的寬容和放手，我的閱讀五花八門，讀得最醉心也最盡興的是魯迅的書和黑格爾的《美學》，還有就是一堆存在主義的西方教義。自然，也多少閱讀了一點經史，一點子部書，一些古人的詩文集。

時年弱冠的我，為什么會對魯迅的文字那么熱衷，特別是他的雜文？一個幾乎完全沒有社會歷練的人，居然從此會用魯迅那樣的眼光打量現實與傳統，打量自己其實并不純潔如天使的靈魂，我自己也覺得費解。

現在自然明白，一個不具備魯迅高度和深度的人，一個沒有魯迅那樣的履歷、身份和時代經驗的人，是不可以輕易以魯迅為說辭，隨便用魯迅的話，去觀照歷史與眼前現實的。但歷史和現實，包括私人化的自我與集體化的家國，又似乎總是無法出離魯迅當年的冷嘲與熱罵，他的文字，總是像神明一樣燭照出人性的與族性的溫良、自私、麻木、骯臟與卑污。是怎樣的絕望和絕望的希望，怎樣的睿智、頑強、勇毅，在板結、冷漠、殘忍、昏沉的疆土里，才催生出了魯迅這樣的“荷戟獨彷徨”的熱烈的“摩羅”，他的不像中國人的中國人的人格與闊大的精神世界（記得是博爾赫斯說過，一個民族最優秀的人看上去往往是獨異于本民族的人），會逐漸演繹成為照亮幽微人性和這個幽暗族群的光吧。

也許就是這種發端于少年的關注和記憶，讓我在從事古典文學多年后，依然無法割舍王國維與魯迅，研究他們甚至成為了我心中最隱秘的沖動。如此，順理成章，當我有機會攻讀博士學位時，研究對象便折中地選擇了既不完全“古典”也不完全“現代”的王國維和魯迅，他們平生的學術志業，既關乎“詩學”，又遠不止于“詩學”。

盡管魯迅研究、王國維研究的成果早已經汗牛充棟，但真正悅我心之偏嗜者，其實未必多。接近這兩座漢語現代學術史上的高峰，需要知古知今、匯通中西的學養，我自然沒有這樣的學養。但自打讀書以來，一直旁學雜收，從來沒有限制自己對于中西古今學術的好奇和興趣，甚至沒有限定自己在文、史、哲不同領域的輾轉游移。而王國維、魯迅正是屹立于漢文化與文明分水嶺上的大師，他們對我的誘惑完全不能抵擋。我想去理解他們學術文化選擇的艱難與痛苦，他們在政治取舍上的偶然與必然，他們與所處時代，與中西學術文化的親和與疏離，他們的拯救與自我救贖，去了解他們判然兩歧的學術人生的內在呼應，他們對于現實與歷史的最大限度、最高境界的思考、分辨與揀選。

以“詩學”為入口，正是進入他們廣大深邃的精神世界的不二法門。

以《人間詞話》與《摩羅詩力說》為基本語言形態的王國維、魯迅詩學，在中國現代詩學史上具有最顯著的“兩歧性”特征，表面上甚至“風馬牛不相及”，王國維、魯迅的詩學內部，同時存在著與他們所處時代的思想狀態，與他們的文化身份相一致的“兩歧性”，是理想主義的，又是經驗主義的，是古典主義的，又是現代主義的。“兩歧性”的詩學，基于他們各自的生命歷程與學術歷程，基于他們無從解脫的政治以及文化上的“且介”身份與“悖論”立場，其內在氣質與精神，卻有著深刻的一致性。這種“兩歧性”和“一致性”所顯示的內涵與張力，構成了中國現代詩學在展開過程中的基本趨勢，表征著它所能夠擁有的可能性范圍與豐富性程度。從整體上看，王國維、魯迅的“詩學”不是純粹的知識之學，也并不只是純粹的審美之學，而是更接近于一種與“立心”“立人”相關、“知”“行”一體、“人”“文”共生的“文”“學”與“文章”之學。純粹文人或學者的名號也不足以稱言王國維、魯迅，他們是抵達了現代中國精神最高點的開創性的不世大儒，他們在“文”“史”領域以及更廣闊的精神領域內的所作所為，是破局，是開山，是創世紀。

漫長的歷史，悠久的文明，在藝術與政治、與宗教、與集體、與私人、與形而上、與形而下的無時或已的沖突與親和中，關于“美術”，關于“詩”，聚集了足夠多的真知和良知，也聚集了足夠多的詭辯和謊言。單純的理論檢討，甚至無法從中找到我們自己需要的支點和重心，無法獲得關于美、關于文藝的定義的明確性。只有還原到具體的歷史情境與真實的個體生命，包括一切似乎在情理之外的精神現象與理論訴求，才可以發現其中隱秘的動機與含義，才可以想象它們發生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在這里，何謂真理或者何為謬誤，或許已經顯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鮮活的人生與人道，是復雜的歷程與歷史。而所謂“兩歧性”與“一致性”，所謂“進步”與“反動”，所謂“永恒”與“暫時”，也因此擁有足夠具體的歷史含義和足夠真實的生命意涵。王國維、魯迅詩學之無法輕易獲得終極解釋，甚至言人人殊，有著成為經典的闡釋開放性的無窮魅力，也正在于此。

歷史多歧路，卻常常只會有唯一一個最終屬于勝利者的終局，呈現在我們面前，把我們裹挾著納入其中。但是，歷史并不是一個全然宿命的不可究詰的過程，歷史其實充滿了偶然性，聯系著偶然的人事，聯系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向往和作為，那些最終沒有進入主流的思想同樣是思想，那些失敗者或者被邊緣化的人生同樣是人的主題，一旦想起，就不免思接千載、心旌搖搖。我們這個充滿苦難和挫折的族群中的每一個人所可能擁有的渺茫的未來，都范圍在這一主題之內，我們不僅無可逃逸，甚至不能不生死以之。

《莊子·天地篇》講過一個故事，說黃帝巡游赤水之北，登上昆侖山南望，返回后發現丟了“玄珠”（哲學家說它象征“道”）。這該死的“玄珠”像是黃帝的寶貝。黃帝讓“知”（智者）去找，找不到，又讓“離朱”（火眼金睛者）去找，也找不到，又讓喫詬（能言善辯者）去找，仍然找不到。于是，皇帝讓“象罔”（混沌無心者）去找，“象罔得之”。黃帝很驚訝，他說：“只有象罔才能找到玄珠嗎？”

按照莊子的邏輯，對于歷史、人生、審美的叩問，一定像黃帝的使者為黃帝找尋“玄珠”，我們愚昧而無法擁有“象罔”的大智，我們因此找不到“玄珠”。可是，我們不能也不會放棄尋找。或許，這正是我們活著的全部依據、意義和使命。或許，黃帝說的“玄珠”原本是個騙局，“玄珠”指示的就是尋找，這也是我們所需要的。還或許，尋找“玄珠”原來就是尋找我們自己，“玄珠”就在我們心中，就在我們身邊。

我們永遠無法解除“玄珠”宿命般的召喚，因為關于真相的尋找，其實是沒有休止的旅程（很多時候，真相就是真理，尤其在漢語文化中），一如王國維、魯迅之不能不托身于“人間”與“兩間”，即使總不免輾轉于黑暗與頹敗之中。

甲辰冬月，孟澤于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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