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美國伊朗第二輪談判沒有如期舉行，這說明伊朗的強硬派全面控盤了，而伊朗的改革派靠邊站了。
美國中央司令部稱，目前美軍正在整個中東地區部署“有史以來最全面、最強大的軍力”。這是想通過大兵壓境促使強硬派回到談判桌。不過這種施壓對于強硬派而言，恐怕沒有用。
除了“斬首行動”之外，大規模的軍事部署都嚇不住強硬派。越是大兵壓境，越是面臨存亡危機，越是有利于強硬派奪取和集中權力。戰時狀態下，槍桿子尤其說了算。相應的，改革派就靠邊站了。
當年日本侵華，蔣介石堅持抵抗，最終獲得了極高的威望，讓他達到了權力的頂峰。在日軍的步步緊逼之下，誰要想和談誰就是漢奸。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澤連斯基堅持抵抗，個人威望也逐步走高，成了全球政治明星。如果不是俄羅斯用兵，小澤早就到任下課了。
說回伊朗。
伊朗這一任總統屬于“改革務實派”。在戰爭陰云籠罩下，不掌握槍桿子的總統基本上就是個擺設。
特朗普數十天的轟炸，對強硬派的斬首成果是不小的，然而最受重創的反而是改革派，革命衛隊則更“強大”了。
革命衛隊的“強大”，一則因為戰時狀態槍桿子說了算，一則因為原本能“壓制”革命衛隊的哈梅內伊被炸沒了。
現在特朗普面臨的尷尬就是，愿意上談判桌的改革派無權代表伊朗去談判。總之，談不談，槍桿子說了算。
過去數十年來，伊朗政權的一個特殊之處，強硬派與改革派輪流掌控政府，最高領袖居中協調。兩派爭權奪利，既有利于彰顯最高領袖的權威，又有利于最高領袖拉一派打一派，從而避免一派獨大。
如果不了解伊朗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你可能會奇怪，一個有最高領袖的國家，不是權力高度集中么，怎么會有兩派之爭呢？
這確實是一個奇怪的現象，但結合伊朗的實際情況，卻相當合理。
話說當年推翻巴列維獨裁專制統治的革命，其實是有兩股勢力合作實現的。
一股勢力是教士集團，也就是以霍梅尼為首的宗教勢力，他們要維護教權，主張建立神權政治。一股勢力是自由派，也就是城市中產、知識分子，他們并不反對巴列維時代的世俗化和親善西方，他們主張的是個人權利和民主政治。
革命成功以后，這兩派當然就有分歧。由于自由派在革命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從國外回來的霍梅尼也就無法忽視他們的訴求，就要向他們妥協——新政權要體現民主。
出現一個最高領袖，也不是自由派愿意看到的。然而革命剛剛成功，就與美國關系鬧僵，而且遭受伊拉克的入侵，新政權一開始就進入了“戰時狀態”。正如前面所說，戰時狀態有利于強硬派，這個時候，自由派也就妥協了——新政權要體現神權。
于是伊朗的新政權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二元體制，既有代表神權的最高領袖，又有體現民主的民選總統。這就埋下一個沖突隱患，總統可能會與最高領袖爭權。
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來的最高領袖霍梅尼去世，繼任者哈梅內伊當時顯然沒有霍梅尼的威望。屬于改革派的總統拉夫桑賈尼，逐漸有了挑戰最高領袖的實力。
拉夫桑賈尼與哈梅內伊本來屬于“革命戰友”，但是雙方所處的位置形成的權力沖突，導致二者漸行漸遠。哈梅內伊為了壓制拉夫桑賈尼，就開始扶植強硬派牽制拉夫桑賈尼。
改革派總統最終干不過哈梅內伊，有兩個重要原因。一個是因為強硬派牽制，一個是總統有任期，最多干兩屆8年。
等到把拉夫桑賈尼熬下去，哈梅內伊就把強硬派代表扶上了總統位置。然而，總統與最高領袖的沖突是結構性的，是二元體制導致的。誰當上總統都不想當花瓶，都想擴張權力。于是，哈梅內伊又要用改革派牽制強硬派總統。
總之，歷史的原因和現實的原因，共同促成了伊朗長期存在兩派共存的情況。時而改革派出任總統，就會與美國緩和關系，謀求談判和解除制裁。時而強硬派出任總統，就會強調主權與安全，發展核武，自力更生。
原本，由于哈梅內伊年事已高，等到新選出的繼任者上臺，由于其威望不足可能會使改革派有更大的空間。然而，美國的斬首行動“帶走”了哈梅內伊，戰爭狀態下誰出任最高領袖當然是槍桿子說了算。
于是就出現了讓特朗普尷尬的局面——他斬首了一群強硬派，等于扶植了強硬派，還把愿意談判的改革派邊緣化了。
如何讓強硬派走上談判桌？繼續打？走著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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