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杰 | 尋找歷史間隙里的黃翠梧

1944年8月28日，湯佩松（前排左4）和清華大學研究人員在大普吉村，前排左3為李約瑟夫人、英國劍橋大學著名生物化學家李大斐。1943年春，湯佩松夫人黃翠梧懷著身孕一人帶著三個孩子，已艱難地離開大普吉村。李約瑟 攝

尋找歷史間隙里的黃翠梧

——《她們的西南聯大歲月》錯漏二三例

文 | 陳杰

近日，鄭績女士所作《她們的西南聯大歲月》（以下簡稱“鄭著”）受到關注，作者艱辛地打撈史料，在歷史間隙里發現以往被忽視的西南聯大教授夫人群體，稱她們是中國人文精神的標本，這些女性獨特的歷史意義長期被“家屬”的標識遮蔽。鄭著打開了一片女性斑斕的知性世界，是當下西南聯大敘事的一項突破。

由于史實的湮沒，該作存在若干錯漏之例，試舉二三。

《她們的西南聯大歲月》

湯佩松（1903—2001）教授是我國植物生理學科的奠基人，西南聯大時期農業研究所植物生理學研究室主任，夫人是加拿大籍華僑黃翠梧。鄭著第142頁有這樣的腳注：聯大時期湯佩松和金岳霖算是少有的單身漢，金岳霖四處蹭飯，湯佩松則常辦派對。湯佩松到1950年才結婚，反清斗士的兒子娶了保皇忠臣鄭孝胥的孫女鄭襄。

歷史實存的教授夫人在鄭著消失了。湯佩松1930年在美國留學期間與黃翠梧成家，兩人都從事“探索生命現象之謎”的植物生理學研究，共同在伍茲霍爾海洋生物學研究所完成實驗工作。

1933年8月，獲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的湯佩松已在哈佛大學從事三年研究，夫婦倆育有一子又龍，他決然回國。時值“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淞滬抗戰震動了在美華人，加上美國經濟危機帶來恐慌與混亂，作為被“四萬萬國民”的血汗（庚子賠款）哺育的中國學人，湯佩松認定終生報“國恩”。同學兼摯友羅伯特·馬歇爾（Robert Marshall）答應在紐約一大學建立一項基金專供湯佩松繼續長期研究，并護送患眼疾的黃翠梧回加拿大娘家，湯佩松對此十分感激，但還是回絕了這一挽留。

1937年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爆發前，黃翠梧帶著6歲的又龍從美國來到湯佩松任教的武漢大學，支持湯佩松到前線參軍，直接出力殺敵，湯佩松未能如愿從軍，回校研試防毒面具用的活性炭。12月13日南京失陷后，湯佩松把妻兒送到香港暫居。

1938年9月，湯佩松應主持西南聯大校務三常委之一梅貽琦邀約，任農業研究所植物生理學研究室主任。年底，湯佩松把在港島的妻子黃翠梧和又龍接回昆明。1939年冬，夫婦倆又有了兒子肖龍和以后的又有一個孩子湘捷。一家五口居住在昆明郊外大普吉村研究室旁的簡陋小屋。生物學系研究生、助教吳征鎰每到研究室，常看到黃翠梧在家門口用木盆、搓板給先生洗衣服，看上去非常勤儉，想來她是早期從福建到加拿大當華工的后裔，出生于貧苦人家。她還幫湯佩松寫論文。（吳征鎰：《我所認識的大普吉人》）1943年3月1日，英國生物化學家李約瑟來到植物生理學研究室，看到實驗室與寢室混在一起，房屋用泥磚建成，他的臥室、客廳，除了床、桌子、椅子，沒有更多的家具或物件。臥室沒有天花板，能看見瓦片，李約瑟當日寫給友人的信說：“這些學者居住的房屋像法國或威爾士人的農舍，有些原始且沒有裝飾”。當晚，吃過一頓中餐后，湯佩松和夫人黃翠梧召集年輕研究人員和家屬圍著火塘辦了一場大型家庭晚會，歡迎李約瑟的到來。

大普吉的生活愈來愈艱難，湯佩松變賣衣物度日，黃翠梧將僅存的一點東西全部折賣，由于營養不足，缺醫少藥，以致雙目漸漸失明，不得不于1943年春懷著身孕一人帶著三個孩子，最大的11歲，最小的不足兩歲，由昆明乘極為危險又是唯一的駝峰航線繞道印度，換船經澳洲返美國，后定居故鄉加拿大。湯佩松后在其著述《為接朝霞顧夕陽——一位生理學科學家的回憶錄》中說，“她所經歷的艱難困苦，使我終身感激、難忘。她為我們的四個孩子在旅途中以及后來由于新中國成立前期不能往來而經受的痛苦和犧牲，只有她這樣一位頑強的婦女方能做到。我和我的孩子之所以有今天的一點點成就，是和她的毅力分不開的。”

《為接朝霞顧夕陽——一位生理學科學家的回憶錄》

1947年6月，湯佩松接到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部主任李約瑟的邀請，7月中旬赴倫敦參加第七屆國際生理學會議，會后途徑美國便道赴加拿大看望黃翠梧和家人，在家中住了兩個月，夫婦倆最小的男孩志龍已4歲，第一次見到父親，家人團聚頗多傷感，黃翠梧通過僑胞親友已先在溫哥華大學及其他地方商談了丈夫留在加拿大的可能性，但是湯佩松自認不能與母校清華大學“不辭而別”，堅決于同年10月回到北平。從此與只身在困苦環境中掙扎的黃翠梧天各一方。1948年底，南京國民黨政府動員北方教授南下，黃翠梧又來電報說已為丈夫在溫哥華作了職業安排。湯佩松慎重地與老友陳岱孫長談幾次，下定決心，不再離開北平。不久，黃翠梧與世長辭。

1950年，湯佩松與鄭襄結婚（邵瑜：《母親鄭遜軼事》）。1979年春，76歲的湯佩松去加拿大探親，和長子又龍一起為黃翠梧掃墓，表達他的哀悼、感激和懺悔，之后告別了兒子，回到祖國。

西南聯大教授即使生活十分困難，依然沒有放棄科研探求，從英國留學歸來的金屬研究所余瑞璜教授，召集位于大普吉村的農業、無線電、金屬三個研究所的科學家，每月定期在大普吉村與梨園村之間的一家茶館會晤，由每人輪流做自己的工作報告或專題討論，學術空氣非常濃厚。經常出席有吳有訓、任之恭、湯佩松等15人左右，別稱“梨園會晤”。這些科學家有的1948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乃至新中國成立后幾乎全部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湯佩松在前述回憶錄中說，“最使我們高興的還是我們這個集體里的物理學成員的學生中出了兩位比我們成就更高的人物：楊振寧和李政道！”而非鄭著第142頁腳注所寫，15人“物理學系的李政道和楊振寧也在其中。”有關兩位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西南聯大學子師承佳話，不可誤傳。

鄭著掀開了歷史一角值得真實回望。1946年7月15日下午，民主斗士聞一多在自家門口昆明西倉坡遇刺，陪伴聞一多的長子聞立鶴立刻撲到父親身上，緊緊護衛父親，身中五彈，右腿被打殘，肺部被打穿，血流如注。值西南聯大已結業，英勇的聞立鶴正待北上清華大學外語系復學，當時他并非如鄭著所說是“中共地下黨員”，而是于1948年1月在北平入黨，后化名“高克”。（高曉紅：《蠟炬成灰淚始干——回憶我的父親聞立鶴》）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次日，他奉派參加接管鐵路工作組，之后長期在北京鐵路局天津分局工作，1975年調至天津外國語學院教務處，回歸專業，1981年3月病逝。

鄭著“前言”說在照片中看到長沙臨時大學師生遷往昆明的湘滇黔旅行團于1938年4月抵昆時各方歡迎的實景，趙元任教授的二女兒趙新那是獻花籃的少女之一，二女婿黃培云作為旅行團小分隊長，站在前列，那應該是他們的初次相遇，說不定還是初次相識。據《黃培云口述自傳》記述，在人群中，“第一次碰到了我后來的老伴，……當然那個時候我們并不認識，直到我留學美國，才在清華同學會聚會時真正認識她。”

《黃培云口述自傳》

黃培云從西南聯大畢業留校任教后通過庚款留美考試，進入麻省理工學院讀博，1941年，他在1938年8月赴美的趙元任家參加同學會，幫趙新那洗碗時兩人相識。所以，鄭著寫獻花籃的組織者之一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在冥冥中已將女兒的命運排定”，只是美麗的臆想。黃培云和趙新那1945年7月在美成婚，1946年底相偕歸國，黃后來成為我國粉末冶金學科的奠基人之一。

這一個個烽火與戰亂中西南聯大的人物故事，令人回味。

如果鄭著再版，希望修補這些留有遺憾的錯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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