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近日，作家羅偉章長篇新作《紅磚樓》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這部作品2024年在《收獲》雜志連載，收獲評論界與讀者高度關注，被譽為羅偉章在文學創作疆域中的又一次強勁突破。
從《誰在敲門》《塵世三部曲》的深耕鄉村敘事，到轉向城市知識分子群體書寫，羅偉章在這部作品中以一座紅磚樓為核心，復刻了一段鮮活的小城文壇往事，也照見每個人在時代洪流中的叩問：是困于他人編織的敘事里甘當配角，還是勇敢走出圍城，落筆書寫屬于自己的人生篇章？
《紅磚樓》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80至90年代的四川小城東軒，這里有一座專為作家、藝術家建造的紅磚樓，樓里住著以冉強、孫云橋、李回家等人為核心的“東軒作家群”，紅磚樓也因此一度成為這座小城的文學圣地和象征。以紅磚樓為核心，羅偉章講述了一群作家在時代浪潮中的命運沉浮，上演了一幕幕關于理想、名利與生存的悲喜劇。
羅偉章通過一座紅磚樓描畫了一幅生動的作家群像圖。冉強，早年憑一部自傳體小說《春來早》一舉成名，隨后卻轉向對地位、名利的追逐與鉆營；孫云橋，被冉強視為最大對手，離開紅磚樓后開啟別樣人生；申響、江小姍、洪運興等人，始終在文學與理想的路上堅定前行；串起整個故事的文學青年盛華，為拜訪孫云橋走入紅磚樓，卻最終進入冉強家門，被無數“選擇”越推越遠……
“作家寫作家”的設定本身充滿張力。羅偉章多次強調：“冉強是虛構出來的藝術形象，請讀者不要對號入座。”正是這種“同行寫同行”的視角，賦予《紅磚樓》獨特的穿透力。他以冷峻而精準的筆觸，重新審視時代潮流中的鮮活個體。《當代文壇》副主編趙雷看完小說后感嘆：“文人寫文人，作家寫作家，寫得格外深刻生動，窮形盡相。”唯有身處其中的人，才能真正寫出那種“身在廬山”的迷障與掙扎。
人生由無數選擇組成，或大或小的選擇決定人生方向，也錨定生命歸處。當我們選擇依附某種規則、某個群體，甚至某個人，往往就在選擇中交出了自主選擇的能力。
《紅磚樓》是一個關于選擇的故事。文學青年盛華最初進入紅磚樓，本欲拜訪偶像孫云橋，卻在一連串選擇的推動下踏入冉強家門，繼而追隨冉強，甚至在其授意下“揭發”孫云橋的“抄襲”…… 起初盛華以為自己在主動抉擇，直至逐漸清醒，才驚覺自己早已喪失選擇的能力。
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李明泉說，讀《紅磚樓》時他感到“一種精神的窒息感”。這種窒息感，既來自文本的陌生化效果，也許同樣來自小說對自由困境的逼視：當每一次“選擇”都在不斷縮小自由空間，這種困境足以讓任何清醒者窒息。
羅偉章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沒有簡單將“依附”等同于“墮落”。他筆下的人物，大多在不知不覺中走入依附，“溫水煮青蛙”式的異化過程，更具直擊人心的震撼力。
《紅磚樓》不只是一段小城文壇的懷舊敘事，其核心價值，在于對人性的深度書寫與精神叩問。圍繞“東軒作家群”的聚散流變，跟隨盛華從步入紅磚樓到最終清醒出走，羅偉章深入刻畫不同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精神跋涉，以獨有的黑色幽默，直面人性的光亮與幽暗。
在羅偉章的創作理念里，作家應爭取并保持凝視生活的權利，既要做生活的參與者，更要做清醒的觀察者。《紅磚樓》正是這一理念的文學實踐：他以“同行寫同行”的真誠與銳利，刺破圈層迷障，卻始終懷著對人物的憐惜——不滿之外，更多的是對理想異化、精神困局的悲憫與理解。這種“憐惜”，成為小說最動人的底色，也讓文本跳出題材局限，擁有了直抵普遍人性的力量。
羅偉章曾說，文學的根本要義是“誠”，真正的寫作從不是依附光環、鉆進套路，而是守住內心的誠懇，保持對生活、對人心的深度凝視。《紅磚樓》便是這樣一部作品：它寫一個群體的沉浮，卻照見所有人的精神困境；它講一段文壇往事，卻完成了對時代與人性的深刻勘探。小說最終指向理解與反思，在書寫他人困境的同時，時刻保持自我批判與內心叩問，讓這部作品超越小城敘事、超越特定圈層，成為每一個普通人都能讀懂、共鳴的人性啟示錄。
現代快報/現代+記者 陳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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