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諾獎級發現做成新藥？一場關于原始創新的深度對談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鈴

作為中國原始創新的高地，在過去20多年里，北生所誕生了多項原創性科學發現，這些發現沒有停留在論文里，而是正被一步步做成藥，去解決困擾人類的疾病。

作為中國創新生態的觀察者和記錄者，經濟觀察報一直試圖理解這些成果是怎么長出來的。我們期待，這種從0到1的突破能在中國土壤上成林成片，更多來自中國的原創成果能夠在全球市場兌現其商業與社會價值。

2026年4月，我們邀請了這個生態系統中四位關鍵的構建者與同行者，進行了一場長達兩小時的深度追問。他們是：

華輝安健首席執行官陳彬

炎明生物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鄧天敬

昌發展集團總經理、生命科學園公司董事長王穎

北京生命園創投基金合伙人薛園

從識別一個豪賭一般的科學夢想，到陪伴它穿越臨床試驗的“死亡之谷”，再到應對商業化終極考驗，這場對話，不僅關乎藥物，更關乎信念、耐心、生態與土壤。四位親歷者的故事與思考，共同拼出了一幅中國原始創新從“幼苗”逐漸成長的圖譜。

以下內容整理自現場對話：

原始創新處于什么階段

經濟觀察報：2026年1月，肝病新藥立貝韋塔單抗上市，為源頭創新藥物提供了一個生動注腳。澤布替尼上市時，北生所所長、百濟神州創始人王曉東說這意味著“此路可通”，百濟能做，別人也能做。對中國源頭創新藥物來說，立貝韋塔單抗上市意味著什么？

陳彬：幾年前，澤布替尼的上市是非常激動人心的。它是中國本土企業第一次將Best-in-class（同類最優藥物）做成、商業化并出海，非常了不起。

從2012年李文輝教授團隊發現乙型和丁型肝炎病毒受體NTCP，到立貝韋塔單抗上市，我們經歷了基礎科學發現、靶點確認、抗體設計、臨床前藥理和毒理實驗、臨床試驗、申報生產，實現了從基礎科研發現到商業化的完整閉環，這都是中國科學家和企業家在中國完成的。它的上市，證明中國科學家不只能做追隨者，也能做首創者，做真正“從0到1”的創新。

經濟觀察報：鄧總之前提到過，中國不能停留在跟隨式創新和技術創新，必須做原始創新。從炎明生物的實踐來看，中國在哪些方面具備了開發源頭創新藥物的能力？

鄧天敬：原始創新需要幾個核心要素：首先是領先全球的“0”，即基礎研究；其次是做藥能力，將發現快速轉化為藥物；最后是臨床轉化能力，找到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完成“從0到1”的跨越。

在基礎研究方面，我們整體上仍需追趕，但已涌現出像北生所的王曉東、邵峰、李文輝、湯楠等做出全球領先科學發現的頂尖科學家。這意味著，我們在某些關鍵點上已具備了原始創新的能力和儲備。

在藥物開發能力上，中國已與全球處于同一水平。過去25年，中國從CRO起步，從做Me-too（派生藥）、Me-better（改良型新藥）藥物，到做Best-in-class、First-in-class（同類首創藥物）藥物，打造了極強的創新技術體系。

最后是臨床驗證。中國的獨特優勢在于擁有豐富且高效的臨床資源，以及巨大的患者群體。這使得我們在研發最早階段就能接觸到大量患者樣本和數據，精準指導靶點選擇和適應證探索。

這些優勢疊加，讓中國在原始創新領域待勢而發。我們是走在前面的幾個先鋒，未來幾年，隨著中國基礎科研能力增強，原始創新成果可能會像美國波士頓或灣區那樣呈井噴之勢，大量新藥將進入市場。

經濟觀察報：薛總，十年前，你在輝瑞負責BD時，總部研發負責人還不相信中國有真正的創新藥。近兩年，包括輝瑞在內的眾多跨國藥企（MNC）都在中國大量買入優質管線。從你的經歷看，原始創新走到了什么階段？

薛園：大約15年前，我剛進入創新藥行業時，想促成中國與MNC的交易難于上青天。那時，行業尚未蓬勃，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創新藥。能有今天的局面，得益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讓產業紅利釋放，也要歸功于把產業做起來的優秀歸國人才。

這些年，我們經歷過追逐式創新、跟隨式創新。當下，無論從科研成果的水平，還是從醫藥產業生態的人才來看，原始創新都到了迸發的時刻。中國正在從大國制造或工程師紅利轉向科技創新階段。

從商業角度，我們必須實現“產學研商工”的完整閉環。近期，從商業保險到創新藥定價，相關政策陸續出臺，支付端有了重大突破，給了創新藥價格很大紅利。未來3到5年，商業閉環將日益完善，商業環境會趨近國際化水平。中國生物醫藥產業必將像新能源、無人機等硬科技賽道一樣，經歷從仿制、跟隨到領先的飛躍。

經濟觀察報：穎總，華輝安健和炎明生物都是在生命科學園誕生的企業。相比國內其他園區，生命科學園在原始創新方面有什么優勢？

王穎：生命科學園為原始創新構建了“雨林式”生態。做新藥很難，從概念到臨床再到商業化，需要全鏈條資源支持，豐富的產業生態對加速原始創新至關重要。

我們的首要優勢，是在國家戰略引導下，匯聚了頂尖的國家級戰略科技力量。從早期的北生所、國家蛋白質中心，到后來的腦科學與類腦研究中心、昌平國家實驗室，再到北大、清華、中科院等頂尖高校院所，這背后，是一批在中國打下扎實基礎、又在海外獲得國際化視野和科研歷練的頂尖人才，他們懷著推動中國醫藥健康產業發展的決心回國。這批人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

有了人，還要有快速的轉化體系。這些年，生命科學園搭建了從基礎研究、開發、臨床轉化、商業流通到中試生產的全鏈條。現在，園區內有60多家專業CXO（醫藥合同外包）服務機構，能幫科學家將原始創新概念推向產業化。

創新藥投入巨大，資金很關鍵。作為政府平臺，我們發起了政府引導基金，通過產業母基金投資了二三十個在醫藥健康領域專業的投資機構。同時，母基金和平臺公司也發起設立管理直投的基金。通過“母基金+子基金+直投基金”，再加上與銀行的投貸聯動，我們構建了多元化的金融工具矩陣，以匹配企業不同發展階段、不同類型和規模的資金需求。

科學發現與臨床轉化間存在鴻溝，生命科學園的臨床資源是另一大支撐。園區有約3000張研究型床位，有高博醫院、北大系、首醫系等優秀臨床機構。科學家與臨床專家正通過共建實驗室、團隊交互等方式緊密聯動，加速成果的概念驗證和轉化。

最后是政策。從國家到北京市再到昌平區，有一系列針對醫藥健康產業真金白銀的支持政策。例如，針對早期概念驗證有專項資金，針對不同臨床階段有研發支持，針對重資產的中試平臺有固投補貼。在審評方面，園區設有創新藥械服務站和綠色通道，為企業提供前置審評咨詢和重點輔導，幫助企業和審評機構對話。

如何識別原始創新

經濟觀察報：薛總，生命園創投對要投的項目有清晰的畫像，比高校追學術追得更緊。但原始創新始于一個豪賭一般的科學夢想，如何判斷把賭注押在誰身上、押在哪條路上呢？

薛園：我們的投資對象是那些致力于改變世界的科學家和企業家。你提到原始創新是一場豪賭，其實也不盡然。我們投資了幾十家公司，其中多數都由我們首輪投資，且基本采用了科學家與企業家搭檔的模式。生物醫藥是個特殊賽道，科學家在轉化前，已有數十年的科研積累。例如，華輝安健的李文輝老師、炎明生物的邵峰老師，他們在各自領域都有多年積累，貢獻早已獲國際公認。對于從研讀論文起步的早期VC基金來說，長期跟蹤這些科學家及其領域，使得投資決策并不困難。

以炎明生物為例，它是我們投資組合中很有代表性的項目，對這樣的項目，我們堅定看好，并致力于在孵化階段就提供全方位支持，陪伴項目從種子到開花。

經濟觀察報：穎總，生命科學園里有很多做基礎研究的實驗室，但并非每位科學家都適合創業。投資時，你最看重科學家什么特質？

王穎：投資歸根到底是投人。人不是萬能的，擅長科研并不等于能成功將藥物和企業做成。所以，作為創始人的科學家，最關鍵的就是有遠見和資源整合能力，或者說，有吸引追隨、陪伴他的團隊的力量。

成功的企業，如炎明生物、華輝安健、百濟神州，都是由“科學家+企業家”形成組合和合力。這要求科學家不僅在特定領域有多年積累、具備全球領先的科研能力，還要對臨床有理解，能整合臨床專家資源。同時，科學家與企業家之間能否惺惺相惜、相互信任、分工協作，摸索出高效、分工不分家的合作機制，也特別重要。

創業不同階段，科學家面對科學發現和企業商業化的不同問題。做科學要專業、專注，企業發展要務實求真，面對不同選擇時，科學家的果敢、決斷和領導力是商業化轉化的關鍵。他們會面臨很多不確定性和變化，靈活應對、不斷解決問題很重要。其實，這些特質都能從其過往的科研經歷中窺見端倪。

早期創新藥的風險投資，需要投資機構與創始團隊緊密互動和深度理解。投資者必須耐心，因為創新藥可能失敗，原始創新更是進了無人區，需要投資人與創新團隊共同面對挑戰、攻克難題。

經濟觀察報：鄧總，相比做跟隨式創新的公司，你們融資的難度有什么不同嗎？

鄧天敬：我想先分享一下我對原始創新的看法。前幾年，中國主要做跟隨式創新，這與原始創新有本質區別。

跟隨式創新好比攻打山頭，別人把路鋪好了，你的風險在于能不能造出更快的車、更好的武器。而原始創新是無人區，要去探索新路，天生就有巨大不確定性。

在美國，100家從事原始創新的公司中，可能有95家會失敗。只有當中國投資界能接受并容忍這種高失敗率時，才是源頭創新藥物真正突破的時刻。如果認為所有科學發現都能轉化為藥物，那不現實。原始創新的最大價值在于瞄準臨床需求，并找到潛在解決方案，同時清醒地認識到其極高的失敗率。

從投資角度看，必須有一套很好的體系——通過計算成功概率、回報率，并依托龐大的市場來覆蓋那95%的失敗風險。這套體系在海外已經成熟。

做企業需要三個要素：人、精神、資金。對做原始創新的公司而言，資金尤為重要。做公司與做研究不同，研究可以五年不發論文，但公司等不起，必須在既定時間點達成里程碑，否則投資人的信心就會動搖。

在融資過程中，我們經歷過市場低谷，但國家鼓勵原始創新、建設科技強國的大趨勢最終讓我們享受到巨大紅利。我們能融到錢，原因有二：第一，我們一步步實現并超越了投資者的預期；第二，我們所做的，正是這個時代和國家所需要的。我們還是比較幸運的。

經濟觀察報：我想追問薛總和穎總，前兩年“資本寒冬”中，你們為什么依然持續向炎明生物、維泰瑞隆這類長周期項目注資？

薛園：作為早期基金，我們更關注選擇、賦能并長期陪伴項目，主動承擔風險、勇敢定價和領投，無論市場冷暖。“資本寒冬”是產業曲折前進中的小波折，相對于中國原始創新終將達到國際領先水平這一歷史大勢，其長期影響微乎其微。即使在市場最不好的時候，真正優質、由改變世界的科學家和企業家領軍的項目，依然會獲得支持。這是抱團取暖、共克時艱，也是對頂級優質項目的長期基本認可。

當然，資金有成本。在艱難的時刻，我們在識別項目價值時，會更腳踏實地，有更穩定的長期規劃，平衡科學探索中的風險。在項目投后管理和賦能中，我們會更密切地關注企業現金流情況。針對發展較順利的公司，我們會每季度看項目財務情況；針對重點孵化項目，我們每周都會關注其現金流情況。

王穎：“資本寒冬”迫使投資人和企業家更深入地思考：管線是否滿足臨床剛需？是否同質化內卷？是不是有差異化的全球原創？研發定位和商業化模式是否清晰？在子彈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更合理分配、高效使用？這其實推動了行業去泡沫化，讓大家更理性、更客觀。

應對“資本寒冬”，需要政府與市場化機構形成合力。政府引導基金發揮著逆周期調節作用。例如，總規模200億的北京市醫藥健康產業投資基金在“資本寒冬”中落地昌平，給了區內企業強有力支持。

我們的策略是利用多元金融工具組合配置，通過母基金投資不同風險偏好的子基金，有的是風險厭惡型，有的就希望支持原始創新，通過它們來匹配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企業的需求。同時，我們自己的直投基金也在支持企業與發現并培育偉大企業間尋找平衡。真正擁有臨床價值的好管線、好企業，最終是會得到投資人認可的。

經濟觀察報：穎總提到的這些支持，陳總一定感觸很深。華輝安健在2024年初獲得的那筆投資，堪稱雪中送炭，可以分享一下那段經歷嗎？

陳彬：現在回想，那段時間確實非常煎熬和艱難。新冠疫情期間，華輝安健曾開發過一款全球領先的新冠藥物，顯示了較好的臨床效果。但新冠病毒變異和疫情防控變化都很快，最后，我們面臨困境。

就在那個時刻，我們獲得了北京市醫藥健康產業投資基金額度最大的一筆支持。我特別感謝我們的投資人，他們有兩個共同點：一是懂科學、懂行業；二是有穿越行業周期的定力。這特別不容易。

我們在新冠項目迎難而上，也錘煉了我們的CMC（生產工藝）放大能力和臨床團隊的快速應變能力，這些后來都反哺了核心產品立貝韋塔單抗的開發。歷經新冠一役，華輝安健成了一家更有韌性和執行力的企業。

經濟觀察報：鄧總，你和邵峰之間有過理念交鋒嗎？

鄧天敬：目前還沒有。一開始立項時，邵老師和我就想清楚了，做原始創新風險很高，有幾種方式規避風險：第一，花小錢把多個項目做到一定階段來增加成功率；布局多個靶點，主要做First-in-Global（全球首創），也在已知靶點上探索新機制，做差異化。

在決定做什么產品和項目優先級時，我們會有不同意見。我有兩點經驗，第一，科學家的堅持很重要，他們在科學上的敏感性非常關鍵；第二，要相信頂尖科學家的智慧，當把所有市場情況和他分享，讓他看到商業上的可能性后，他會做出正確判斷，關鍵在于建立機制，將市場和商業信息透明化，充分討論。

在科學上，邵老師是一個非常尖銳的人，這對項目很有益。在企業里，他會提出建議，會問“這樣行不行”，或和我們一起討論怎么做。我們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自己的能力邊界。

經濟觀察報：市場上曾有“再也不投教授創業”的聲音。薛總，你如何看這個觀點？

王穎：科學家創業的關鍵是他能不能聚人。科學家要有空杯心態，清楚自己的能力邊界。只要心態開放，在不同階段引入合適人才，最終形成團隊作戰能力，就可以了，不能一概而論說科學家創業就不能投。

在一些失敗的科學家創業案例中，往往是科學家對不擅長的企業經營過度自信，沒有整合到合適人才，導致決策偏差、信息不對稱，走了彎路。

為什么海外科學家創業成功率高？一個重要原因是其C-level（首席官層級）的人才儲備非常充分，形成了成熟的公司治理與運作機制。

經濟觀察報：薛總怎么看？

薛園：市場對教授創業這件事有點妖魔化了。

對我們來說，這個問題可以轉換為“如何幫助教授更好地創業”。作為早期孵化基金，我們一直在實踐如何做好原始創新成果轉化的橋頭堡。在實操上，我們有兩個角度和其他市場化基金、更關注成長期成熟期項目的同行不太一樣：一是接觸早，在公司成立甚至項目立項前就參與探討成果的轉化方向，幫科學家去匹配合適的人；二是從落地角度，我們和孵化器共建了一個創服空間，它雖然只有一兩百平，但可以為早期創業者提供低成本、快速啟動的地方。也得益于生命園孵化器的支持，我們在孵化器里共享實驗平臺，給了企業一個做概念驗證和成果轉化初期準備工作的地方。幾年來，這個創服空間走出若干公司，如羅敏敏老師的健達九州、陳婷老師的得諾生物、轉化自同仁眼科的孟眸生物、轉化自醫科院病原所的賽蘊生物，以及清華大學賈怡昌老師的神濟昌華。

我們對自己的定位是“副駕駛”，幫忙不添亂，不過多摻和公司的日常運營，但要在早期階段幫創始人找好視角和好應用領域，去面對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進行有效的方案執行和落地。以孟眸生物為例，我們不僅協助科學家將成果從醫院轉化出來，還為公司找到了合適的CEO、COO、CMC負責人。現在，孟眸公司的產品已經進入臨床，上了若干個患者，效果很好。

原始創新如何成長

經濟觀察報：針對科學家創業的人才短缺問題，生命科學園有什么解決方案嗎？

王穎：在園區里，由科學家創辦的企業已有一百多家，人才短缺問題很容易出現，必須用專業化、系統化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作為園區運營方，同時本身也是基金投資機構，我們要為企業做投后賦能，因此專門成立了一家針對科學家群體的人力資源獵聘公司，幫助多家企業找到了合適的CEO和其他C-level高管。

比如一家利用基因編輯技術治療眼科罕見病的公司，隨著企業發展到新階段，需要進入商業化并籌備資本市場運作，需要補齊人才。通過這個獵聘公司，我們為它找到了一位在產業界有豐富商業化和管理經驗的CEO，這之后，它在管理、經營和資本運作方面的能力邊界擴大了，后續融資也越來越順暢。

還有一家為細胞基因治療領域提供自動化設施設備的公司，它想開拓國際市場時，我們就幫它找到了一位擁有海外BD（業務拓展）和商業化經驗的人才，迅速幫助其海外業務打開了局面。

除了人才獵聘公司，園區還通過早餐會、學術沙龍、生命科學創新論壇等活動，創造讓科學家、企業家、投資人相互對話、了解和合作的機會，促成了各種化學反應的發生。

經濟觀察報：薛總，聽說鄧總和邵老師的第一次會面就是生命園創投促成的？

薛園：這個故事或許鄧總講更合適。我們團隊的龍小騰博士促成了這件事，我們希望促成更多這樣的事。我們一直關注生物醫藥賽道，關注生命科學園里幾個頂尖科研機構的成果，積極識別潛在的轉化和創業人才。當時，邵老師的科學成果有目共睹，我們一直在跟他探討轉化的可能。他對轉化有想法和需求，希望有一個優秀的CEO和他一起做。

鄧天敬：等我退休了，我想寫本書，把生命科學園里的很多故事寫出來。我從2006年就到生命科學園，經歷過好幾個公司，有的公司已經非常成功了，有幾千億市值。炎明生物的誕生也有機緣巧合，當時，邵老師在尋找能幫助他去做企業的人，而我在尋找可以一起做事業的科學家，生命園創投起到了橋梁作用。我手機里還保存著2020年5月我、邵老師和龍總三人第一次吃飯的照片，那是炎明故事的開始。

包括穎總這邊，從我們創業想法萌芽時，生命科學園就給了從資本到空間到政策的巨大支持，這是能夠給一個初創企業的最大支持，我一直很感恩。

經濟觀察報：在企業的早期研發、臨床試驗、商業化等階段，生命科學園可以怎么幫到企業？

王穎：園區和政府引導基金能做的，是圍繞創新藥全鏈條布局，引入從臨床前研究、臨床開發到商業化的各類專業化機構，讓它們在園區得到良好發展，并和企業發生緊密業務對接，相互賦能。我們希望把這個鏈條做得越來越對、全、精。比如，在合成生物學這樣的底層技術領域，我們與丹納赫共建了創新技術平臺，引入了高通量菌株篩選構建和質譜技術。

經濟觀察報：在生命科學園，企業在方圓一公里范圍內能迅速找到合作伙伴和配套資源，陳總可以談談園區生態給華輝安健的賦能嗎？

陳彬：華輝安健在生命科學園11年了，可以說，我們是和園區生態一起成長起來的。

2015年，我還在強生工作，負責在中國尋找新項目和新平臺，我跑了全國各地很多生物醫藥園區。當時的生命科學園給了我兩個感受：第一，這里科學家很多，在科學層面特別活躍；第二，很多科學家還沉浸在單純做科學的環境中，產業化在起步階段。

華輝安健就是那年成立的，在不同發展階段，園區生態都給予了我們關鍵支持。

在早期研發階段，園區已經有了自己的CXO、動物模型公司。華輝安健還和園區共建過一個抗體工藝轉化平臺，在新冠疫情期間，這個平臺幫我們快速將實驗室工藝進行轉化。我們最初的設想，也是把它作為一個同時幫助其他企業孵化新項目的大分子工藝平臺。

進入臨床階段后，我們需要開發臨床伴隨診斷試劑。在園區一兩公里范圍內，我們就能找到體外診斷公司。

現在，到了商業化階段，園區內也有大型服務公司，它們的商業化團隊不在這個園區，但能幫我們對接總部資源，在藥品配送、冷鏈供應等環節給我們支持。

跨越轉化的關鍵一步

經濟觀察報：原始創新最關鍵的一躍，是把實驗室藥物分子變成藥物。請陳總先談一談。

陳彬：加入華輝安健前，我在強生、拜耳負責過臨床部門，在歐洲、美國、澳大利亞等較成熟的市場做過臨床。回想起來，那時的工作很簡單，外企資源豐富，錢也多，而做創新藥離不開資本。

立貝韋塔單抗的適應證是乙肝合并丁肝感染。90%以上的“一帶一路”國家都是乙肝、丁肝高發國家，所以我們自然地走進了這些往往不被跨國藥企重視的區域。這些地區監管穩定性、臨床能力及臨床配套能力都較薄弱。

我們選了蒙古國和巴基斯坦作為臨床入組國家，它們都屬于丁肝高發國家，而且無藥可醫。蒙古國只有300萬人口，但有10%感染乙肝，其中60%同時感染丁肝。巴基斯坦有超2.3億人口，約8%感染乙肝，其中超10%同時感染丁肝，丁肝患者達80萬人到100萬人。這兩個國家的丁肝患者都年輕化，在巴基斯坦，八成丁肝患者在40歲以下，是主要勞動力。

我們克服了很多困難。蒙古國沒做過創新藥，不知道臨床試驗怎么做，我們幫助這里建立了臨床能力；巴基斯坦則存在安全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華輝安健能完成注冊臨床，并在中美兩地拿到突破性療法認證，是一件看起來不可能實現的事情，我為華輝安健的團隊驕傲。

經濟觀察報：要不要借機呼吁一下，讓政府和資本給原始創新更大支持？

陳彬：我想呼吁投資人能更大膽地去投那些真正的、沒有先例的創新靶點。一些投資人常問，“這個靶點在美國有公司做嗎？”“中國有幾家公司在追？”我覺得這不是投原始創新的心態。

我也呼吁國家能看到創新藥的規律，在定價上能更靈活，有一個多元的、基于臨床價值的定價體系。今天來的路上，我看到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健全藥品價格形成機制的若干意見》，我挺激動的。這說明黨和政府在關注這個行業，在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我們現在在做商業化，卡點就在定價和支付問題上。創新藥九死一生，面臨的95%都是失敗，如果定價時只考慮生產成本，不考慮研發投入，和為那95%的失敗所付出的代價，如果真正的源頭創新藥還要和仿制藥、Me-too和Me-better藥物一樣被砍價，那企業是沒有創新動力的，因為從一開始就知道無法回本。

經濟觀察報：鄧總，我記得兩年前你提到過，炎明生物的糧草、兵馬、路線都已經備好，就差臨床試驗這個關了。

鄧天敬：在臨床試驗方面，炎明生物和華輝安健不太一樣。李文輝老師的科學發現和疾病緊密相關，乙肝和丁肝病毒受體就是針對乙肝和丁肝。而邵老師的科學發現和疾病雖有關聯，但具體是什么關聯還要去尋找。

我們這樣做原始創新的公司，會經歷三個階段。第一步，是把科學靶點開發成有效分子，不管是大分子、小分子還是基因療法。我們花了四年左右，解決了世界上無人攻克的一些難題。針對好幾個靶點，我們都是全球第一個找到有效分子的公司。

第二步，弄清楚這些分子和哪些疾病有密切關聯，這是挑戰所在，也是機會所在。

第三步，才是真正上臨床。我們用5年在5個靶點上，開發了14個分子。“從0到1”的源頭創新藥物存在一個價值折返點——患者身上的概念驗證，即拿到臨床IIa期或臨床II期數據，我們有6個分子馬上要到這樣一個臨床階段。接下來，我們就要以最快速度出數據。全新機制的免疫領域新藥一旦在大的適應證上得到臨床驗證，就可能對應幾十億美元甚至上百億美元的價值。目前，我們在做很多適應證，如膿毒癥、炎癥性腸病、神經性疾病。我們的目標是在2027年下半年，6個項目都能得到臨床驗證的數據。

原始創新時代將至

經濟觀察報：關于原始創新，大家想給有志于創業的年輕科學家、企業家什么建議？

王穎：第一，要以終為始。做創新藥最終是要解決臨床未被滿足的需求，這很重要。

第二，對創新轉化路徑，希望創業者和投資人心態都能更開放。科研轉化不是只有成立公司這一條路，也可以通過權益轉讓、授權、合作開發等方式與成熟企業對接，或在不同階段通過并購、重組、整合實現行業效率的最優解，最終目標是讓成果走向臨床。

第三，創新藥技術門檻、投資門檻很高，投資機構要足夠專業，要對新技術、商業化路徑有鉆研和理解。企業也要找到適合的資金，因為不同資金的屬性決定了它能承受的風險和退出的周期。

國際化也非常重要。我們的商業和資本體系需要跟國際資本、產業資源、科創資源充分互動。現在，很多海外優秀標的融資也很難，它們非常看重中國的研發效率和臨床優勢。我們要積極擁抱海外創新資源，將其和中國優勢資源結合，取長補短。

薛園：從投資人角度來說，基金的工作包含幾大模塊：募、投、管、退。我們也特別希望能跟更多長期耐心資本合作。因為我們發的每一期基金都是十年的，這就要求出資人、母基金或政府引導基金的周期要比十年更長。所以我們非常榮幸趕上這個擁護原始創新、支持生物醫藥賽道的時代。

我還希望，整個商業環境能更市場化、更開放，無論是在藥品定價支付上，還是在項目退出路徑、資本化路徑上。對比發達國家，我們的創新藥產業要跑通商業化閉環，支付體系和資本市場的作用都不可忽視。

鄧天敬：做炎明生物這五年，我們非常幸運，有好的科學和投資人，進展也不錯。同時，我感到這條路挺難走。每一天，面對的90%都是負面的實驗結果，很多想象不到的問題會冒出來。我的經驗是，必須相信自己，必須有定力、魄力，集中資源，把團隊揉在一起，去一個一個地解決問題。

經濟觀察報：什么樣的問題呢？

鄧天敬：臨床的問題、化合物的問題、機制的問題……做科學，就是會有很多完全想象不到問題。如果企業家或管理層失去了定力，那整個團隊都會慌。而一旦把問題解決后，公司價值就會提升，團隊信心就會增加。

陳彬：我和鄧總的想法一樣，定力很重要。

我是學力學的，工程上的誤差一般在千分之幾，要不然攝像機就用不起來，火箭也上不了天。但在生物學、創新藥領域，如果實驗誤差在百分之二三十，大家就會覺得挺好。在力學領域，三大力學幾百年來就固定在那，而生物學每天都有新知識爆發出來。創新藥行業天生具有巨大不確定性，科學家和企業家必須認識到做創新藥很難，做“難而正確的事”要有定力，這個心態很重要。

第二，心態要謙卑。基礎科學發現只是開始，創業過程中，毒理實驗、藥理實驗一做就是一年，臨床試驗一做就是幾年。生產工藝放大帶來的不確定性，一堆問題需要解決。無論是時間還是金錢投入，都是基礎科研的成百上千倍。

我記得李文輝老師說過一句話，那也是我決定加入華輝安健的原因之一。他說：“我們做科學的，現在來做藥，我們其實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我覺得一個科學家，一個發現了兩個關鍵受體的病毒學家，能有這樣的認識，值得很多科學家創業者學習。

經濟觀察報：最后，請每位嘉賓用一兩句話，談談對今天論壇主題“追尋原始創新”的理解或期望。

陳彬：中國做源頭創新藥物的時代到了。

鄧天敬：原始創新很難，需要全社會各種資源正面的支持。

薛園：我們已經迎來了生物醫藥源頭創新轉化的創新浪潮。我堅信中國很快會誕生萬億市值、有價值、國際領先的創新藥公司。

王穎：昌平的諧音是“champion（冠軍）”。我相信中國的原始創新會從生命科學園走出，成為全球的冠軍。

（作者 張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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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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