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金銷售「大限已至」

作者 | 凱西

編輯 | 鄭瑤

帶金銷售模式喪鐘敲響？

在漫長的量變后，質變開始發生。歷史的車輪就是要碾軋醫藥行業的帶金銷售，這是一位業內人士近期的感受。

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26〕6號）（以下簡稱《解釋（二）》）將正式施行。

經過短短兩周時間的發酵，《解釋（二）》幾乎被認為將重新書寫中國醫藥商業賄賂的定罪邏輯。

在法律界人士看來，這是一個堪稱“制度補漏”的司法解釋；對業內人士而言，一切都在變得不同。

01

似曾相識的風聲鶴唳

一位醫藥商業公司的管理層反映，原本本周已經和一家藥企簽訂戰略合作協議，貨也發了，但因為下游的分銷商積極性不高，只得暫停。

手上有三四個分銷業務，其中兩個中成藥的臨床推廣，兩個月前就已經不再“高開”，他猜測可能是廠家提前得到了消息。

“臨床一線的無奈是，每天的業務情況都在發生變化......”

面對《解釋（二）》，有的從業者表示，話題敏感，不便評價，也有人直言，其對于肅清醫藥行業的商業賄賂，預計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近期并不平靜，是多位從業者的普遍感受。

同樣是四月，貴州省多家醫療機構、衛健部門發布“醫療衛生機構從業人員違規參加學術活動舉報方式”公告，規范醫療學術活動秩序。據“醫學界”分析，此次貴州全省大范圍公開專項舉報渠道，或與貴州省衛健委去年發布的一項規范有關。

2025年6月，貴州省衛健委印發《貴州省醫療衛生從業人員參加學術活動行為規范（征求意見稿）》，要求醫療機構將從業人員參加學術活動情況納入醫德醫風考評，與個人評優評先、年度績效考核掛鉤，同時建立學術活動全流程審批管理體系。

2023年夏天，一場被稱為“史上最強”的醫藥反腐風暴席卷全國。其間，國家衛健委在“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發布有關問答”中指出，規范開展的學術會議和正常醫學活動要大力支持、積極鼓勵，需要整治的是無中生有、編造虛假會議進行利益輸送，以及違規私分贊助費等不法行為。

在北京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林聲達看來，隨著《解釋（二）》的施行，企業的合規義務進一步加重，且司法解釋出臺后，通常會配套針對性的執法行動，后續預計會出現一批相關典型案例，為司法實踐提供指引。

回望2023，颶風席卷而過，院長落馬，藥代失業，不少學術會議停擺，整個行業亦是熟悉的風聲鶴唳。

02

帶金銷售的窮途末路？

《解釋（二）》將在食品藥品醫療等領域行賄作為獨立的加重情節，使得醫療行業帶金銷售的法律性質得到明確界定。

在一位醫藥產業的資深從業者眼中，《解釋（二）》的出臺似乎是一場早就注定的清算。其也認為，肯定會有一批典型的事件、典型的人出來。

帶金銷售一度被視為醫藥產業市場準入的“潤滑劑”——通過向醫務人員給付現金、實物或其他利益，換取藥品或醫療器械的處方量。在帶金銷售主導的游戲規則下，藥品的銷量不由其臨床價值決定，而由“費用空間”決定——誰的回扣高，誰的產品就能進醫院、科室、處方。

當一種行為長期存在，它就會演變成一種“潛規則”，甚至行業文化。

在過去的許多年，“帶金銷售”與監管的關系如同一場漫長的“打地鼠”游戲。但是，這次多位業內人士認為，帶金銷售可能被“壓制”。

在其中一位從業者看來，《解釋（二）》是一個結果，不容忽視的前因是，醫藥商業賄賂查辦技術手段越來越強大。

其觀察到，對醫藥企業的合規要求已經不局限于銷售領域，研發、循證醫學領域、市場準入領域的合規治理都在同步進行。

一位業內人士直言，如果文件總是不能解決問題，那只能一次次加碼。

過去十余年，中國醫藥行業的反腐呈現出明顯的“行政主導”，5月1日起，在司法層面，入罪門檻降低，追責鏈條延伸，帶金銷售的法律風險已不可同日而語。

這是一種根本性的轉變。

03

喪鐘為誰而鳴？

引發醫藥產業震動的《解釋（二）》，實質新地下調了醫藥行業帶金銷售的法律紅線。

此前，醫務人員收受回扣的行為適用的是2016年的相關司法解釋——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數額較大”的起刑點為6萬元。

《解釋（二）》明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定罪量刑標準分別參照受賄罪、行賄罪（單位行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標準執行，落實對不同所有制企業依法平等保護。

此后，一名普通醫生收受3萬元以上回扣，即可能構成刑事犯罪。

更值得關注的是對行賄端的同步收緊。

在以往的反腐中，往往側重于查處受賄方，對行賄方的追究相對較輕，甚至出現“行賄成本低、收益高”的聲音。

近年來，監管方越來越強調“受賄行賄一起查”。

依照《解釋（二）》，對單位行賄罪（第二條，向醫療機構等單位行賄）普通標準：個人20萬元以上、單位40 萬元以上入罪；醫藥醫療從嚴：個人10萬元以上不滿20萬元、單位20萬元以上不滿40萬元，直接入刑追責。

醫療領域行賄的每一個環節都面臨著更低的刑事風險敞口。

與此同時，《解釋（二）》之下，企業再也無法與員工簡單“切割”。

在傳統的醫藥反腐實踐中，當終端業務人員因行賄被查時，藥企一般會發表聲明——該代表的行為系“個人行為”，與公司合規政策不符，公司已對其作出處理，以試圖將刑事責任限定在員工個人層面，保護企業主體的運營資格和市場地位。

《解釋（二）》可能徹底終結這種“甩鍋”模式。

《解釋（二）》第十六條明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單位行賄罪定罪處罰：（一）單位集體決定，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二）單位實際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員決定，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

藥企與醫藥代表之間的“防火墻”在刑事追責層面已被拆除。

《解釋（二）》還將打擊范圍延伸至行受賄鏈條中的中間環節，在帶金銷售網絡中扮演“撮合”角色的代理商、中間人，同樣面臨刑事追責風險。

2018年以來，帶量采購、價格治理，直接擠壓藥品價格中的“回扣空間”，瓦解“帶金銷售”的經濟基礎；醫保支付方式改革，改變醫院和醫生的行為模式；醫療服務價格調整與醫生薪酬改革，通過合理的績效激勵破除“以藥養醫”。

當空間逐漸壓縮、刑事風險已不可承受，藥企必須找到費用驅動之外的增長路徑。如果說《解釋（二）》為舊時代敲響了一聲喪鐘，那么，喪鐘究竟為誰而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