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幽默的戰爭之50秋河市謀殺案

讀歷史的時候，有時也需要有推理的能力。或者說在很多歷史故事當中，你會體驗到推理的樂趣。歷史上有很多眾說紛紜的懸案，會讓后來人們眾說紛紜，也會被拍成影視劇，改編成文藝作品。由于當事者早就已經不在人世，就算找到真兇，也不可能將其繩之以法，所以為什么要討論他們，因為永遠要追求真相和吸取教訓。

19世紀末在美國發生了一起著名的雙重謀殺案，叫做麗齊·博登Lizzie Borden案。Lizzie Borden可能也被翻譯成利茲·博頓、麗茲·鮑敦、莉茲·玻頓、莉琪·波登?等等等譯名。

簡單說就是，1892 年 8 月 4 日，美國馬薩諸塞州福爾里弗/Fall River（瀑布河城，或者翻譯成秋河市)發生了一起轟動全美的兇殺案，富有的博登家的男女主人安德魯和艾比被砍死。艾比是后媽，艾瑪和麗齊的親媽在她們還小的時候就去世了，兩姐妹還有一個小妹妹也夭折了。

他們的小女兒麗齊被當成最重要的嫌疑人。該案件被群眾改編匿名投稿到小報上，非常夸張，被編到了鵝媽媽童謠系列，就是那類專門嚇唬小孩的恐怖暗黑類的童謠。

其中有這樣幾句→

“”Lizzie Borden took an axe

麗齊博登拿起斧頭

and give her mother forty whacks

砍了媽媽四十下

When she saw what she had done

當她意識到自己做了什么后

she give her father forty-one

又給她爸爸砍了四十一下……”

所以繼母被砍了40下，父親被砍了41下這種渲染的細節在當年傳播速度也像網絡一樣快，不管怎么審判，麗齊的名聲已經臭得不行了。很多媒體會直接定性宣傳叫做弒父弒親案件，但是由于當時在法律上已經宣布無罪，而且確實沒有特別明顯的證據，所以在這里只能說這是一起兇殺案。

因為案發時天氣挺熱，周圍似乎也沒有什么訪客，麗齊和愛爾蘭藉的女仆布里奇特·蘇利文Bridget Sullivan在家，由于上一任女仆小名叫做瑪吉，女主人艾比也這樣沿用稱呼她，總之不太尊重就是了。

1892年8月4日上午，安德魯被發現死在客廳的沙發上，應該當時正在打盹，所以沒什么反抗的痕跡。艾比死在樓上的臥室里。后背朝上，躺在地上。他們被懷疑是疑似斧頭一樣的兇器多次擊中的，艾比被砍了17次或18次，安德魯被砍了11次或者更多。鑒于當時法醫鑒定的水平很有限，不論血清學，痕跡學或者是血型，指紋這些研究都很不完善。

根據女傭人做筆錄說的描述是，男主人從外邊辦事回來，麗齊說母親留下紙條出門了，說是探望什么有病的朋友。女傭人自己就是回閣樓上休息了一會兒。然后這個空檔，樓下沒有人來。大約在11:10左右，女傭人聽到麗齊使勁喊，父親死了，有人進來殺了他……（Come on quick，Father's dead.Someone's come on in and killed him!）女傭人嚇壞了，跑到樓下，麗齊讓找人來幫忙，那就把鄰居帶回來了，然后他們又要找醫生。這個時候問艾比去哪了？麗齊說好像回家了，我聽到她回來了。于是他們就上樓找艾比，到了樓上發現艾比臉朝下死在房間里。看樣子大概正在給客房的床鋪換床單，然后也沒有什么防備，就遇害了。

他們家的大姐艾瑪當天出去拜訪別人不在家，去的朋友家大約有25km，所以被認為是有不在場證明了。先是鎮上來的醫生看過了尸體，之后又有法醫鑒定，認為女主人艾比至少在安德魯死之前90分鐘就已經遇害了。這就非常可怕，大家都認為小女兒麗齊的證言很可疑，說母親收到一個字條就出去了，但事實上那個時間段很可能已經死了。還有人說和鎮上的醫生一起去看病人，但后來鎮上的醫生親自看到了艾比的尸體，這就有點兒矛盾了。

其次還有頭一天來訪在他家住了一晚上的約翰舅舅，是博登先生已故妻子的弟弟。過來談一些家族生意上的事情，由于本職工作是個屠夫，也被懷疑了一回。但是約翰當天早上去拜訪其他人了，所以被認為也是不在場的。

麗齊成為主要嫌疑人，主要是后來的一些人有一些推論，加上當年的親友們有一點懷疑。在這里可以說一些他們的證據，然后讀者朋友們可以自己分析。比如女傭人作證說安德魯約在10點半回家的時候，開門的瞬間似乎聽到，在2樓的樓梯附近麗齊好像笑了兩聲。后來推斷這個時候艾比已經遇害了。也就是說屬實的話麗齊在繼母的遺體附近。

但是布里奇特在1930年代晚年又說這可能是聽錯了，畢竟一個老破房子又是木頭樓梯什么的，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再后來布里奇特改名真的叫做瑪吉，搬家到蒙大拿州了。在1948年臨終之前還對記者說，相信麗齊無罪。但是在秋河市的歷史學會藏有瑪吉的私人信件，曾經說那天她的眼神不對。眼神不對，也可以理解成為就是害怕或者是震驚，這個不能作為直接證據。

所以在女傭人的證詞上，犯罪學術界至今仍然有爭論。有些歷史學家會認為女傭人想保護嫌疑者，如果是的話，動機可能是忠誠，也可能是恐懼，也可能是共謀。到了現在甚至有人拍成了電影，把她們兩個之間的感情當成了一種類似同性戀的樣子，所以才會包庇麗齊。

其次我們現代的社會經常會說一些原生家庭的創傷，或者是直接說，就是小孩在生長過程當中受到了家長的苛刻的對待，可能就會造成各種各樣心靈的扭曲。實話說，安德魯不是什么好家長，他確實有錢，但是過著像清教徒一樣的生活，他對女孩們的教養可能超出了需要培養節儉的美德的程度。比如他們同時期的美國有些錢的家庭都會配備抽水的馬桶以及淋浴和浴缸設施，但是麗齊全家仍然用的是那種用臉盆打水洗漱的生活，另外他家沒有下水管道，用的是旱廁，和他們家住在山坡上的親戚相比，過于寒酸。要知道這個人是經營工廠和銀行的在很多地方都有股份，如果他愿意的話，把女兒包裝到上流社會也是輕而易舉的，但是這兩位姑娘在當時社會來說已經變成老閨女了，看來是舍不得嫁妝。有一些更加厲害的傳言說，老父親娶他們繼母的時候，艾比也是30多歲，根據當年的標準也是個老閨女。所以這個老守財奴的動機是對兩個女兒有不健康的亂倫思想，把她們在家里留到歲數很大。這個只是傳言之一。

在案發前幾個星期，安德魯曾經嫌麗齊在谷倉養了鴿子，很煩。他說會吸引鄰居小孩來胡鬧，所以用斧頭劈死了，據說甚至要強迫麗齊吃掉死鴿子肉。這件事情是真的，大眾會把這種事情也當成一個心理證據。

麗齊無罪釋放后，姐妹同住“楓樹屋”近15年。1905年因麗齊與女演員娜塔莉·哈欽森/Natalie Hutchinson親密交往爆發激烈爭吵。艾瑪深夜攜行李出走。搬出去另住了。

麗齊遺產中未留分文給姐姐，因為她比姐姐去世早一點。她捐贈大半財產給防止虐待動物協會（SPCA）。這就是為什么后來人總拿父親殺死鴿子的事件來說事兒。

另外，根據當時的社會法律和約定俗成的一些規矩，未婚女性的財產仍然是她們的男性監護人，主要就是父親來掌控的。所以兩姐妹既沒有成家，也沒有得到生母的實質財產，比如曾經她們索要一個舊房子，安德魯曾經把這個房子贈給了艾比的家屬，這就招人生氣了。再后來曾經給兩姐妹房子之后，由于她們不可能真的搬出去，所以安德魯又用5000美元把這房子買回來了。房產和錢的問題也被拿來當成作案的動機之一。

在這之前，因為是夏天，他們家又實在過于節儉，吃了三天的剩羊肉湯舍不得倒掉。案發之前曾經全家有一次上吐下瀉好幾天，醫生說是食物中毒，但是艾比總說這是麗齊想害我們。案發之前麗齊試圖到藥店購買氫氰酸，理由是清洗海豹皮披風。過去這些東西雖然管得不嚴，但是也需要醫生證明，所以藥劑師就沒賣。

但是藥劑師的證詞說麗齊一聽說不賣的話就急眼了，說要讓艾比嘗嘗。但是這個證詞沒有其他人的證明。在案發之前好幾年兩姐妹長大了之后就和繼母經常發生爭吵，所以早就不稱呼母親了，就叫博登太太。但是法醫和警察都到了的時候，他們說麗齊的母親什么的，麗齊就很不愿意，說我的母親早就不在了。別人問的時候麗齊全都說是到閣樓找釣魚用的鉛錘，然后多待了一會，是因為在谷倉吃自己家樹上長的梨。大家都不信，說當天天氣太熱，那地方待不住人。總之麗齊的理由就是可能天熱，所以就摘梨吃了。

麗齊當天穿的衣服沒有血跡，但是在8月7日的時候，案發三天以后，鄰居發現她在爐子里直接燒了一件看上去挺完好的衣服。她自己說這是因為衣服做好之后，本來想給姐姐看，結果家里當時正在刷油漆，已經粘上了，洗不掉了。再加上她并不像當時的普通淑女那樣，見到這樣的場面直接就暈過去，也沒有大哭大喊。并且在地下室發現了砍斷了把兒的斧頭，認為這是疑似的兇器。市政官員在下葬的時候悄悄下令留下頭顱，做成石膏模型，用來研究傷痕的形態，所以頭顱和尸體是不在同時下葬的。

在法律層面上麗齊是無罪者，司法判決是證據不足，所以還是要尊重無罪推定的原則，不能進行道德審判。有人說是多人串供集體謀殺，但是沒有實證，姐姐和舅舅都有不在場證明。后來經過檢查頭骨的傷痕發現并不一定真的是斧頭，但是當場只找到那樣的東西。另外在斧頭上沒有找到人血，發現的毛發和所謂一些血跡是牛的。在地下室里發現了帶著血跡的抹布，但是麗齊聲稱這個是來了月經之后流到地上用來擦了地了。當時在這方面鑒定是非常差的，而且大家也認為月經血的量是極其少的，殺兩個人要收拾殘局的血量是太多了，所以這確實也不像。當時警方也逮捕了一些國外移民例如安東尼奧·奧利埃爾，但證據不足也放了。就是因為安德魯是工廠主，他和底層勞動者有矛盾。他對家里人都那么苛刻，他對工廠如何不用說了。當時有葡萄牙籍的移民，還有一些不滿的工人，這個是秋河市地面上人都知道的事情。所以這是一個救命稻草，麗齊如果真有罪的話，第一點就會指出來嫁禍別人，但是她自己確實沒有說。所以這個案子也確實說明了19世紀末美國的一些社會問題，階級矛盾，性別偏見，刑偵技術很局限，這就是所謂的沒有人能確定真相，這正是案件百年以來變成流行文化的原因。

另外，麗齊的辯護團隊也很棒，他們的策略很高明。首先這個辯護律師團隊就是有頭有臉的人。首先是前任的馬薩諸塞州的州長喬治·D·羅賓遜，也是波士頓頂尖刑事辯護律師，擔任首席辯護律師，他是以雄辯和政治影響力著稱的，主導整體的辯護策略。其次是安德魯·詹寧斯，這個是他家的長期家庭律師。負責本地的法律事務和初步的聽證工作。根據記載，在法官約書亞·C·布萊斯德爾/Joshua C. Blaisdell面前質問，"在人性的自然秩序中，誰會是被交叉詢問、衣服被檢查、受到懷疑的當事人？這兩個人中的哪一個？"

意指女仆布里奇特·蘇利文更應被懷疑，這個意思非常直接，這個直接就是指明了當時的社會階級的偏見邏輯。第三也是波士頓的著名律師組成的輔助團隊，是梅爾文·O·亞當斯等其他人，這個梯隊是強化專業陣容的。這些人的核心辯護策略在1893年夏天的審判當中起了很大作用。首先打性別牌，讓人覺得嫌疑人很柔弱，這個手段我們可以在狄更斯的小說《遠大前程》當中看到。他們是真的堅信麗齊無罪的，首先強調她是虔誠的教徒，在教堂是活躍成員，她是新教的修女一樣的單身女性，在主日學校給女孩上課，也就是說這在當時社會上是一個尊重宗教、保守的、廣受尊重，與人為善，又熱愛小動物的女性，在當年女性并沒選舉權的情況下，這是一個普通婦女能做到在社會上獲得尊重的最好方式。當時的陪審團全都是男士，他們也認為這樣一位淑女穿著有緊身束腰的衣服，應該沒有能力用斧子或者類似兇器殺人。在物證方面，檢方也沒有直接的物證，被砍斷的斧頭無法直接關聯，并且沒有直接帶血的衣物，根據當時的技術在那把斧頭上也找不到血跡。并且藥劑師的證詞被當成了誤認，也就是說可能確實想清洗皮草。主要是遺體上沒有毒物的殘留，因為他們夫妻的內臟已經被拿出來，把胃部送到哈佛醫學院進行了化驗，應該是沒有查出當時的主流毒物。麗齊自己的證言如果有矛盾的話，后來被當成了創傷的應激。不像是直接說謊。女傭人的證言有不利的地方，但是詹寧斯的策略性引導，讓他們關注有身份的小姐說的話，和底層打工女孩說的話分量是不一樣的。然后暗示外部兇手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那些和安德魯過不去的勞工們。

在法庭上本來表現很堅強的麗齊看到了死者的兩個頭骨模型，這確實挺震撼的，所以被當場嚇暈了。所以辯護方也說這是情感的真實反應，并不是冷血的兇手。所以陪審團被打動了，在1893年6月20日審議了90分鐘就裁定無罪，無論是否真的有罪，這個是時代局限性的勝利。也就是說辯護方精準利用了1890年代美國社會的性別階級偏見，或者放到100多年以后。會被當成是特權辯護。也就是說，如果是反過來的話，如果嫌疑者是底層的工廠勞工或者移民的女性，也可能會不一樣。所以這個案件至今仍然是法律史上的經典案例，也能展現出來美國的司法如何被社會的偏見牽著走。

但是現在兇案發生的住宅已經變成了門庭若市的民宿，直接就用麗齊的名字命名。他們還提供了謀殺主題住宿的招攬客戶的手段。比如說每年8月4日還有個謀殺紀念日，有一些著名的網紅博主也會帶著攝像機跑到那兒去搞一些玄學的東西，比如說錄下來所謂的笑聲，或者是閣樓上的干擾信號，發到網上吸引流量。甚至探索頻道也有分欄目錄這樣的節目，其實這樣的干擾信號都是可以自己找東西錄出來的。游客如果愿意的話，可以花錢睡在女主人艾比遇害的客房，醒來之后，早餐還可以提供有斧頭形狀的餅干。這個作為獵奇的旅游是很好玩的，但是不能把悲慘的案件當見鬼笑話說，這樣對死者也挺不公平的。另外提一句，在審判的期間也就是1893年6月1日，在當地發生了另外一起用斧頭的謀殺案，叫做博莎·曼徹斯特的一位寡婦在廚房被砍死了。也就是說秋河市又發生了另一起殺人案，某乳牛場農民史迪芬的女兒博莎(22歲)因為解雇費，被20歲左右的葡萄牙移民喬斯用斧子砍了23處后死亡，這個案件的兇手在1894年落網了，后來排除了和麗齊家案件的關聯。但是當時陪審團也確實討論了連環殺手的可能性，后來100多年間，不論是希區柯克還是后來很多著名導演，他們可能都有意識地忽略掉了這個干擾細節。所以當時確實是陪審團把這個干擾的因素給考慮進去了。

這個案件后來對當地司法工作也有了一定的促進作用，1898年這個州修訂了《證據法》，要求警方必須記錄嫌疑人衣物的狀態，免得再發生那種有人事后才說裙子被燒了的事情。還有在1893年波士頓環球報上的匿名投稿，后來經過人們口耳相傳，變成了童謠，大家為了押韻，大概就說成了砍40下或者40一下什么的，當然多一下少一下也是很殘忍的。案子雖然結案了，但是在童謠當中，麗齊已經被當成了罪犯。很多人在看影視作品的同時可能欣賞的就是暴力美學，又或者像后來的電影《Lizzie》那樣，用現代人的想法去套古代人的行為，說19世紀末女性的性壓抑造成的，也就是說，還是給她定罪了。

就像有的歷史學家說的那樣，我們審判的不是麗齊·博登，而是1892年秋河市的恐懼、偏見與沉默。所以麗齊贏了官司，但是遭到社會冷落，盡管經濟上沒有憂愁，也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但是其他人都對她敬而遠之。

我們討論歷史案件的時候，請始終記得推理不是玩笑，這是真實的悲劇，這不光是一個童謠背后的故事，需要對受害者們厚道一點，雖然真相可能已經隨著時間湮滅了，但是理性和審慎是我們面對歷史推理時最重要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