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談判，黎巴嫩大使豁出去了：76歲老人赴美單挑宿敵以色列

本周四，這位風度翩翩的法學家兼外交官將在華盛頓首次會見以色列代表。在此之前，現任黎巴嫩駐美大使已經對談判環境進行了初步試探。

目前在貝魯特與耶路撒冷之間展開的對話，堪稱一場小型的外交革命。黎巴嫩與以色列長期處于敵對狀態，雙邊和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視為天方夜譚。在貝魯特，僅僅是與以色列人合影，就足以讓人面臨牢獄之災。

對黎巴嫩人而言，參與這些談判無異于一場政治上的冒險之舉。該國目前的局勢已岌岌可危：以色列軍隊近期攻占了黎巴嫩南部的大片地區。勢力龐大且在很大程度上受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民兵組織真主黨，不僅拒絕承認國家政權的權威，更持續與以色列交戰。目前，雙方僅維持著脆弱的停火狀態。

更為嚴峻的是，總統米歇爾·奧恩和總理納吉布·米卡提所接手的是一個瀕臨破產的國家。除了要應對長年經濟危機和連年戰火帶來的余波，黎巴嫩政府還必須妥善安置高達百萬的國內流離失所者。在此背景下，向以色列發起外交魅力攻勢，被外界視為他們擺脫當前困境的唯一出路。

事實上，貝魯特方面已別無選擇。今年3月初，真主黨擅自決定與德黑蘭并肩作戰，挑起了三年內針對以色列的第二次戰爭。這一舉動讓貝魯特政府威信掃地，因為盡管政府此前做出了種種承諾，卻始終未能解除真主黨的武裝。

這個國家猶如一艘失去舵手、四處漏水的破船。如果不采取行動，黎巴嫩甚至可能淪為伊朗與美國談判桌上的籌碼。為了避免這一結局，直接與宿敵以色列建立聯系便成了唯一的自救之法。

不過，這一新路線暗藏巨大風險。這不僅是因為真主黨已發出警告，聲稱若達成協議將發動政變；更是因為在這個教派林立、社會嚴重撕裂的國家，與邊境彼岸那個既令人痛恨又在暗中備受敬畏的猶太國家締結和平，極有可能引發黎巴嫩的內部崩潰。

黎以兩國之間交織著一段既血腥又特殊的歷史。貝魯特與耶路撒冷并非從一開始就注定成為死敵。在早期的中東戰爭中，傳統上實力薄弱的黎巴嫩軍隊幾乎沒有參戰。兩國邊境曾一度十分平靜，農民甚至會讓羊群越界到鄰國吃草。

局勢的轉折發生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當時，亞西爾·阿拉法特領導的巴勒斯坦武裝力量在貝魯特設立總部，將這個正滑向內戰邊緣的國家作為襲擊以色列的軍事基地。1982年，以色列軍隊入侵黎巴嫩，將阿拉法特逐出貝魯特。

黎巴嫩為此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以色列軍隊將西貝魯特的大片地區夷為平地，縱容結盟的黎巴嫩民兵屠殺平民，并對當地百姓進行滋擾。更嚴重的是，以軍對黎巴嫩南部長期的軍事占領，激起了當地什葉派民眾的強烈仇恨，這在客觀上為真主黨的崛起提供了土壤。

自此以后，黎以邊境便成了以色列最為頭疼的戰線。每隔幾年，這里就會爆發武裝沖突。即便偶爾能維持較長時間的平靜，下一場戰爭的爆發也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分析人士指出，作為黎巴嫩境內的主導力量，由德黑蘭全副武裝且自詡為抵抗力量的真主黨，需要通過對以色列的永久戰斗來證明其存在的合法性。

每當該組織在國內面臨壓力時，往往會挑起新的戰端。2006年的情況便是如此。當時，厭倦了戰爭的黎巴嫩民眾強烈要求真主黨放下武器，畢竟以色列已于2000年撤軍。但真主黨對此置若罔聞，執意選擇訴諸武力。

對黎巴嫩而言，每一次沖突的后果都是毀滅性的。以色列軍隊在實施報復性打擊時向來毫不手軟。只需走進貝魯特南郊的什葉派聚居區達希耶，或是南部的村莊，戰爭的慘烈便盡收眼底。被炸毀的住宅廢墟隨處可見，墓地里埋葬著數以百計的死者，其中絕非只有真主黨武裝人員。

這種殘酷的軍事打擊往往會引發強烈的反彈情緒。經過多年的苦難，激進的反以分子、真主黨支持者以及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在黎巴嫩社會中已淪為少數。但是，當以色列戰機像最近在貝魯特那樣將整棟建筑化為齏粉時，即便是反對真主黨的遜尼派穆斯林也會感到出離憤怒。他們直言，根本無法與這樣的鄰國締結和平。

在東貝魯特的酒吧里，搖滾樂隊仍在演奏，啤酒的供應也如特拉維夫一般充足。盡管如此，人們至今仍不時能聽到粗鄙的陰謀論，甚至是一些荒誕的反猶主義老調，這些論調妄稱猶太人企圖統治世界，并將黎巴嫩置于各種離奇陰謀的中心。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戰亂與危機后，大多數黎巴嫩人已經受夠了——他們現在只渴望重獲寧靜。

因此，對于與以色列達成潛在和平的可能性，許多人抱有務實的態度。黎巴嫩人向來以能夠在任何環境下與任何人打交道并從中獲利而自豪。從現實角度來看，與以色列實現關系正常化確實能為該國帶來實質性利益。貝魯特有望從新的經貿關系中獲益，甚至連那些長期被邊緣化的邊境地區也可能迎來經濟復蘇。

但這些務實的考量并非決定性因素。即便貝魯特政府有意簽署協議，恐怕也無力將其付諸實施。在黎巴嫩，國家政權的話語權極其微弱。這不僅是因為真主黨實力強勁——即便在經歷了近年來的重創后，該組織依然能輕易擊潰裝備落后、薪資微薄的黎巴嫩正規軍。

黎巴嫩社會中的其他利益集團，同樣將這個支離破碎的共和國視為任人宰割的提款機。這種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將國家拖入血腥內戰的行為模式，其根源深深植根于黎巴嫩的建國基礎之中。黎巴嫩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由不同教派共同分享權力的政治空間。

什葉派、遜尼派、德魯茲派以及其他宗教團體，在國家內部精心劃分了權力版圖。在這樣一個依靠微妙平衡維系的系統中，任何重大變革都伴隨著極高的風險。內部紛爭往往需要借助外部勢力的介入來解決。各方非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選擇得過且過，維持現狀。

正因如此，與以色列實現關系正常化依然遙不可及。更何況，以色列右翼政府提出的極限要求，進一步加劇了貝魯特的困境。外界普遍認為，在黎巴嫩人真正能夠與南部鄰國締結和平之前，他們至少需要先在一定程度上整頓好內部秩序，實現國內的自我和解。

歷史的教訓足以說明這一過程有多么艱難。早在1983年內戰正酣之時，黎巴嫩政府就曾嘗試與以色列實現關系正常化。當時，時任總統阿明·杰馬耶勒在貝魯特郊區哈爾德的一家海濱酒店主導了談判，但該協議最終以慘敗收場。協議剛一簽署，便引發了大規模的武裝起義。杰馬耶勒的軍隊隨之土崩瓦解，條約也被迫廢除。

如今，西蒙·卡拉姆將開啟新一輪的嘗試。這位律師曾親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杰馬耶勒的失敗。或許正是出于對歷史的忌憚，貝魯特此次希望采取更為溫和、謹慎的策略。總統奧恩已明確表示，絕不會操之過急。至少在卡拉姆身上，他似乎找到了一位能力出眾的談判代表。畢竟在四年前，正是這位外交官成功與以色列談判達成了一項關于劃定兩國海上邊界的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