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老賴？——宣統年浙江龍泉債案與晚清基層司法困境

來源：澎湃新聞

引言

宣統元年秋，浙江龍泉縣衙的案頭上，先后出現了兩份訴狀。一份來自七十歲的遂昌縣老人毛樟和，控告同宗秀才毛景隆“昧良賴債”；另一份來自六十三歲的監生卓文浩，控告周高立、姜永祥“違禁搶割”其田中稻谷。兩份狀紙指向同一塊田——溪下莊“印坵”，卻各執一詞，南轅北轍。

這樁龍泉司法檔案的案件，歷時一年有余，橫跨兩任知縣，牽涉債主、買主、賣主、差役等多方，最終判決雖下卻執行落空，以“有斷無繳”收場。一塊田被抵押又被出賣，新舊契約相互抵牾；一個老人被利用又遭拋棄，一個秀才在催案途中氣病身亡，一個監生耗盡精力卻連九籮谷子都追不回來。“誰是老賴”的追問層層遞進，最終指向的，遠不止某一個人。

一、一田二主

事情的源頭，是印坵田的兩次處置。

光緒三十一年，秀才毛景隆向同宗長輩毛樟和借款英洋九十六元，立借票為據，同時將兩張道光二十八年的田契交予毛樟和抵押。該二契為卓文浩之父卓培松售予毛景隆之父的正契與找契。

次年，毛景隆將部分印坵田賣給監生卓文浩。卓文浩先后支付正價、補款、千休銀共一百零五元，田產交佃戶耕種，三年相安無事，僅因未獲道光年間上手老契埋下隱患。

宣統元年八月初三，毛樟和從百里外的昆堂莊趕赴龍泉縣城，指控毛景隆拖欠借款不還，還私自將抵押田產出賣，其持有的憑證為道光年老契與毛景隆親筆借票。知縣陶霦批詞駁回其訴訟請求：“毛景隆欠你之款，既有契票可憑，何得賴債不還，將田出賣？爾既念同宗之誼，應自行邀族理追，不必涉訟。”

事端并未就此平息。八月二十五夜，周高立、姜永祥趁夜色將印坵田稻谷搶割一空。三日后，卓文浩遞狀控告二人“違禁搶割”，并出具賣契、加找契、杜截清契為證。知縣陶霦批道：“周高主與賣主自有交涉，何得搶割受主田稻？是屬外是。”隨即簽發傳票，令差役范能等人限三日內將周高立、姜永祥及相關人等帶至縣衙。

消息傳得比差役的腳步快。九月十三日，毛樟和再次遞狀，稱這印坵田本是毛景隆抵押給他的財產，周高立、姜永祥割谷不過是替他收租抵債，何來搶劫？同時指責卓文浩堂堂富戶，明知田產有抵押仍憑空種入、包攬昧噬。

知縣陶霦在該狀紙末尾批下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卓文浩呈詞與爾所呈兩歧，究竟是何糾葛？案經飭傳，候催差傳集訊斷。”

圖1 宣統元年九月十三日毛樟和為控毛景隆貪謀串買包攬昧噬事呈狀

所謂“兩歧”，便是說兩造的說辭南轅北轍。

首先是這事的“名分”兩歧。

在卓文浩的狀紙里，八月二十五的那一夜是“違禁搶割”。一群暴徒趁著夜色，手持鐮刀，將谷子洗劫一空。這是明火執仗的強盜行徑，按律當嚴懲，甚至要動用刑具。

可在毛樟和的筆下，那一夜變成了“暫行收租”。一個被欠債多年的可憐老人，手持借據，去地里拿回屬于自己的些許孳息，何罪之有？

這稻谷，究竟是贓物，還是抵押物？這定性之差，便是刑房大獄與民事糾紛的天壤之別。

其次是這人的“身份”兩歧。

卓文浩的狀紙上面白紙黑字寫著，光緒三十二年買斷，有契，有稅，有人耕種。他不僅遵循龍泉當地“賣契、加找契、杜絕契”的三契習慣，付清了最后的千休銀，更重要的是，他還是繳納了契稅、領了紅契的規矩買主。

而毛樟和手中的老契是道光二十八年所立，比卓文浩的新契早了整整一個甲子。鄉野民間向有“無老契不成買賣”的共識。毛樟和手里攥著這塊地的“根”，他自認為是這塊地合法的“抵硬之人”。并且《大清律例》中明文規定，若遇“朦朧重復典賣”，土地應歸“原典買主”。

一田二辦的僵局之下，此前沉默的賣主毛景隆也向縣衙遞狀，矢口否認曾以契據為抵押向毛樟和借款，聲稱毛樟和所持契據乃數年前因自己疏忽而被人所竊，同時另行呈控姜永祥等人盜割其輪值祭田田谷。

毛景隆的加入，讓糾紛從兩歧變成了三方各執一詞。知縣陶霦遂將三案并為一案，再次傳訊周高立等人而未果。

二、屢票不案

三案合一后，各方的呈控愈發頻繁。

十月初三，卓文浩遞狀追問：毛樟和籍隸遂昌，與溪下莊田地相隔四十余里山路，七旬老人豈能越屬搶割？實則周高立、姜永祥自知觸法，將孤苦的毛樟和推上前臺頂名替訴。卓文浩還質疑毛樟和手中的契據，稱其“且將何處撿來毛景隆所失之契票，交和呈案抵制”。

五日后，毛景隆再次遞狀，詳述契據遺失的經過：光緒三十二年春，其向周林福借款英洋九十六元，以印坵田契二紙抵押，同年四月在樟埠木行當面結清債務，收回契票及借據，卻因未曾檢點不慎遺失。他在狀中質疑，若姜永祥真持有合法抵押契據，為何三年來從未上門討債，偏偏等稻谷成熟才發難？同時提出，原始債主周林福尚在人世，只要傳喚到堂，真相便可水落石出。

然而知縣的催傳票如同廢紙，至十一月初涉案人員也遲遲未能傳齊。毛景隆無奈返鄉，誰知其“氣慰在途得病，回家不日身亡”。毛景隆遺孀毛徐氏接過丈夫未竟的訴訟，在狀紙中不僅重申了契據失竊的始末，更直指姜永祥“拴孤搶訴”的陰謀：其利用孤苦糊涂的毛樟和，將他推到臺前當擋箭牌，自己則躲在幕后逍遙法外。

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知縣陶霦卸任，陳啟謙接任，案件需重新梳理，傳票需重新簽發。此后數月間，各方的催呈狀如雪片般飛入縣衙。

三月十八日，卓文浩憤懣地遞上狀紙：

詎料周高立、姜永祥自恃鄉頑，以山高法遠，不理不案，控由任控，藐法異常！……向其理論，不但搶谷無還，尤復出言咆哮，心何以甘？

此間，卓文浩家中傳來了其子意外身亡的噩耗。另一邊，在縣城等候審理的毛樟和盤纏耗盡，拖著病體返回遂昌老家。

四月初八，新知縣陳啟謙簽發催傳票：

限三日內帶縣……去役毋再違延干比，火速！

五月十三，卓文浩控訴差役無能：

票雖然嚴，而差實不力提！……豈非案同水炭乎？苦生待此追糓價完糧，截數交迫，無殊秦庭之泣！

五月二十二，知縣陳啟謙震怒，對差役下達了最后通牒：

六經差傳未到，殊屬違延……勒限即日內帶縣……該役如再玩延，當受血比不貸！

五月二十八，毛樟和再次呈狀：

一生勤苦，僅積此汗貲血本，性命攸關……身系零丁孤老，勢必食用無出，惟有坐以待斃而已……

六月初三，身穿孝服的毛徐氏再次陳冤：

乃棍惡姜永祥前則妄稱契當伊家，自知情虧，反拴出遂邑素不相識孤濫毛樟和出頭搶訴，以為脫罪之咎，端居虎穴安然無事，不訴不案……如系竊契不實，確有借主周林福赤存足證，乞吊涇渭立判……

這場官司，把三個家庭都拖入困境：

毛家失去頂梁柱；

卓文浩喪子，又為官司奔波不已；

毛樟和耗盡盤纏，淪為零丁孤老。

終于，六月初五，原差柳發等人呈上稟狀：

……現已傳到被呈周高立、姜永祥，具訴毛樟和，賣主毛徐氏，田佃卓厚承，原呈監生卓文浩，均已傳齊候訊……

經九個月的抗傳、躲避，及知縣的嚴厲警告，涉案人員終于悉數到案，案件迎來開審的可能。

三、紙上勝利

然而誰也未曾想到，周高立與姜永祥竟在候審期間再次脫逃。官府隨即嚴令差役追捕，直至六月十二日，這場拖延已久的官司，才正式開堂審理。

審訊過程無詳細記錄，結果見于周高立、毛樟和的甘結狀，二人供詞相近，均自認糾伙搶割稻谷的過錯，愿受追究。知縣隨即裁令毛樟和、周高立、姜永祥須在十日內將所搶稻谷如數交還。

圖2 宣統二年六月十二日毛樟和、周高立等甘結狀

這紙判決看似是非分明，案情卻并未在堂上徹底根究。毛徐氏在事后狀紙中披露，庭審當日她已將周林福帶至縣衙外候審，知縣若傳喚對質，契據來源便可水落石出，陳啟謙卻并未傳質。即便知縣已然察覺毛樟和手中契票假多真少，也僅諭令“經族戚了息”。

判決下達，卓文浩在紙面上贏得了官司，然名為執行的黑夜，才剛剛開始。

十日期限屆滿，周高立、姜永祥并未依限繳谷。此后兩個月間，知縣先后簽發飭交谷事票、催傳票，差役范能、柳發等人數次下鄉。

姜永祥的態度更為囂張。卓文浩在七月二十三日的狀紙中轉述其原話：“斷由任斷，自行不繳，然耐我何！”

更令人唏噓的是毛樟和的結局。毛徐氏在狀中透露，庭審后毛樟和被周高立、姜永祥“棄丟在城不采”，最終由其親侄聞訊接回。

轉眼至八月底，北鄉的田野里，稻浪翻滾，又是一年豐收季。

卓家新季稻谷已收，去年被搶的稻谷仍未追回，案件最終陷入“有斷無繳”的局面。卓文浩在狀中控訴差役“臥票不辦，政惡膽愈雄”，范能等差役持知縣的抓捕票，卻未切實執行，“臥”在手里根本不動彈。

宣統二年八月二十八，卓文浩在最后一份狀紙中寫道：“父母鐵斷，亦不足信矣，將見頑梗之徒，接踵而起，尚何有法紀之存乎哉？”

九月初三，知縣陳啟謙在這份狀紙末尾批下：“候催差追給。”

又是候，又是催。這幾個字，就像一道沒有盡頭的符咒，把監生卓文浩、寡婦毛徐氏和病重老人毛樟和，永遠困在了這場沒有終點的官司里。此后，檔案中再無該案的任何文書，這場從宣統元年秋天打到宣統二年秋天的官司，最終沉寂。

四、案卷之外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毛樟和控毛景隆昧良賴債案相關檔案保存于龍泉司法檔案13527號卷宗。這樁案件，至遵依狀具結，在程序上已然了結。然而細究全案，每一環節皆非孤例。它如同一面殘鏡，照見了晚清基層司法運作的若干肌理。

其一，民間調解慣習與知縣息訟取向。

毛樟和在初呈訴狀時，便寫明“隨投莊保吳元榮及周尚發等理追”，即其已先請鄉保調處，未果后方才具狀投官。此彼時訟狀必要程式——清代民事糾紛例須先經宗族、鄉保調處，不成方可赴縣。正如吳佩林教授所言：“盡管保甲組織與宗族組織在解決民間糾紛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鄉民的訴訟目的各異、地方權威力量的削弱、部分官民的唆訟、籍訟圖磕等多重因素，使得本可在民間得到解決的一些民事糾紛仍然鬧上了衙門。”而在官府一端，清代州縣官于民事細故，其審斷邏輯非在確權，而在息訟。毛樟和案中，縣官陶霦初批“應自行邀族理追”，陳啟謙諭令經族戚了息，皆可置于此一制度慣習中理解。

其二，契約憑證的脆弱與有斷無繳的困境。

本案最深處之吊詭，在于“契”。毛樟和持契，以為握有硬憑；卓文浩持契，以為買斷清業。兩造皆信契，然兩契相爭，無契可斷。學者杜正貞研究指出，傳統社會的管業證明是由歷次買賣契約共同構成的契約鏈。產業的合法性高度依賴上手契的完整移交。然而，由于分家、拆零售賣或故意藏匿，契約鏈極易斷裂，導致糾紛不斷。在晚清的司法實踐中，地方官吏一方面不得不依靠契約來裁斷田土、山林糾紛，將其視為管業的基本依據；但另一方面，官府對契約證據的管理非常混亂，知縣往往忽視或誤讀契約，甚至缺乏認真鑒別契約真偽的動機。

龍泉地方契約使用中普遍存在上手契不繳、一業數契、倒填年月等現象，契約雖為民間管業之唯一憑證，然其憑證效力從無國家制度性保障。毛景隆可立新契賣田，周高立、姜永祥可持廢契索財，皆因契約訂立、保存、移交至訴訟作證全程屬民間私事，國家既不參與，亦不背書。及至訴訟，知縣面對新舊數契，既無鑒定真偽之技術手段，亦無強制上手契繳交之制度依據，唯一能做的，是核其情理、觀其兩造。

更進一步看，契約效力的這種不確定性，不僅存在于民間私契之中，更延伸到了司法終局的結狀中。訴訟中當事人向官府立下的結狀（如甘結、遵依狀），實質上是當事人與知縣之間達成的官民之約。正如本案結局所示，結狀與民間契約一樣，極易被翻異。周高立、姜永祥當堂具結“限十日內繳清”，轉身便如虎負嵎抗不交繳。結狀之于他們，并非承諾，而是脫身策略；并非終局，而是權宜之計。當最具權威的官府判決都淪為一紙空文時，有斷無繳便不再是例外，契約在晚清社會的真實效力，便不言自明了。

其三，屢票不案的循環與權力尋租的博弈。

本案自宣統元年八月起，至宣統二年六月堂斷，歷時十月。其間差役范能、季祥等多次持票下鄉，而周高立、姜永祥或逃或延。學者吳錚強指出，此類“屢票不案”的現象（官府多次簽發傳訊票而差役無法將當事人等帶到官府）在龍泉司法檔案的晚清部分頻繁出現。這一現象并非由單一因素造成，而是由縣官、衙門差役和訴訟當事人共同完成的過程：縣官若認為訴訟理由不充分或有欺飾之嫌，往往表現出不愿受理的態度，其雖簽發傳票，其在批詞中流露出的消極態度會誘使差役認為案件不緊急，從而借機勒索或受賄延遲辦案；原告方需要擁有足夠的財力，支持其不斷游說縣官反復簽發傳票；被告方需要有足夠的財力及社會關系網來賄賂差役，使其維持不到案的狀態。訴訟重心也從辨明是非，淪為比拼誰能撐得更久。

在這一過程中，差役并非任何一方的忠實盟友，而僅僅是在出租自己有限的職權進行“權力尋租”。前幾次票傳不到是正常的尋租，但當新任知縣陳啟謙祭出“六經差傳未到，殊屬違延……該役如再玩延，當血比不貸”的警告時，尋租的平衡被打破了。此時，差役必須將犯人提到，不僅是為了自保，更是為了維護整個權力秩序和制度設計。最終周高立、姜永祥被成功帶到縣衙，正是這種權力秩序自我修復的結果。然而，即便如此，隨后的臨審脫逃與有斷無繳，依然證明了尋租活動在更隱蔽的層面上繼續運行。

結語：誰是老賴？

回望這樁宣統元年毛樟和控毛景隆昧良賴債案，我們不禁深思：究竟誰才是那個昧良賴債的老賴？

起初，是被指控欠錢不還、最終氣死在途中的落魄秀才毛景隆；

后來，是趁火打劫、臨審脫逃、視公堂判決如廢紙的鄉間無賴周高立與姜永祥；

再后來，是那些拿著火簽卻臥票不辦、在權力尋租中兩頭吃拿的衙門差役；

而當卓文浩面對“有斷無繳”的終局陷入絕望時，我們才發現最大的老賴，或許是在內憂外患中信用日益透支、面對基層社會的復雜博弈逐漸失去掌控力的晚清政權本身。它許諾了公正，卻兌現不了正義；它頒布了律法，卻守護不了秩序。在一個連國家信用都即將破產的黃昏，每一個被卷入其中的普通人，都注定成為這場巨大賴賬的犧牲品。

圖3 宣統元年毛樟和控毛景隆昧良賴債案時間線

（作者陳潤祺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本科生。指導教師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吳佩林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