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寶分享新書《生涯瑣記》：“素顏”寫作，忠于自己的局限

4月23日世界讀書日下午，著名學者、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來到巨鹿路作家書店，在“巨鹿之贊”文學講座活動中，跟讀者分享了他的新書《生涯瑣記》。

郜元寶教授在作家書店分享新書《生涯瑣記》

郜元寶是中國魯迅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上海作協副主席，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先后獲“馮牧文學獎”“唐弢文學獎”“王瑤學術貢獻獎”“魯迅文學獎”等，著有《魯迅六講》《漢語別史》《遺珠偶拾》《小說說小》，新書《生涯瑣記》是他第一部自傳體的系列散文集。

馬伯庸給這本書的出版推薦語是：“誰若能自書自傳，人生不假他人記錄，實堪一大幸事。”這讓郜元寶想起，其實自傳在中國從來就是很強勢的文體。古代作家不一定寫整本書的自傳，但很多詩歌散文都有自傳性質，比如屈原《離騷》，司馬遷《報任安書》《太史公自序》，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壯游》等等。“五四”以來，新文學家以現代眼光看古代文學，發現《紅樓夢》也可說是曹雪芹的自述其家世平生，至于新文學家的小說創作就更是他們的自敘傳了。

在這種文學觀指導下，現代自傳寫作的勃興也就順理成章。現代作家的自傳大致可分兩種類型，一是胡適倡導的文化名流或社會中堅為自己寫傳，同時也為后世留下時代的記錄。胡適《四十自述》以及沈從文、郭沫若、老舍、茅盾等在不同年代留下的自傳，基本都屬此類，其特點是以個人經歷接通時代變幻，名為自傳，實為寫史，社會風云壓倒個人心象。二是魯迅《朝花夕拾》所顯示的更加心理化和文學化的自傳，即并不在意傳主是否參與或見證了多少重要社會運動，更聚焦內在精神成長，所以往往避開大的歷史事件，而僅僅抓取生涯的若干場景與細節深入挖掘。胡適體的自傳看似繁重，其實比較好寫，所以也更常見。魯迅之后的魯迅風自傳則比較稀少，也難以出彩。

《生涯瑣記》只寫了作者從童年、少年到青年一些難忘的往事，基本上是學前、小學、初中、高中到大學生活的記憶。大學和研究生畢業以后也寫了一些，大概有四五篇，沒能收入此書。郜元寶感嘆，這書完成之后他才想到，當初為何不多寫一點？但轉念一想，還是釋然。“人生的故事再多，也不可能巨細無遺都寫出來。即使都寫出，也沒人有興趣看。一生能夠講、值得講的故事很可能就只有一點零碎與片段。魯迅《朝花夕拾》不就是如此嗎？但我不敢說寫這么少，是為了追慕魯迅。實際上還是偷懶，以及力有未逮。”

談到文字風格，郜元寶坦言，自己在大學長期教授文學，《生涯瑣記》卻很少有刻意的文章修辭。“如果我想做一點文學的潤色或許并不難，但我覺得多余。我寫童年記憶，寫兒時玩伴，寫中小學乃至大學的同學和老師，寫父母，寫幾代人經歷的‘貧窮’，寫難以忘懷而又很難簡單定義的八十年代，都用不著額外的文章修辭。或許也是我缺乏文學原創，但有一點我更清楚：在我尋覓到真正獨創的文學語言之前，我寧愿采用這種一點修辭也沒有的‘素顏’寫作。作為文學研究者和專業的文學讀者，我深知過度修辭、不恰當而又盛行的那些已然僵化的文學技巧對真正的表達有多大的扭曲和傷害。我寧愿不要這一切。如果說《生涯瑣記》在語言和寫作上有何特色，那可能跟它的內容一樣，就是我蠻在意自己認知和情感的雙重局限。我要忠實于自己的局限，而不是刻意回避。比如我絕不會說，城市對像我這樣來自泥土的鄉下孩子的震驚是1982年我來上海讀書之時。不是的。1980年我從鄉下第一次到銅陵市讀高中時，就已然經歷了那種震驚。比如我寫母愛，讀者或許覺得太惜墨如金。其實那是應該的。我感受到的母愛，絕不比我寥寥數筆捕捉到的更多。我相信母愛也不會因此而有任何減損。僅舉這兩個例子，其他刻意類推。”

在世界讀書日分享自己的新書，自然要談到“書”本身。郜元寶只在書中兩個地方寫到書。一是高中老師派他去學校閱覽室打掃衛生，他發現那里有很多書。為什么不給學生看呢？原來老師們覺得雜書看多了會影響高考。他當時坐在煙塵抖亂的小小閱覽室看了一下午，那本俄羅斯作家的小說令他印象深刻。還有就是他進復旦第一天，學長給他推薦李澤厚《美的歷程》。他買來看了，沒看懂，卻讀懂了《美的歷程》當時在大學里的震撼。他很看重這種與書遭遇的方式，其中或許蘊含的書的真義。

郜元寶認為，一本書的意義并不直觀地顯示于它的純碎物質形態。比如他如果不出版這本《生涯瑣記》，任憑這些文章散落在當初發表的雜志上，就沒這本書。出版社將散落在雜志上的文章搜在一起，才有了這本書。不僅書的物質形態有偶然性（還應該包括被某些人高度重視的印刷與裝幀的形式），而且在人類漫長的文明史上，書的歷史也極其短暫。即使刻本和印刷術高度發達的時代，真正能讀書寫書的人也并不多。有趣的是恰恰到了似乎人人都能寫作、任何書都唾手可得的當下，人類似乎突然就毫無防備地踏入AI時代。也許古典意義上書籍的物質形態會一去不復返，但書的真義終將永存。何謂書的真義？應該就是其中那些鮮活而優美的語言，真摯而豐富的情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