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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許已經聽說了，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道歉了。本周早些時候，他發布了一段與弟弟巴克利·卡爾森(Buckley Carlson)的長談。巴克利曾為特朗普撰寫演講稿，兩人在談話中試圖理解唐納德·特朗普第二個總統任期留下的殘局。

“我們肯定牽涉其中，”塔克說。片刻之后，他又補充道：“這是一個需要拷問自己良心的時刻。你知道，我們會為此備受折磨很長一段時間。我會的，而且我想說，我為誤導了人們而道歉。”

對我們這些過去十年來一直驚恐地看著一種集體幻覺蔓延的人來說，卡爾森的話或許會帶來某種宣泄感。那種集體幻覺認為，特朗普是一位偉人，而不是一個格外貪婪、情緒多變的江湖騙子。

過去十年里，保守派一直憤怒地堅稱，我們這位瘋狂的皇帝衣冠楚楚，而不是丑態畢露地赤身裸體。現在，終于有越來越多人同意，他顯然不適合擔任總統。事實上，一些曾經的特朗普鐵粉突然開始懷疑，他是否可能就是反基督者。

我完全贊成歡迎那些轉投反特朗普陣營的人。但是，如果你聽聽塔克和他弟弟之間的對話，就會清楚地發現，他們并不是在誠實反思自己在美國失常中扮演的角色，而是在發展一種新的陰謀論，用來為這一切開脫。

他們強烈暗示，特朗普已經被拿住了把柄，也許甚至受到了勒索和人身威脅，而脅迫他的，是一些試圖蓄意毀滅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或全球主義勢力。在塔克的播客中，巴克利描述了一套系統性削弱美國的進程：從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抗議活動，到大規模移民，再到如今與伊朗的戰爭。

“這不可能只是隨機事件的匯合，”巴克利說。“這顯然是有意設計的。顯然是一項長期計劃。”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德國在自己發動的戰爭中自取其辱，右翼民粹主義者于是接受了 Dolchstosslegende，也就是“背后捅刀神話”，把國家戰敗歸咎于猶太人。如今，當美國右翼面對不受約束的特朗普給美國帶來的那場完全可以預見的災難時，一些人正在制造一種新的關于猶太復國主義的“背后捅刀神話”，好讓這一切顯得說得通。

播客主持人西奧·馮(Theo Von)在譴責特朗普于復活節主日威脅要毀滅伊朗文明時說：“感覺他就是被以色列操控了，被那邊那個黑暗政府操控了。”

我不想淡化以色列在勸說特朗普發動這場災難性對伊戰爭中所扮演的有害角色。正如前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所說，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曾試圖勸說前幾任美國總統打擊這個伊斯蘭共和國，但只有特朗普虛榮且輕信到足以答應。美國與以色列之間親密無間的關系已經成為一種負擔，我們應該結束這種關系。

但是，使特朗普變成一個小丑般的瘋子，并且以暴力威脅為榮的，并不是以色列，不是猶太復國主義捐助者，也不是某個神秘的國際主義陰謀集團。如果第二屆特朗普政府比第一屆更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些曾被卡爾森妖魔化為“深層政府顛覆分子”的建制派人物已經全都離開了。特朗普一直就是這個樣子。他只是比以前在政治上更少受到束縛。

這位總統昔日的擁躉，如今對他們幫助制造出來的結果感到退縮，卻不愿承認這一點，所以他們編造出特朗普已經變了的說法。索赫拉布·阿赫馬里(Sohrab Ahmari)曾是MAGA式右翼民粹主義的代言人，如今轉向了一種精神分析理論，認為人會變成別人所說的那種人：“那個厭戰的民粹主義者特朗普，如今已經完全讓位于自由派對他的漫畫化刻畫：貪腐、反復無常、幼稚，是一個制造混亂的人。”阿赫馬里應該考慮一下，也許自由派從來就沒有把特朗普漫畫化。

一些MAGA變節者覺得有必要為自己過去的糟糕判斷找理由，這種需要也許無害，盡管令人惱火。只有當他們堅持制造替罪羊時，它才會變得危險。

正如杰森·曾格爾(Jason Zengerle)在他所寫的塔克·卡爾森傳記中指出的那樣，這位前福克斯新聞主持人的招牌動作并不是為特朗普辯護，而是猛烈抨擊特朗普的敵人。即便現在，卡爾森仍然固守他那種反對反特朗普者的立場，反復聲稱特朗普的進步派批評者痛恨美國，或者痛恨白人，或者兩者都恨。

他需要一種方式，把這種世界觀同無可否認的證據調和起來。正如他的弟弟巴克利所說，“特朗普帶來了一場戰爭，帶來了高物價，也帶來了苦難。”于是，他想象出一些陰謀者，認為是他們迫使特朗普做出災難性行動。卡爾森道歉時，道的是他在助長他們所謂陰謀中所起作用的歉。“這從一開始就是計劃嗎？”他帶著哀怨問道。

卡爾森常常語焉不詳，兜售影射，而不是直接提出指控。但是，如果你想感受一下他認為究竟是誰在毀掉美國，不妨看看他關于猶太裔記者凱瑟琳·蘭佩爾(Catherine Rampell)的一段古怪岔話。

他回憶說，蘭佩爾曾告訴他，她父親曾與棕櫚灘一家鄉村俱樂部發生沖突，那家俱樂部拒絕讓猶太人以會員或賓客身份進入。在卡爾森的敘述中，蘭佩爾的父親為了加入該俱樂部而提起訴訟。蘭佩爾后來澄清說，事情是她四歲的弟弟被排除在該俱樂部舉行的一場生日聚會之外后，她父親在報紙上發起了一場反對該俱樂部的行動。

卡爾森把這種要求被平等接納的訴求稱為“令人反感”，并指責蘭佩爾的父親試圖“毀掉一個并非由你建立的東西”。隨后，他開始談論某些“動態”，稱這些動態“絕對會造成重大后果，我們正在看到它們的影響，但沒有人會把這一點告訴我們”。于是，聽眾只能自行推斷出一種關聯：所謂咄咄逼人的猶太人與這個國家令人痛心的現狀之間，似乎存在某種聯系。

在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內，他的一些追隨者提出了一種陰謀論，用來調和特朗普政府笨拙混亂的現實與他們想要相信特朗普是英雄的愿望。你也許還記得，匿名者Q(QAnon)最初斷言，沉穩而令人敬佩的羅伯特·穆勒并不是在調查特朗普，而是在秘密與他合作，以打掉一個全球戀童癖網絡。正如匿名者Q的信徒喜歡說的那樣：“愛國者掌控著局面。”

如今，已經沒有多少人還相信愛國者掌控局面了。幻想破滅后，一些昔日的特朗普追隨者轉而訴諸一種更古老的陰謀論：真正掌控局面的，是猶太人。

現實是，真正掌控局面的，是特朗普本人：他并不是某個幻想出來的阿爾法男形象，仿佛正在下一盤十二維大棋；他只是一個情緒反復無常、靠真人秀包裝出來的江湖騙子，懷著一種近乎本能的欲望，要把自己觸碰到的一切都玷污。他從來就不是比這更好的人，也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操縱，自己就足以把美國的一切變得更糟。

米歇爾·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觀點版專欄作家，自2017年起為該報撰寫評論文章。她主要從偏左翼、女權主義的立場觀察美國政治、文化與社會議題，但也強調自己會主動尋找能夠挑戰既有判斷的報道對象。她長期關注的主題包括美國及全球范圍內威權主義的興起、進步派運動的狀態，以及性別關系的變化。

在加入《紐約時報》之前，戈德堡曾任 Slate 專欄作家，作品也曾刊登于《紐約客》（The New Yorker）、《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國家》（The Nation）、《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等媒體。她的寫作橫跨政治、宗教、性別、公共文化與國際社會議題，風格通常兼具政治評論、社會分析和意識形態批判。

她出版過多部非虛構作品。第一本書是《王國將臨：基督教民族主義的興起》（Kingdom Coming: The Rise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關注美國政治中的宗教威權主義，這也是她此后持續報道的重要領域。該書曾入圍海倫·伯恩斯坦新聞卓越獎（Helen Bernstein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之后，她前往印度、埃塞俄比亞、尼加拉瓜、波蘭等國進行報道，寫成《再生產的手段：性、權力與世界的未來》（The Means of Reproduction: Sex, Power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討論全球范圍內圍繞性別與生育權展開的政治斗爭。該書獲得了 J. Anthony Lukas Work-in-Progress Award 和 Ernesta Drinker Ballard Book Prize。后來，她暫時離開政治主題，寫作《女神式》（The Goddess Pose），通過俄羅斯瑜伽傳播者因陀羅·德維（Indra Devi）的經歷，探討健康文化以及西方長期以來對東方靈性的迷戀。

戈德堡也獲得過多項新聞獎項。2018年，她參與的關于職場性騷擾問題的報道團隊獲得普利策公共服務獎（Pulitzer Prize for Public Service）。同年以及2024年，她兩次獲得紐約女新聞工作者俱樂部（Newswomen’s Club of New York）頒發的 Front Page Award，類別為觀點/批評。2020年，她獲得希爾曼獎（Hillman Prize）的觀點與分析獎項。

個人背景方面，戈德堡成長于紐約州布法羅附近，在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取得本科學位，隨后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新聞學碩士學位。她也是 MS NOW 的電視評論嘉賓，目前與家人居住在布魯克林。

在新聞倫理方面，戈德堡明確承認，作為觀點專欄作家，她并不聲稱自己是客觀中立的；她的政治立場會影響她的大部分寫作。但她同時強調，自己始終追求事實準確和論證公平。這包括正確核實事實，在出錯時更正，不斷章取義地引用他人，也不刻意省略可能削弱自己論點的重要信息。她還表示，不接受政治組織提供的演講邀約或任何形式的報酬，并會披露潛在利益沖突。總體來看，她是一位立場鮮明、長期關注威權主義、宗教政治、性別權利和美國進步派政治的公共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