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奠定了戰后國際秩序的法理基石（國際論壇）

周 峰

從浩如煙海的庭審檔案來看，東京審判像一座龐大而權威的史料庫，形成了對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不可動搖的法律定論

80年前的春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處于開庭前的準備階段。時任美國副檢察官大衛·納爾遜·薩頓隨國際檢察團來華，專責調查日軍在華戰爭罪行，尤以搜集南京大屠殺相關證據為重。他們與多位南京大屠殺見證者面談，并得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舍監程瑞芳等多人的書面證詞。

不久后，薩頓再次來到南京調查取證，并將金陵大學美籍教授貝德士、鼓樓醫院美籍醫生威爾遜等西方人士，以及許傳音、伍長德、陳福寶、尚德義、梁廷芳等中國證人帶到東京出庭。這段尋訪證人、搜集證據的艱辛歷程，隨著近期薩頓檔案的陸續挖掘和梳理，變得越發清晰。

東京審判，之所以被稱為和平對戰爭、文明對野蠻、正義對邪惡的大審判，不僅是因為參與國家多、開庭時間長、審判規模大，更在于審判建立在法治原則基礎之上，遵循了程序正義，給予了被告充分的辯護權，絕不是日本右翼所謂的“勝者的審判”。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累累罪行，也在檢方的嚴密質證和日本戰犯的蒼白辯護中暴露無遺。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11名檢察官來自11個國家。其中，加拿大檢察官亨利·諾蘭，負責審理日本甲級戰犯、南京大屠殺元兇松井石根。如今，33冊3000多頁的“諾蘭檔案”影印版收藏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從中可以看到東京審判時控辯雙方的激烈交鋒。

松井石根在日軍進攻南京時擔任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應對南京大屠殺暴行負主要責任，卻在宣誓證詞中聲稱，“盡管我在南京之戰中小心謹慎，但在當時忙亂的情況下，可能有一些沖動的官兵干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暴行。事后，我聽說了士兵的不良行為，感到非常遺憾和難過”“12月17日進入南京城后，我才第一次從憲兵司令那聽到此事”。1947年11月24日，諾蘭就南京大屠殺對松井石根進行質證。在諾蘭的連續追問下，松井露出了破綻，表明他并不是進入南京后才知曉日軍的暴行。此前，諾蘭已對日軍第十六師團參謀長中澤三夫、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進行了質證，印證了松井在南京陷落后即知曉了日軍在南京進行搶劫和強奸等暴行，并證實了他作為日軍進攻南京的最高指揮官實際指揮著日軍。松井明知南京大屠殺暴行卻放任不管，最終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有罪，被判處絞刑。

從浩如煙海的庭審檔案來看，東京審判像一座龐大而權威的史料庫，形成了對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不可動搖的法律定論。盡管東京審判沒有追究以日本天皇為代表的皇族成員的戰爭責任，細菌戰和化學戰的戰犯亦在美軍占領當局的庇護下逍遙法外，使日本軍國主義的余孽未被徹底清除，但東京審判的正義性和歷史貢獻不可動搖、不容挑戰。

這一國際大審判，體現的是反法西斯同盟國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意志，維護的是二戰勝利成果，奠定了戰后國際秩序的法理基石，昭示著人類：正義、光明、進步必將戰勝邪惡、黑暗、反動。

(作者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執行院長)

《 人民日報 》( 2026年04月26日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