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偶像小姨

打記事起，小姨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蟲。小時候我那些不能跟爸媽說的糗事，全一股腦倒給她，她從不嫌煩，反而比我還來勁兒。后來我搬出去單住，工作再忙，雷打不動的是睡前那通電話，不絮叨半小時根本掛不掉。有陣子我心情跌到谷底，干脆賴到她家去蹭住。她那套房子就巴掌大，一室一廳，三口人擠里屋，硬在門廳給我支了張行軍床。我姥姥家明明寬敞得很，我偏要去添亂，現在回頭想想，那叫一個沒眼色。可小姨呢？從不皺眉頭，天天變著花樣喂我好吃的，晚上我翻來覆去睡不著，她就靠在床頭陪我瞎聊，把我的心結一個一個解開。俗話說“天有不測風云”，誰也沒想到，那么活蹦亂跳的一個人，說垮就垮了。

事情出在二〇〇一年秋天。那時我剛進劇組拍戲，小姨跑來探班，無意間念叨：“莉莉啊，我最近看東西老像隔了層毛玻璃。”我催她去配眼鏡，戴了一禮拜說好點兒了，可沒過多久又模糊起來。我硬拉著她跑了好幾家醫院，結果如晴天霹靂——惡性黑色素瘤，而且位置兇險，發現時已經不算早了。醫生私下跟家人交了底：這玩意兒轉移極快，最穩妥的辦法是把眼球摘掉。可全家上下對“黑色素瘤”四個字毫無概念，總覺得不就是個痣嘛，能有多厲害？尤其小姨那人心氣兒高到天上，一輩子追求完美，要是沒了眼睛，那還不如要了她的命。大家猶豫來猶豫去，誰都狠不下心做決定。

手術最終還是做了，但只是局部切除。等打開病灶，那瘤子已經長得比預想大得多，像一顆猙獰的黑豆嵌在眼底。術后醫生搖頭嘆氣，話里話外的意思我們誰都聽明白了，可誰也不愿意聽懂。那之后不到半年，病情就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惡化了。小姨住進醫院，從每天能坐起來吃半碗粥，到一天里有大半時間昏睡，再到意識時清時糊，像一盞燈油慢慢熬干了。我幾乎每天都去醫院報到，可說實話，我真是硬著頭皮走進去的。每次站在病房門口，隔著那扇小窗瞥見她蠟黃消瘦的臉，心里就跟刀絞似的。我得在走廊上狠狠做幾秒鐘臉部運動——咧咧嘴、瞪瞪眼，把哭相硬生生揉成一張笑臉，才敢推門進去。然后東拉西扯聊些片場的趣事，誰誰忘詞掉河里了，誰誰把醬油當可樂喝了，就像小時候賴在她床上嘰嘰喳喳那樣，只盼她能寬心一笑。

說來諷刺，偏偏那段時間我演的電視劇開始熱播，事業像坐了火箭似的往上躥。有一回小姨精神還好，拉著我的手說：“我們莉莉總算熬出頭了，可我不行了。”那句話像一把鈍刀子，來來回回割在我心上。我咨詢過無數專家，跑遍了大半個城市的醫院，得到的答復像復讀機一樣，每聽一遍心就涼一截。最后那陣子，小姨瘦得脫了相，連說話的力氣都快沒了。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這個日子我恐怕到八十歲都忘不掉——她走了，徹底離開了。

那天晚上我習慣性地摸起電話，撥出那個爛熟于心的號碼，聽到忙音才猛然驚醒：電話那頭再也沒有人接了。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啪嗒啪嗒砸在聽筒上。你知道嗎？那種感覺就像胸口被人活生生挖走一大塊，怎么填都填不滿。現在每次我在片場拿到片酬，總會買兩串糖葫蘆，一串吧唧吧唧自己吃掉，另一串舉得高高的對著天空晃兩下——雖然小姨再也吃不到了，但我總覺得她準在天上笑我牙上粘了糖渣，一邊笑一邊罵：“這傻丫頭，還是這么饞。”

可話說回來，如果當時我們多懂一點醫學常識，早點下決心做根治手術，結局會不會不一樣？如果我不是只顧著演戲，能多花些時間陪她去更權威的醫院，會不會還有轉機？可惜人生沒有“如果”，只有“結果”和“后果”。我們總以為來日方長，總以為那個最疼你的人會永遠站在原地等你，殊不知生命這趟列車，從來不會提前打一聲招呼就突然拐彎。你說，這世上還有比“本可以”更扎心的三個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