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要“交差”了！上面下死命令，多數村莊必須拿出創收成績單

家人們，最近村里有個大變化，估計很多人還不知道——咱們村的村干部，以后再也不好當了！

以前咱們提起村干部，印象都是啥？調解鄰里吵架、統計補貼、掃掃村里的衛生，只要不出啥大亂子，年底考核混一混就過去了，日子過得相對輕松。但現在不一樣了，上面直接下了硬命令，從今年開始，大部分村莊都得交出實打實的創收成績單，完不成任務，評優、績效、甚至能不能繼續當干部，都得打問號，嚴重的還可能丟飯碗！

可能有人會說，不就是搞點收入嗎，有那么難？真不是咱們想的那么簡單，這可不是隨便說說的口號，是有政策明文規定的，條條都是硬杠杠，容不得半點含糊。今天就用大白話，給大家把這事兒扒得明明白白，看看村干部到底面臨啥壓力，為啥突然要搞創收，還有哪些村子要被難住，看完你就懂了！

一、考核徹底變天：以前靠“不惹事”，現在靠“能賺錢”

首先給大家說清楚，這次村干部的考核，可不是小打小鬧的調整，而是徹底換了一套規矩，核心就一個：經濟指標說了算，創收成了硬任務。

其實從去年5月1日開始，就有苗頭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正式實施，這是咱們國家第一部專門管村集體經濟的法律，說白了就是明確要求：村集體得自己搞經營、自己負責任，不能再天天靠上面撥款過日子，不能再養成“等靠要”的壞習慣。

緊接著，《鄉村全面振興規劃 (2024—2027 年)》又定了硬目標：全國70%以上的村莊，必須有穩定的集體經營性收入，徹底擺脫對財政撥款的依賴。到了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又把要求細化了，明確到2026年底，村級集體經濟的經營性收入占比要大幅提高，考核的時候，經濟指標直接占大頭，各地也都跟著出臺了具體的考核細則，每一條都卡得很嚴。

這里給大家說幾個具體的數字，一看就懂，不是嚇唬人：

500人以下的小村莊，集體經濟年收入不能低于15萬元；500到1000人的村子，不能低于25萬元；1000人以上的大村子，直接要求不低于40萬元。而且，經營性收入的占比必須超過60%，要是低于40%，考核直接扣分，一點情面都不留。

還有更嚴的：年度收入增長率不能低于8%，要是連續兩年收入下滑，直接問責村干部。這些數字可不是擺著看的，直接和村干部的工資、能不能評優、能不能連任掛鉤——完不成目標，評優資格沒了，績效獎金泡湯，嚴重的還會被調崗，等于直接丟了“鐵飯碗”。

可能有人會問，國家為啥突然對村干部要求這么高？其實道理很簡單，都是為了鄉村能真正振興起來。以前很多村子，集體收入幾乎為零，村里修路、裝路燈、搞村民活動，全靠上面撥款，一旦撥款不到位，啥也干不了。這種模式，根本跟不上鄉村發展的腳步，沒有集體經濟撐腰，村里的公共服務搞不起來，村民的福利也沒保障，鄉村振興不就成了空話？所以國家這是逼著村干部，從以前的“維持會長”，變成能帶著村民賺錢的“致富帶頭人”。

二、獎懲雙硬：賺錢多能拿高薪，干不好直接問責

考核變了，村干部的收入也跟著變了，以前工資基本固定，干好干壞差別不大，現在是“多勞多得，優績優酬”，賺得多，拿的獎勵就多，可要是干不好，懲罰也毫不手軟。

給大家舉幾個真實的例子，一看就知道獎勵有多誘人：貴州德江平原鎮，2025年11月的時候，鎮里的強村富民集體經濟公司分紅，水車社區的黨支部書記喻勇，光激勵獎金就拿了3.8萬元，一年總收入達到10萬元，成了當地第一個“年薪十萬”的村干部，這收入，比很多上班族都高。

還有浙江常山縣，給村干部設了“收益獎”“創收獎”“突破獎”，這三項獎勵加起來，村干部的收入能翻好幾番；高州市也出臺了激勵辦法，從村集體增收的錢里，拿出一部分獎勵貢獻大的村干部，長坡鎮大石沖村的23名村干部，曾經一次性領到了4萬多塊錢的創收獎勵，大家干活的積極性一下子就提起來了。

但獎勵誘人，懲罰也不含糊。現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任期經濟責任追溯制度，村干部離任后，還要接受5年的審計，要是查出任期內造成村集體資產流失，不僅要把損失追回來，還會影響自己的養老保障，一輩子都受影響。

凱里市對村集體的資金管得特別嚴，每月對賬、每季度分析、每年審計，到了年底，還要組織黨員和村民代表一起評議，評議結果直接算進村干部的考核里，杜絕那種“寅吃卯糧”“坐吃山空”的短期行為。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的考核細則里，經濟發展占20分，其中產業發展和集體經濟就占了12分，完成目標拿基礎分，超額完成能加分，完不成就要按比例扣分，一點都不走過場。

安徽淮南大通區更直接，村級集體經濟收入達到30萬、50萬、100萬，而且經營性收入占比達標，村干部才能拿到相應的獎勵；要是收入不達標，不僅沒獎勵，還會影響評優晉級，等于干了一年白忙活。

三、創收有多難？三類難題，困住不少村干部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讓村干部搞創收，就是找個項目、賺點錢，不算啥難事，但實際操作起來，難倒了一大批村干部，尤其是那些偏遠、落后的村子，簡直是“難如登天”。

很多村干部私下里反映，他們搞創收，主要面臨三大難題，每一個都不好解決：

第一個難題，缺資金。很多村子本身就窮，村集體賬戶里幾乎沒什么錢，想發展產業、搞項目，連啟動資金都沒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就算有好思路，也沒法落地。想貸款，又沒有抵押物，銀行也不敢貸，只能眼睜睜看著機會溜走。

第二個難題，缺人才。現在村里的年輕人，大多都出去打工了，留在村里的，要么是老人，要么是婦女，懂市場、會經營、能干事的年輕人根本留不住。而且很多村干部，平均年齡都到52歲了，年紀大了，對新事物接受慢，不會用手機找項目、不會做市場調研，就算想搞創收，也不知道從哪兒下手。

第三個難題，缺思路。以前長期靠上面撥款過日子，村干部早就養成了“等靠要”的習慣，平時只負責處理村里的瑣事，從來沒想過要自己搞經營、找項目。現在突然要求他們帶頭賺錢，一時之間摸不著頭腦，不知道該搞種植、養殖，還是搞鄉村旅游，只能盲目跟風，最后大多以失敗告終。

更讓人頭疼的是，搞集體經濟風險太大，賺了錢還好說，大家皆大歡喜；可要是虧了錢，村干部就要被追責，很多人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寧愿不做，也不想擔這個風險。而且村干部要承擔經營風險，卻沒有相應的決策權和資源調配權，很多項目需要層層審批，等手續辦下來，市場機會早就沒了，干著急也沒用。

四、有人歡喜有人愁：創收路上，有人逆襲有人栽跟頭

面對這么硬的創收任務，各地的村干部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人靠著思路和實干，帶領村子逆襲致富，也有人盲目跟風，最后栽了大跟頭，真正是“有人歡喜有人愁”。

四川混撒拉村的黨總支書記，就做得特別好。他看到村里有不少芒果樹，以前都是村民自己零散種植、零散銷售，賣不上價，還經常滯銷。他就牽頭把村里的芒果產業整合起來，注冊了自己的品牌，統一管理、統一技術、統一包裝、統一銷售，一下子打開了市場，一年下來，芒果能賣1.5萬噸，不僅讓村集體賺了錢，還帶動周邊的農戶一起致富，村民們都特別認可他。

昭通市更是把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當成了縣、鄉、村三級書記的“一把手工程”，統籌各種資源，加大幫扶力度，2024年的時候，全市每個村子的平均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就達到了32.16萬元，其中收入超過100萬元的村子，一抓一大把，村干部和村民都嘗到了甜頭。

寧夏中衛沙坡頭區，還搞了“三重激勵”機制，把股金分紅、績效獎勵、養老補貼結合起來，一下子調動了村干部帶領村民搞產業的積極性。村民王玉賢，不僅能在村里的大棚務工賺錢，還是村里的“股東”，一年下來，光分紅就能多增收2萬元，日子越過越紅火。

但也有不少村干部，在創收路上栽了大跟頭。東部某省有個村支書，為了完成創收任務，沒做任何調研，就盲目跟風搞特色養殖，結果因為不懂技術，加上市場行情不好，不僅沒賺到錢，還虧了村里的集體資金，最后被問責撤職，一輩子的名聲都毀了。

中部某縣的一個村子，為了快速賺錢，把集體土地出租給企業辦廠，結果企業生產的時候污染環境，村里的水和土地都被污染了，村民怨聲載道，村支書兩頭不討好，既沒完成創收任務，又得罪了村民，最后只能主動辭職。

好在現在很多地方也意識到了這些問題，開始探索新的機制，幫助村干部破解難題。有的地方建立了容錯糾錯機制，允許村干部在搞集體經濟的時候，出現合理的失誤，不用一出錯就問責；有的地方給村集體項目提供擔保，降低融資門檻，解決缺資金的問題；還有的地方引進專業人才，手把手教村干部搞經營管理，幫他們找思路、找項目。

總結：這不是為難村干部，是鄉村振興的必經之路

說到底，讓村干部交創收成績單，不是國家故意為難他們，而是鄉村振興的必然要求。鄉村要振興，首先得有錢，只有村集體富起來了，才能有錢修路、建學校、搞公共服務，才能帶動村民共同富裕，才能讓咱們的鄉村真正有活力、有希望。

這次考核變革，其實是在倒逼村干部轉變觀念，從以前的“被動應付”變成“主動作為”，從“維持會長”變成“致富帶頭人”。這個過程，肯定會有陣痛，會有失敗，會有村干部被淘汰，但只要堅持下去，越來越多的村子會走上自我發展的道路，越來越多的村民會享受到集體經濟發展的紅利。

對村干部來說，這就是一場大考，考的不是會不會調解矛盾、會不會打掃衛生，而是考能力、考擔當、考智慧。能通過這場考試的，才是新時代合格的村干部，才能真正帶領村民過上好日子。

聊到這里，想問問大家，你們村的村干部，現在開始搞創收了嗎？有沒有好的思路和辦法？你們覺得，村干部搞創收，最難的地方是什么？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分享，也請大家點贊、收藏、分享，讓身邊更多人了解村里的變化，為辛苦付出的村干部加油，也為咱們鄉村的發展出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