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人也喜歡奇奇怪怪的電影

來源：《衛報》

譯者：Issac

校對：奧涅金

從最臟亂、破舊的電影院里讓人頓悟的夜晚，到星光下令人著迷的放映，諸位電影人和影評人一同回憶起了去電影院看電影時那種共同的興奮。

「你得坐在流浪漢沒撒過尿的地方」

邁克·李

在我還是個窮孩子的時候，尤斯頓有一家托爾默電影院，這是倫敦最便宜的電影院，甚至比其他地方的電影院都要便宜——兩先令一張票。這是一座經過改造的教堂，雖然臟亂差，倒也是不拘一格。這個電影院找得到什么電影，就會放映什么電影，無論新舊。

《豹》——原版影片，沒有字幕；《地獄機械舞》；《羅生門》；《瑞典混蛋》（暫譯，Svenska Flickor I Franska Sexorgier）。

《豹》（1963）

有的拷貝不完整，還會突然隨機地跳到其他影片，放映機也可能會起火。妙極了。就像是在上電影課。但你得坐在流浪漢沒撒過尿的地方。

「一支長矛從人群后面扔出來，釘在銀幕上晃來晃去」

蒂爾達·斯文頓

那是1980年。一張床單掛在肯尼亞基圖伊的一個村莊中間的樹上。當時放映的是一部質量糟糕的西部片，而放映機和發電機甚至還要更糟糕。這些都是兩個來自內羅畢的老家伙帶來的，他們每兩年就會從索馬里到坦桑尼亞巡回放映。數百名觀眾從很遠的地方聚集而來。

正放到酒吧槍戰的那場戲時，一支長矛從人群后面扔出來正中壞蛋的胸部，釘在床單正中間位置晃來晃去，直到片尾的浪漫擁抱。這真令人難忘。夢中神奇的電影院，隨時隨地都讓我們深感震撼——向星辰出發而復歸，無休無止。令人肅然起敬。

「沒有一絲快餐的味道」

肯·洛奇

我要說的不是什么狂喜的時刻，而是半個世紀前三個電影院的故事。努尼頓劇院是一個古老的雜耍劇場，聽說在它那褪色的天鵝絨座椅上還會有家畜。不管怎樣，對于快要成年的青少年來說，悄悄地去看《艷情輪舞》這樣的法國電影，是從工業化的中部地區逃去一個異國世界。

《艷情輪舞》（1964）

再來是五十年代后期的牛津的鳳凰劇場，和英格瑪·伯格曼、安杰伊·瓦伊達的電影，以及法國新浪潮第一次濺起的水花。最后是倫敦牛津街的學院，在那里我們一同享受了六十年代捷克電影帶來的樂趣：《嚴密監視的列車》《金發女郎的愛情》等等。這些都是有著美好回憶的電影院——而且沒有一絲快餐的味道！

「我的心一直懸著」

史蒂夫·麥奎因

我第一次去電影院是在倫敦的漢默史密斯劇場看《豪勇七蛟龍》。我記得我的手沿著墻邊摸過，驚訝地發現墻上鋪了毯子。西印第安人和西部片淵源頗深，所以和我父親一起看那部電影可是件大事。這部電影令人難以置信；聲音和影像帶來的嘈雜聲令人驚訝。我的心一直懸著。

《豪勇七蛟龍》（1960）

我還得說說二十年前圣馬丁巷的盧米埃爾影院（倫敦中心的地下影院，現在變成了健身房）午后場補放的《西北偏北》。你會下三、四層樓梯，感覺與倫敦的現實生活脫節了，然后發現自己身處這個華麗的橢圓形空間，就像是在鯨魚的胸腔里一樣。

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為觀眾創作了這部電影。他精心安排了他們的驚呼、尖叫，什么時候該向前傾，什么時候該往后縮。這跟在家看電影可不一樣，你不是坐在沙發上，會被電話、門鈴或去拿杯喝的而分心。這個地方充滿了活力，最后每個人都站起來鼓掌；就像我在洛杉磯的聚光燈影院看《貧民窟的百萬富翁》時一樣。

《西北偏北》（1959）

你能想象獨自坐過山車的感覺嗎？大多數時候你都是和其他人一起，大家都很興奮。這就是它令人興奮的地方。沒有什么比和其他人一起見證一個故事更好的了。這是一種集體性的東西，是人性的印證。我只是迫切希望人們能回到電影院。不然太痛苦了。我不希望這樣的體驗永遠消失——我絕對不是一個人。

「我想要永遠記得我在那一刻的感覺」

艾瑪·湯普森

1978年看《超人》的時候。那是一個超大的電影院。我們那時候17歲。這部電影令人興奮的，妙趣橫生，一波三折。但最罕見的是，女主角和男主角一樣有趣和鼓舞人心，盡管她不能獨自飛行。當我離開電影院的時候，我想要永遠記得我在那一刻的感覺。

《超人》（1978）

「在黑暗中，在陌生人之間，我完全變了」

薩拉·波莉

我20歲的時候在加拿大多倫多的一家電影院看了《細細的紅線》。我以好斗的無神論者的姿態沮喪地進入了影院，還覺得在電影行業工作是一件膚淺的事。離開影院時，我好像明白了信仰的意義，我不再悲傷，我希望有一天能拍出自己的電影。在黑暗的電影院里，在陌生人之間，我完全變了。

《細細的紅線》（1998）

「整個影院亮起了淡藍色的光芒。令人沉醉。」

史蒂夫·庫根

我還記得十月的一個晚上，我母親帶我和幾個朋友去當地的破舊影院慶祝我的10歲生日，我們一口氣看了《007之你死我活》和《007之女王密使》。現在想起來我還會起雞皮疙瘩。我們好似來到了萬里無云的沼澤地，看到了刺激的快艇追逐，隨后便是在約翰·巴里的最佳配樂下，看到喬治·拉扎貝和黛安娜·里格在瑞士阿爾卑斯山上滑雪。

《007之你死我活》（1973）

整個影院亮起了淡藍色的光芒。令人沉醉。而我媽媽卻睡著了。她怎么可以這樣？我還記得我走出影院時寒冷潮濕的夜色所帶來的現實的震撼。這確實是些愚蠢的電影，但那種童年的興奮一直伴隨著我。

精心構思的故事，一次電影體驗，這都是獨一無二的。在這兩個小時內，你可以給人們一次深刻的體驗，讓他們質疑自己，讓他們哭，讓他們笑，讓他們振作起來，讓他們看到希望。

「我們讀過書了，是不可能被嚇到的」

埃德加·賴特

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試圖復制我在電影中經歷的各種高潮。一次在薩默塞特當地的電影院的觀影經歷讓我難以忘卻，那天下午我碰巧在10歲的時候看了這部15+的《小精靈》。

《小精靈》（1984）

我和哥哥拿著《小精靈》的小說找到影院經理，解釋說，我們讀過書了，是不可能被真正的電影嚇到的。令人驚訝的是，他讓我們進去了。看電影時心潮澎湃，同時還想著我可能會被扔出去，這樣的激動是從來沒有過的。我仍在追求那種興奮感。

「一種純粹的人與人的交流形式，根植于欲望、神話和魔法之中」

拉斯洛·奈邁施

過去10年，電影院里安裝了電視屏幕，這在很大程度上抹殺了實際放映電影的真實體驗，我越來越懷念10多年前看到的斯坦利·庫布里克的《巴里·林登》的修復拷貝。

《巴里·林登》（1975）

這真的是發自內心的，也引人深思，同時對我來說，這再次證明了一件以工藝為基礎的作品的吸引力，它是在物質層面上制作的，每一次剪輯都經過了徹底的思考。那里沒有電腦的容身之處，只有一種純粹的人與人的交流形式，根植于欲望、神話和魔法之中。

「你可以聽到膠片在鏈輪上的咔嗒聲」

邁克爾·溫特伯頓

在我15或16歲的時候，我發現在蘭開夏郡的布萊克本有一個電影協會。它每周在圖書館頂層的一個小房間里放映一次電影。說實話，我不記得我在那里看的第一部電影是什么了，就記得他們策劃了一次德國電影展，所以我看的第一部可能是賴納·維爾納·法斯賓德的《恐懼吞噬靈魂》，或者是維姆·文德斯的《愛麗絲城市漫游記》又或者是沃納·赫爾佐格的《卡絲帕爾·豪澤爾之謎》。

《恐懼吞噬靈魂》（1974）

這些電影是在房間里的16毫米放映機上放映的，所以你可以聽到膠片在鏈輪上的咔嗒聲。每放完一卷膠片，就會停頓一下，燈亮起來，觀眾中有人站起來，再接上下一卷膠片。你身邊就坐著一個放映員，這會帶來一種簡單、機械又神奇的感覺——低成本、實景拍攝，常常由非專業演員出演，他們似乎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盡管簡單，但蘊含了他們感覺無需解釋的意義。

「完全的瘋狂和歡樂」

惠特·斯蒂爾曼

最棒的一次體驗是在紐約哈德遜河畔康沃爾的風暴王劇院里，當時正在進行圣誕節前的全卡通的兒童日場放映。那時，電影藝術達到了巔峰——完全的瘋狂和快樂。在哈佛附近的奧森·威爾斯電影院，我那當放映員的哥哥會把《兔八哥》拼接在一起：這是影院經理拉里·杰克遜的超級明星，它還引發了卡通電影熱潮。

然后便是我和我父親一起看的戰爭片：《最長的一天》《北京55日》，以及夏天乘船游覽時，在緬因州巴爾港豪華的標準劇院看了《祖魯戰爭》。我和我母親一起看了令人愉快的外國電影，比如《老爺車》《仁心與冠冕》和《意大利式離婚》。

《最長的一天》（1962）

但1971年，我在哈佛廣場劇院看了兩部電影，它們奠定了我的職業生涯：弗朗索瓦·特呂弗的《婚姻生活》和埃里克·侯麥的《克萊爾的膝蓋》。

「電影必須成為我們新社會的車頭燈」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在這些困難時期，人們害怕并渴望他們所謂的「回歸正常」。但是現在誰會說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掙多少錢或者我們值多少錢？沒有什么比我們所愛的人的健康和安全、普遍的教育、正義和對我們共同的家園——地球的關懷更重要的了。

也許現在需要扮演社會「車頭燈」的角色是藝術家，尤其是電影藝術家：表達主題和原則，以刺激和改變我們以前長期堅持的優先事項。「我們到底要去哪里？」諾瓦利斯說。「答案總是我們的家。」

「我幾乎無法呼吸」

崔茜雅·圖特勒（倫敦電影節的藝術總監）

在任何平臺上看一部好電影都是一種樂趣。然而，我最生動的觀影記憶絕大多數是那些我和其他人一起在黑暗的房間里看閃爍的光影、沉浸在故事里的記憶。我在一個郊區的購物中心里的三屏獨立小影院里看了彼得·杰克遜的《罪孽天使》。

《罪孽天使》（1994）

當十幾歲的朱麗葉和波林墜入愛河時，我被她們狂熱、癡迷的私人世界所吸引，幾乎無法呼吸；這是一次完全沉浸式的體驗，杰克遜和凱特·溫絲萊特口述了我的每一次心跳，同時電影把我拖向殘酷的結局。我知道結局是不可避免的。波林的敘述已經告訴我了。但恐懼壓倒了我。一條穿過樹林和巖石的小路。可怕的事情結束了，燈光亮了，但幾乎沒有人離開電影院。

我突然被波林一定感受過的所有情感所壓倒——突然地失落的同時又頭腦清醒，因悔恨而心痛。我坐在燈光完全亮起的電影院里，和陌生人一起哭泣。

「蝙蝠掠過月光」

卡梅隆·貝利（多倫多電影節的藝術總監）

我曾在多倫多電影節的羅伊·湯姆森音樂廳觀看奧普拉·溫弗瑞的節目，當時音樂廳里有2000人，令人頭暈目眩；人們因為阿米達普·巴強坐在我們中間而小聲議論。但我永遠不會忘記「泛非影展」（瓦加杜古泛非電影電視節）。在布基納法索，我和數百人一起坐在露天電影院里，同時蝙蝠掠過月光，明亮的銀幕讓我們沐浴在本土的芳香之中。我們成為了一個整體。

「我心里被臟亂的座位嚇到」

彼得·布拉德肖（《衛報》影評人）

1985年，我22歲的時候，我在紐約工作。一天晚上，我大膽地一個人去格林尼治村的威弗利劇院看了一部名為《血迷宮》的電影。雖然我是一只膽小的英國鄉下的老鼠，但我心里還是被臟亂、硬邦邦的座位、粘膩的地毯以及屈指可數的觀眾嚇到。

《血迷宮》（1984）

然后，電影本身甚至更嚇人——同時也讓我身臨其境，為之困擾。當丹·哈達亞飾演的陰險的酒吧老板吐了一加侖的血時，我覺得血已經從屏幕上流出來，在我腳邊令人毛骨悚然的泥濘地板上淤積起來。這部電影非常恐怖，它在我的腦海中與電影本體融為一體。當我回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科恩式的華威酒店時，我才完全意識到那次經歷是多么奇妙的光榮。

「她坐在我旁邊的貨攤上——光著腹部，戴著珠寶和面紗」

大衛·湯姆森（《衛報》影評人）

1949年，我8歲的時候，在圖廷的格拉納達看了《參孫與達莉拉》：我對宗教相關的沒什么印象了，但很害怕理發的畫面。所以我害怕維克多·邁徹拿著金剪刀，同時頭發掉在地上發出響聲。

接著，達莉拉來了，坐在我旁邊的貨攤上——光著腹部，戴著珠寶和面紗，散發著令人作嘔的香水味。拉馬小姐看著我，陰險地低聲說：「不要害怕，親愛的。」不，這不可能發生。但多年后，當人們發現海蒂還會電子發明時，我并不感到意外。

《參孫與達莉拉》（1949）

「我的的確驚訝地合不攏嘴」

哈德利·弗里曼（《衛報》撰稿人和專欄作家）

1991年8月必看的電影當然是《終結者2》。因此，在我當時的生活指南《帝國》雜志中那篇五星級影評的鼓舞下，我前往位于肯辛頓高街的奧德翁劇院。電影院擠滿了人。我并不感到驚訝。畢竟，《帝國》曾說過這部電影很重要。《帝國》說的沒錯。當T-1000穿過鐵柵欄時，我的的確確驚訝得合不攏嘴。

《終結者2》（1991）

那些由詹姆斯·卡梅隆創造的特技效果，完全——毫不夸張地說——讓我為之折服。從那以后，我看了很多電影，也看了很多CGI。但沒有什么能與第一次在大屏幕上看到這部電影相比。我覺得自己仿佛剛剛目睹了第一部有聲電影的誕生。在某種程度上，我的確如此。

「一輛失控的嬰兒車疾馳而下」

山·布魯克斯（《衛報》影評人）

八十年代，180電影院是薩里郡索普公園的游樂場景點。我13歲的時候參加了一次學校旅行。你站在圓頂下，盯著環繞的屏幕。這像是從過山車或滑雪頭盔的前部拍攝的主觀鏡頭。這么做的目的是沉浸式體驗；我完全沉浸其中。在壓軸戲中，一輛失控的嬰兒車從山上疾馳而下，奔上了一條繁忙的主干道。一輛卡車在最后時刻剎住了。這太讓人震驚了，以至于我臉朝下地摔倒在地。

「你幾乎能感覺到空氣都消失了」

安妮·比爾森（《衛報》影評人）

我曾在電視、錄像帶和DVD上看過杰克·克萊頓 1961年的電影《無辜的人》，但直到2015年布魯塞爾電影科技公司將它搬上大銀幕之前，我從未真正看過這部電影。

《無辜的人》（1961）

我第一次真正欣賞到了弗雷迪·弗朗西斯精湛的黑白攝影技術，完美的寬銀幕構圖和美麗的深焦攝影——所有這些設計都是為了嚇退你。所以，當鬼魂出現在吉登斯小姐身后的窗戶時，你幾乎能感覺到空氣都消失了，而所有的觀眾都在齊聲喘氣。這是電影涅槃。

「吸煙區和禁煙區都爆發出掌聲」

瑞恩·吉爾貝（《衛報》影評人）

當《奪寶奇兵》中的印第安納·瓊斯派緩緩一槍殺死劍客的時候，埃塞克斯哈洛·歐迪恩劇場的觀眾瘋狂地鼓起掌來：影院左邊的吸煙區和右邊的禁煙區的每個人都在藍色煙霧中瘋狂地鼓掌。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一個周末的晚上，我還是個11歲的孩子，當時我驚呆了。我從未在電影院聽到過掌聲。我一般不喜歡這樣。除非導演在現場，否則請克制自己。但那次不同——那是一種情不自禁的、發自內心的喜悅。還記得這些嗎？

《奪寶奇兵》（1981）

「人們尖叫著，哭泣著，互相抓著對方尋求安慰」

斯圖爾特·海瑞泰茲（《衛報》撰稿人）

我在英國一家座無虛席的影院里看了《殺死比爾》，它在一片寂靜中放映。兩周后，我來到韓國。我在韓國看了續集。區別就像白天和黑夜。當電影放映到第一個套路——烏瑪-瑟曼被射中的時候，全場一片混亂。人們尖叫著，哭泣著，互相抓著對方尋求安慰，直到片尾字幕才停止。我的老板后來告訴我，她真的覺得自己要吐了。她說這話是一種夸獎。

《殺死比爾》（2003）

「《驚聲尖叫4》是完美的紀念日的約會電影」

本杰明·李（衛報》美國版藝術編輯）

26歲的時候，我第一次墜入愛河。他聰明、英俊，討厭插隊，最具誘惑力的是，他還像我一樣，在青少年時期為想象中的第四部《驚聲尖叫》寫過同人小說。這是命中注定的。因此，我們結婚一周年紀念日的那個周末，恰好也是真正的第四部《驚聲尖叫》上映的時候，有趣而幸運。我的朋友們嘲笑我沒什么戀愛經驗，但對我們來說，我們年輕時癡迷于這一恐怖電影系列，感覺就像是完美的約會。

《驚聲尖叫4》（2011）

這也的確是一次完美的約會。不僅僅有著與一起長大的人物角色重聚的激動，同時也知道我們彼此都像對方一樣激動。在我十幾歲時，我習慣了一個人看電影，所以，在溫暖的春天的傍晚，在一個價格過高、人少得可怕的電影院里和他手牽著手，深深沉迷于一系列惡性和致命的捅刺中，是一次巨大的安慰。

「我根本沒有準備好迎接完全浸入式的創傷」

安德魯·普爾弗（《衛報》副主編）

當你在一場接一場的放映中磕磕絆絆時，參加電影節可能是一件苦差事——但它們也可能讓你收獲驚喜，尤其是當你通常在看那些你幾乎一無所知、甚至期望更低的電影時。比如那部「墨西哥狗狗電影」后來定名為《愛情是狗娘》并轟動一時；又或者是超級暴力的巴西黑幫事件變成了大家現在看到的《上帝之城》；拍過《死亡密碼》的導演也帶來了新作——由小胡伯特·塞爾比執筆的、本質上無比瘋狂的《夢之安魂曲》。但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2015年《索爾之子》在戛納的首映。

《索爾之子》（2015）

我模模糊糊地知道這是關于奧斯維辛的，但我根本沒有準備好迎接隨之而來的完全浸入式的創傷，這部電影完全不加掩飾地試圖重現納粹死亡集中營的慘無人道的噩夢。這是一次令人震驚的經歷；我到現在還沒恢復過來。

「只有理查·基爾和知了」

凱瑟琳·紹爾德（《衛報》電影編輯）

這不是旅途中最好的一天。錢包快空了。脾氣有點暴躁。我們離家已經很久（兩個星期半！）、很遠（希臘！）了。這是一個愚蠢的計劃，整天背著背包在38攝氏度的高溫下沿撒瑪利亞峽谷而下。你不能回頭。沒有樹蔭，也沒有咖啡。有個男人死在了回程的船上。

后來我們在帕喬科拉的戶外電影院看了《紐約的秋天》。天哪，這部電影糟糕透了，但又無比完美。

《紐約的秋天》（2000）

這個地方相當荒涼；只有我們，啤酒和希臘卷餅，知了和月亮，自鳴得意的理查·基爾，以及薇諾娜·瑞德飾演的瘋狂的女帽商，人們難以信服，卻又一下子愛上。多年以后，我們引用了這部作品。我曾經重溫這部電影，但那溫和的克里特人的威嚴已經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