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院里的人越來越少，我們還在關心什么？

文｜33

每次覺得電影市場不太行了，總想來電影節看看。不是去找答案，是去找點人氣兒。

今年的北京國際電影節，比預想中熱鬧。骨朵去的這場“從作品到人心，電影該如何抵達觀眾？”創作論壇，座位基本坐滿，人最多時靠近門口的位置還站了幾排。今年的設計有些不同，增設了“犀利十問”環節，請了四位普通觀眾上臺，和賈樟柯、理查德·柯蒂斯、陳英雄幾位導演面對面聊。觀眾代表報出自己一年看了158場電影，導演也老實說自己去影院的頻率，聊到流量明星、IP依賴這些老話題時，現場反應也很直接。整場聽下來，一個直觀的感受是：中國電影大概還不會死，關心它的人比想象中多。

但出了門，市場的寒意是真實的。票房增長乏力，資本變得謹慎，短視頻持續切割著觀眾的注意力，AI又在這時候成為變量。行業內外彌漫著一種“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的迷茫。

有意思的是，站在這個十字路口，臺上的創作者們反而安靜了下來。他們開始往回退，退到一些被反復問過、但似乎從未真正厘清的問題上：我們為什么還要去電影院？電影一定要“真實”嗎？IP和流量明星，究竟是在幫電影還是拖累電影？這些問題過去好像已經有了標準答案，但這一次，他們選擇重新拆解。

我們今天關心電影，到底在關心什么？是票房、技術、生存，還是電影作為一種讓人和人坐下來、一起看一個故事的東西，它到底還有什么不可替代的？這大概就是我們還在談論電影的原因。

誰還在為電影院買單？

“犀利十問”的第一個問題問得直接：大家現在看電影，更多去電影院，還是在家看？

四位觀眾代表舉牌，兩綠兩紅。北京大學元培學院的大一學生陳雙本選了綠色，他說自己去年高考結束后至今在電影院看了三十多次。金融行業的郭琦選了紅色，她一年看一百部左右電影，其中“真正商業放映大概五六部”，再加上資料館和北影節，影院觀影加起來三十多次，“其他更多原因還是找資源”。個體經營者古來讓選了紅色，“在家看的多，因為想看的很多，確實在電影院沒有途徑”。北京語言大學文化遺產專業教師劉明謙選了綠色，她專門數了2025年的票根——包括北影節、平遙、西寧——一共158張。

這些數據擺在一起，拼出的不是“觀眾還去不去電影院”的簡單結論，而是另一件事：影院觀影正在被分眾化。一端是劉明謙這樣的重度影迷，資料館、電影節是她的主戰場，一年一百多場，但這里面有多少是普通商業院線？另一端是陳雙本這樣的年輕觀眾，還在為商業片買單，但一年三十多次的頻率，放在十年前也不算高。而古來讓的“沒有途徑”也點出了一個現實：他想看的片子，在院線排不上。

中間的大多數普通觀眾呢？這個位置越來越空。

賈樟柯的回答，從創作者角度印證了這種分化。他說自己大多數在電影院看，但一部分原因是“我也是電影展的組織者，選片必須在影院大銀幕看”。他也坦言，“希望大家看完資源，有喜歡的電影還來電影院再支持一下。”這其實點出一個現實：連導演都知道，很多人已經習慣先看資源了。

英國電影導演、編劇、制片人理查德·柯蒂斯講了一個更具體的困境：在英國，看電影越來越貴。“過去5英鎊就能看一部電影，5英鎊就能看到一部5000萬英鎊制作出來的電影，這是一個很好的交易。現在看電影要20英鎊了，甚至80英鎊，如果一家人去看，還要開車、吃東西。”簡而言之，票價在漲，生活成本在漲，電影院的吸引力在降。

於水的觀察更偏感性。他說自己一年只看八到十部院線電影，“但是在家看不容易集中精力”。這句話反過來理解就是：影院的核心競爭力，某種程度上是“強制專注”。問題是，這種強制專注，值不值得觀眾付出越來越高的金錢和時間成本？

創作者的焦慮，很大程度上來自不知道誰還會為影院買單。一部分人還在，但在變少；另一部分人在，但消費的不是普通院線；還有一部分人想買票，卻買不到。剩下的，正被短視頻和流媒體一點點拉走。

這場討論沒有給出答案。但它至少把問題擺清楚了：電影院不再是所有人都會去的地方，它正變成一部分人的“特定場所”。這部分人是誰、有多少、愿意為什么樣的電影付費——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比任何一部電影的票房都更能說明行業的走向。

電影還需要“真實”嗎？

“犀利十問”的第三個問題是：短視頻里能看到很多真實的時刻，電影看起來卻越來越“假”了。

幾位觀眾代表沒有直接站隊。劉明謙給出了她的判斷：她不認為電影越來越假，但如果觀眾覺得假，“可能是因為作者不夠接地氣，沒有足夠的體驗，沒有對生活的觀察”。她舉了兩個例子——《宇宙探索編輯部》和《月光里的男孩》——都是北影節走出來的作品，一個講執著于外星人的編輯，一個改編自藏族作家的成長經歷。“盡管是康巴藏語電影，但我們會覺得非常真實。”她的結論是：電影假不假，取決于創作者夠不夠真心。

這個回答把問題拋回給了創作者。陳英雄接過話頭，做了一層更根本的區分。他說，需要把生活和藝術分開。生活是經歷，藝術是表達。電影里的“假”是制作層面的，但通過這種“假”的過程，反而能表達真實的情感和意義。

他舉了一個例子：父親去世時自己非常憂傷，但那憂傷本身不賦予死亡意義；可在電影里，一個父親的死亡可能具有強烈的意義，“這就是表達的作用”。換句話說，電影的真實不是素材級的，而是意義級的。

賈樟柯的回應更直接。他上來就反問：“誰說電影的使命就是真實呢？”在他看來，電影是每個人在現實世界帶給自己的想象、夢幻，最終是美學層面的。“導演不是調查記者，導演是做美學工作的。”他覺得這一問題的設問本身就有問題——把真實作為電影的首要指標，“跟藝術本身就有點南轅北轍”。電影珍貴的地方，是情感反映，是現實如何影響我們的情感、我們在情感上經歷了什么樣的波折。

但他也承認，短視頻確實在“體量層面”呈現了更廣闊的真實世界。卡車司機、偏遠村莊的農民、各種職業的普通人都在制造短視頻，“我們的創作觸角觸及不到生活每個角落”。這個事實倒逼電影人思考一個問題：電影的獨特性到底在哪里？

於水用他自己的創作經驗給出了一個答案。他是動畫導演，《浪浪山小妖怪》的創作者。他說，動畫本是一種疏離感很強的藝術形式，離真實生活很遠。但《浪浪山小妖怪》上映后，很多觀眾反饋覺得它“更現實”。他琢磨了一下：動畫角色不是真人，像“代數的X”，誰都可以裝進去。比如熊教頭抓著小豬妖當刷子刷鍋，真人電影不可能這么拍，但在動畫里觀眾覺得逼真。他把這個叫“神話現實主義”——離現實很遠，同時又離生活很近，形成一種反差感。

這場討論沒有否定短視頻的價值，也沒有堅持電影必須“真”到哪種程度。幾位創作者的共識是：電影不需要跟短視頻比拼“誰更真”。電影能做的，是用虛構的手段，組織情感和意義，抵達一種短視頻碎片無法承載的、有層次的情感體驗。至于觀眾吃不吃這一套，那得看創作者夠不夠真心，以及電影能不能把這個道理用自己的方式講出來。

AI來了，電影人該慌嗎？

如果說前兩個問題聊的還是電影的“老毛病”，那AI就是那個讓所有人措手不及的新變量。今年北影節的“新浪潮論壇”，主題就叫“新變量·新秩序——AI時代下電影人的破與立”。

博納影業集團影視制作部副總經理曲吉小江的實踐提供了一個切面。2023年《上甘嶺》劇組急需美術氣氛圖，美術指導用Midjourney出了兩張圖，“導演不知道是什么出的，但覺得很好、很快”。

2024年初，博納成立了AI制作中心，用AI跑科幻短劇《三星堆》。“你有一個想法，它幾天時間能給你生成，搭起來看一看”，快速驗證故事方向。對她來說，技術從來不是難點，難的是故事本身——怎么定義三星堆、怎么通過審查、怎么讓專家認可。AI的角色是“快速試錯”。

演員又是AIGC創作者吳漢坤的體驗更個人化。他用Seedance2.0做了一部參賽短片，預算只有1000元，花了近兩百個小時。“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一個人一臺電腦就能做出完整的片段。”這意味著技術門檻在降低，所有想講故事的人，門檻被拆掉了。

但AI的局限同樣明顯。易小星提到，電影導演協會推出的編劇大模型里，幾乎所有類型都有，唯獨沒有“喜劇”。“他們說喜劇這個類型AI還弄不明白。”易小星覺得這反而是好事：“如果AI有了幽默感，就代表它擁有了最寶貴的人性。那這個星球上不可能同時容納兩種高等生物。”他半開玩笑，到時候人類可能被關進動物園。

俞白眉從技術角度點出了更隱蔽的問題。他說大模型有“討好型人格”，“本質是服務者心態”。為了從用戶兜里掏錢，AI會順著你說，“這對創作者來說是非常嚴重的誤導”。他認為，AI可以幫助完成“seek”（搜索信息、羅列選項），但“select”（選擇、判斷）必須由人來完成。“人類過去的所有知識經驗，你習得的審美、對人類情感的那份敏感，是這些東西在起作用。”

吳漢坤從演員角度補充了一個細節。他給短片用自己的聲音配音，再用AI轉換成角色聲音。但那些特意加進去的破音、高音，“AI可能誤認為這個是失誤，幫我把它抹平了”。出來的聲音完整、不出錯，“但是沒了魅力，沒了表演”。他說，生活是很隨機的，而AI太平均了。

另一個繞不開的話題是分身倫理。俞白眉提到，好萊塢早就討論過一個問題：瑪麗蓮·夢露的后人如果把她的分身授權出去，觀眾會不會看到夢露去演情色片？她的個體意志是否被尊重？AI讓這個討論變得非常具體。

吳漢坤明確表示：“我不希望把我的臉授權給第三方平臺。”因為演員的表演是“靈”，是唯一生命體賦予角色的東西。但如果自己使用自己的分身做創作，他覺得可以聊。

俞白眉也分享了一個細節：他曾經用即夢生成了一條視頻，發出去后被太太默默撤回了，因為她不喜歡那一條。“夫妻之間都要取得每個OK條的認可，”他說，“如果這都不可能，那商業行為中的個體意志問題就更復雜了。”這些問題，在行業大規模采用AI分身之前，幾乎沒有被認真討論過。

俞白眉甚至反對“AI電影”這個概念。他說得很直接：“觀眾不想去電影院看AI電影。”易小星也同意：“整部電影是300元拍完，讓觀眾掏100塊錢的票價去看，觀眾肯定要罵街。”

在他看來，AI電影的問題不是技術行不行，而是“電影應該是值錢的”。他擔心的是，很多人覺得終于有了便宜的工具，就拿來拍電影忽悠觀眾，“這是完全錯誤的”。

不少創作者公開說過“AIGC來了就是IP時代到來”，俞白眉也很不贊成這個觀點。“因為故事沒有平權的時候，每年只有600個電影人有機會拍一部電影，我們拍電影的方式就是求最大公約數，最大公約數當然是IP。可6億人都拿起畫筆開始作畫的時候，還在找IP就不對了，因為所有人都可以做最大公約數。6億人里有4億人都在做孫悟空。IP重要嗎？相反，我認為在AIGC時代，最小切口特別重要。”

那些傳統電影因為門檻高而無法講述的、真誠的、小眾的故事，在這個時代反而更有機會。他說：“好不容易平權了，我們還要用最便宜的東西去忽悠觀眾，這個方向錯了。”

那么創作者該怎么做？俞白眉認為，越是用AI，越要警惕AI。他鼓勵公司所有人——包括財務、做菜的大姐——都學AI，但同時也強調，要回到傳統電影的那些基本功：構圖、色彩、人類為什么興奮為什么驚恐，“這些東西和AI毫無關系”。

曲吉小江說了一句更樸素的話：“人要永遠在場。”她舉例，成龍拍《傳說》時需要呈現自己年輕時的狀態，常規方法做不到，只能借助AI技術。但年過七十的成龍還是每天第一個到現場，陪著替身演員拍完所有戲份。“這是演員的精神，我們現在所說的人跟人工智能合作，人永遠不能缺席。”

說到底，關于“AI時代電影人該怎么辦”，沒人能給出一個標準答案。但有一點幾位創作者是一致的：AI是工具，不是主角。決定一部電影好不好的，從來不是它用什么技術拍的，而是拍它的人有沒有真心、有沒有東西想表達。這個道理，放在AI時代也沒變。

電影節的熱鬧總會散去，留下來的追問卻不會消失。觀眾還在挑選，創作者還在糾結，影院也還在那兒等著人進去。技術再新，最后落地的仍是人與人之間的一次對話。這大概就是為什么，市場再冷，也總有人愿意坐下來聊聊電影。